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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对区域合作的保守态度及原因

 

　　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东亚惟一的发达经济体。然而，在东亚区域合作这一重要领域中，日本的积极性却远远低于经济总量比其小得多的东盟国家，也落在韩国、中国后面。在东亚区域合作发展进程中，日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其他国家“推着走”的。一直到进入21世纪，日本的保守态度才有明显的转变。

 

　　日本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与东亚各国和地区有密切的联系，但长期以来其区域合作意识一直比较淡薄。这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不一样。美国为了对抗欧洲日益强盛的区域合作意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与加拿大实施了《美加自由贸易协议》，并于1994年建立了由美、加、墨（西哥）三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美国早期的对外经济战略取向是要主导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做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的旗手。但在欧洲区域主义浪潮的冲击下，美国转向务实主义，在继续保持其对GATT/WTO的主导权的同时，发展与巩固北美自由贸易区，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双轨”战略。

 

　　日本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在对外经济战略上，长期以来一直是面向全球，而非东亚地区。日本的对外投资和出口市场，主要在美国和欧洲，日本大企业更注重对美、欧的投资，因为在那里资本回报率更高。日本大企业的眼光是全球性的，而非地区性的。而从政府的贸易政策来看，由于长期实行“贸易立国”的方针，始终把注意力放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上，对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兴趣不大，态度消极。多年来，面临欧洲与北美经济区域化的迅猛发展，日本一直采取“不作为”的政策，没有自己的一套因应战略。

 

　　其实，日本是亚洲最早提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民间就提出建立“泛太平洋组织”、“亚洲经济合作机构”和“太平洋自由贸易”等设想。80年代末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时，日本又是主要发起国之一。那么，为什么日本在区域合作方面，态度如此保守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迷恋“雁行模式”和“没有协议的一体化”。东亚的经济奇迹是在以日本为“领头雁”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体系下产生的。这种“雁行模式”使东亚形成了“没有协议的一体化”，即在没有任何协定的状态下，东亚各国在市场力量推动下，被自发地纳入到一个以日本为首的区域分工体系。“雁行模式”使日本和东亚地区获得了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日本因此感到东亚地区“没有必要通过经济一体化协议来获取市场”，并且认为“如果追求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如FTA，将是有害的”。日本的这一信条直到20世纪末“雁行模式”解体才发生变化。

 

　　第二，要顾及美国的态度。维护日美同盟是二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对外政策，历届日本政府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东亚区域合作方面，日本不但不敢单独出面进行，甚至连说“东亚”二字都很慎重，而是言必称“亚太”。日本过去所提的各种区域合作设想，都是以“亚太”或“太平洋”为范围的，即一定要把美国包括在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官方也曾经有过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念头。但是，当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底正式提出建立包括日、中、韩与东盟在内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倡议后，日本官方又变得犹豫不决了，因为美国表示了强烈反对。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态度越来越谨小慎微，讳莫如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正是日本在东亚地区发挥其影响的大好时机。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并担当主要出资国的建议。此建议虽然得到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支持，但由于美国及美国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反对而流产。日本为了顾及美国的态度，又一次失去了参与甚至主导东亚区域合作的机会。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合作迅速发展起来。但日本态度并不积极，主要也是为了顾及美国的立场。

 

　　第三，自己的“身份”问题没有解决好。日本虽位于东亚，是亚洲的一员，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始终难以接受“亚洲身份”(AsianIdentity)。2000年，东京大学一位教授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只有23％的日本人承认自己是亚洲人。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没解决好“脱亚”还是“返亚”的问题。1886年（明治18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一书，给日本近代“脱亚”思想的形成带来巨大影响。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当政者推行的是“脱亚入欧”的政策。二战后，日本又与美国结成了军事同盟，全面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脱亚入美”。在日本国民中，以崇尚美欧为荣，看不起亚洲、看不起亚洲邻国的心态很普遍。日本有识之士曾指出，“在一百余年的历史中，因为无法摆脱看不起其他亚洲国家的习惯，今天的日本在很多方面蒙受了损失。”日本只有在美欧圈子中，才会说自己是亚洲国家，而在亚洲，则始终以自己是七国集团(G7)成员而自诩。

 

　　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一个半世纪中，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早已“西化”。所以，虽然日本地处亚洲，使用汉字、筷子，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更接近欧美，而不是东亚。在东亚，可能只有日本才有对确认自己“身份”感到困惑的问题。这种心态势必影响日本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兴趣。而且，即使政府对区域合作的政策变得积极了，只要国民的这种心态不改变，它仍将起阻碍作用。

 

　　第四，背负着“消极的战时遗产”。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曾致力于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帝国体系”。20世纪30年代更以武力来实施其征服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本对东亚邻国的武力入侵和暴行，在亚洲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由于日本对历史罪行不做深刻反省，不断有政客出来翻案，东亚邻国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予以谴责。日本与东亚邻国的关系常常出现危机。而这种情况在欧洲、北美是见不到的。日本背上了所谓“消极的战时遗产”包袱，认为如果搞区域合作，“可能会使其亚洲邻国想起当时日本帝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这种想法使日本在东亚合作中既不敢挑头，又不甘受制于人，心态十分矛盾，其结果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

 

（二）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各地掀起第三次地区主义浪潮。各种区域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东亚合作机制“10+3”框架的形成，东亚区域主义迅速抬头。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采取的“不作为”政策已难以坚守下去。1998年起，日本国内不断有呼声警告政府不要孤立在区域合作潮流之外。日本政府主管部门的思想随之出现转变。

 

　　以1998年为转折点，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转变大致可分为1998-1999年、1999-2001年、2002年至今的三个渐进的阶段。而1998年之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则是一个漫长的“非转变期”。做这样一个划分的主要依据来自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各个时期发表的各类白皮书、蓝皮书，从这些阐述政府政策的文件资料中，可以看到日本区域合作和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

 

　　1.1998年之前的“非转变期”

 

　　日本主管国际贸易和区域合作的主要有两个部门，其一是通商产业省(MITI)，2001年起改名为经济产业省(METI)，其二是外务省(MOFA)。从1948年开始，每年发表一部《国际贸易白皮书》（又称《通商白皮书》），至今已持续50余年。这是阐述日本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权威文件。半个多世纪来，《白皮书》始终推崇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贸易协定持否定态度。日本因此被国际社会称为“多边主义的积极推动者”。而日本学者却无奈地指出，整个冷战时期，日本只是全球多边体系的一个被动参与者，不得不服从于美国对该体系的主导。日本除了被动地忠于以最惠国待遇为代表的GATT原则外，别无选择，根本不敢触及作为GATT规则例外的FTA。说到底，是因为“日本想要建立一个不包括美国的区域联盟是一种禁忌”，这种思想在外务省一直占据统治地位。

 

　　但另一方面，日本也从GATT/WTO中享受到巨大的利益，而其所付出的代价（开放市场）却是微不足道的。这是日本拥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原因，即日本是既得利益者。

 

　　1998年的《国际贸易白皮书》被认为是“多边主义原则下最后一个版本”。这本“白皮书创刊50周年特刊”总结了二战后半个世纪中日本贸易政策的基本走向和经验，其结论是：“一个更加自由而且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于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遭受重创的经济的维持，60年代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走出一条新兴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以及70年代和随后的岁月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是十分必要的。”该书对FTA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持否定态度，认为FTA会削弱多边贸易体制，而地区经济一体化则会使贸易壁垒大幅增长。

 

　　通藏省的这一态度与另一个主管部门外务省是一致的。日本外务省于1998年4月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也强调“维持和加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变得日益重要”及“区域经济合作有可能导致世界经济的隔离，使之陷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中”等观点。

 

　　日本反对以RTAs/FTAs为代表的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真正原因是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经济的区域化进入新阶段。欧洲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现，使日本对这两个地区的贸易遇到了麻烦。由于不是这两个地区经济集团的成员，日本的商品必须缴更多的进口关税，这便是日本所称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为此，日本在90年代初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曾提出重新审查GATT第24条（有关RTAs/FTAs的规定），要求对其进行更加严格的约束。此举也使日本从战后长期扮演的“被动的多边主义”角色转换为“主动的多边主义”角色，即从被动地执行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到主动去维护甚至改变该规则。

 

　　2.1998-1999年的“转变开始期”

 

　　就在1998年《国际贸易白皮书》发表的同时，两条“黑船”分别从墨西哥和韩国驶入日本，其效果犹如19世纪美国“黑船”驶入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一样。后者导致了日本闭关自守政策的消亡，前者则使日本奉行半个世纪之久的崇尚多边主义而对区域一体化敬而远之的贸易政策发生重大转折。

 

　　1998年6月，一艘“黑船”从墨西哥驶抵日本，墨西哥贸易部高级官员访日，要求与日本政府商谈成立双边FTA事宜。另一艘“黑船”是由同年2月刚刚就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派来的。韩国新政府希望改进因历史问题而陷于麻烦的韩日关系，主动提出与日本建立双边FTA协议。通产省随即于1998年7月和9月进行了主管局领导和专家的讨论，对是否要改变长期坚持的以多边贸易体制为主的贸易政策和如何把握FTA、区域合作方向进行仔细研究，最后于10月5日写成一份重要报告，题为《推动战略性的贸易政策：以地区贸易协定为导向》（又被称为KONNO备忘录）。该报告指出，地区贸易协定对于建立地区间的政治联盟、经济上的规模效应和对多边贸易规则的有效补充以及多层次互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报告还建议对日本与韩国、东盟、美国以及美欧的邻国建立FTA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并提出把日韩FTA作为今后十年优先考虑的贸易政策。对此，日本学者评论说，“1998年10月5日这一天标志着通产省的贸易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即从原则上的多边主义转向有选择的双边主义。”

 

　　1999年3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韩，双方共同签署了“日韩21世纪经济议程”，内容包括投资推动、关税协议、知识产权等与FTA有关的安排。小渊在高丽大学演讲时说：“日韩两国能够在21世纪共同领导建立一个与欧盟在规模上不相上下的亚洲自由贸易区。"这表明，通藏省的政策转变已经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认可。与此同时，关于日韩和日墨FTA，已经分别开始了半官方商谈。

 

　　1999年的《国际贸易白皮书》对地区贸易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态度已从批评为主转向肯定为主。但对日本建立自己的双边FTA的表态，仍然比较犹豫，也没有提及任何有关FTA的设想。这表明对于政策的转变仍然是很谨慎的。另一个决策部门外务省的态度则更加保守。1999年的《外务省蓝皮书》中，对于RTAs/FTAs总体上仍持否定看法。日本学者评论说，“外务省在抛弃重要的多边贸易体制时比通产省更为谨慎，甚至有些畏缩。”

 

　　但是，日本政府部门的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很快就被从新加坡驶来的第三条“黑船”所改变。新加坡在1999年6月首次通过驻日大使传递了希望与日本建立FTA的想法。同年8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对来访的日本企业界代表团提出了非正式建议，并得到日方的正面回应。两国领导人随即同意进行联合研究。日本—新加坡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SEPA)直接从“准官方”层次上进入商谈程序，跳过了前两个协定即日韩自由贸易协定(JKFTA)和日墨自由贸易协定(JMFTA)所经历的第一个程序，即半官方商谈阶段。这是因为，日本觉得与新加坡签订FTA，较之韩、墨要容易得多。新加坡是一个几乎没有农业的城市化国家，日本不会遇到较多的麻烦，尤其在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上。JSEPA的问世，对于日本向区域合作方向前进起了加速器的作用。

 

　　3.1999-2001年的“转变加快期”

 

　　以1999年底同意研究JSEPA提议为标志，日本开始向重视区域（主要是东亚）合作的方向迈进，日本的政策立场也全面转向肯定FTA。2000年的《国际贸易白皮书》首次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做出积极的肯定，把它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负面影响的批评降到了最低限度，并指出，日本“在将一体化定位于以WTO为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补充的同时，也应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来扩大地区一体化的范围”。

 

　　与此同时，外务省也一改其批评地区贸易协定的惯常立场，在2000年的《外交蓝皮书》中，对其进行了赞扬，称其“不是壁垒”，“能促进开放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这表明，日本负责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两个主管部门的立场变得一致了。此外，日本工商界也表明了支持的态度，日本经济组织联盟(Kei-danren)发表了题为《敦促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协定：面向贸易政策的新范围》的呼吁书，这表明了工商界与政府部门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已达成共识。

 

　　这里还需要提及两件重要的事情，它们对日本改变对美国主导的WTO、APEC等多边主义框架的看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一件事是1998年APEC所遭受的重大挫折：APEC所推出的雄心勃勃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计划，因遭到许多成员（包括日本）的反对而流产。APEC是日本惟一参加并寄予厚望的区域合作组织。日本认为EVSL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不切实际的冒进主义。#p#分页标题#e#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下，APEC的许多成员根本顾不上贸易自由化，而美国从自己利益出发一味要通过超出许多成员承受力的该项计划，最终导致失败，APEC从此跌入低谷，影响大幅下降。日本对此十分失望，也对美国的做法心怀不满。此后，APEC成员纷纷转向寻求双边FTA，日本已心有所动。

 

　　第二件事是1999年西雅图会议的失败，WTO新一轮谈判的希望化为乌有。日本国内随之出现“WTO未必是自由贸易最好的舞台”的舆论。日本经团联等组织出面要求政府修改向WTO一边倒的贸易政策。同时，日本政府也发现，一直高调维护WTO体制的美国，正在加强地区保护主义。美国在竭力推动NAFTA的扩大，积极策划包括全美洲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美国奉行的是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并行的“双轨”政策，较之日本只支持多边主义的“单轨”政策更胜一筹，这促成了日本对一贯立场的反省。

 

　　此外，这一时期日本已经历了近10年的持续经济衰退。自1991年出现的衰退到1999年也未见好转。为了摆脱萧条，日本被迫进行对外经济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调整，使之有利于国内的经济结构改革。日本的目光开始转向东亚这个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不得不考虑自己将在已经开始的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

 

　　2001年，通产省进行重组，改为经济产业省。改组后继续发表《国际贸易白皮书》。2001年白皮书继承了前几期对FTA和区域合作所持的肯定态度，并开始对WTO多边体制的缺点进行了明晰的批评，指出了日本今后的政策方向：“WTO的协商机制变得愈来愈麻烦。单纯依赖WTO对于迅速有效实现日本经济的复苏这一国家目标已不再是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日本应当通过灵活运用不仅是WTO，而且还包括地区或双边的论坛等手段来发展其对外经济政策。”同年外务省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也持相同立场，并特别赞扬了已开始谈判的JSEPA将“能够超越WTO的水平，促进相关规则的准备”。

　2001年，除了日新协定已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日墨协定也进入准官方层次的谈判。日韩协定则在积极推动中。此外，日本—智利FTA也进入准备阶段，同时日本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泰国、台湾、巴西等建立双边FTA的构想也相继出现。

 

　　4.2002年至今的“转变完成期”和“FTA新时代”的来临

 

　　2002年1月13日，《日本—新加坡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SEPA）正式签署，这标志着日本真正开始实行其新的、有选择的双边主义贸易政策，也为日本的FTA政策建立了一个模式，其特点是覆盖面广泛和对农产品范围的妥协态度。实际上，日本从一开始起就以范围广泛的EPA即经济伙伴关系取代了FTA单纯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后与别的国家谈判或签署的都是EPA模式的协议。JSEPA在农产品问题的处理上独树一帜，它只规定日本取消所有2277种农产品中的486种产品的关税，而这468种农产品中有428种已在对WTO的承诺中取消了关税，剩下58种关税也几乎为零了，至于其他1791种农产品（约占全部农产品的79％）则根本不在协议之内。因为新加坡没有那么多种类的农产品，JSEPA还通过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杜绝了农产品的迂回贸易。这种“模式”使得日本既不必在协议内对绝大部分农产品取消关税，又没有把农产品问题全部排除在协议之外，从而满足了GATT第24条款所规定的条件，即除少量敏感产品外，不能把某大类产品排除在外。

 

　　JSEPA签署之后，日本—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也进入政府协商阶段。相比之下，最早提出的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却因困难重重而停顿了下来。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FTA计划却进展迅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刺激。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宣布在未来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使日本大为震惊。小泉首相随即于2002年1月对东盟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除了与新加坡签署JSEPA之外，还主动提出要与东盟确定“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JACEP）。以往的各种FTA或EPA都是外国向日本提出的，日本被动接受。但JACEP却是日本主动提出的，并且是由首相亲自推动的。这充分反映出日本对于中国领先一步的不安与焦急心态。2003年10月，日本与东盟正式签署了《日本—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宣布将在10年内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2年的《国际贸易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均高调肯定以FTA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政策。此外，2002年9月，经济产业省还撰写了题为《促进经济伙伴关系》的内部报告。同年10月，集中阐述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重量级报告《日本的FTA战略》由外务省公开发表。

 

　　除出台政策报告外，日本政府还组建了专门的机构来具体实施区域合作政策。2002年10月，外务省设立了课级FTA/EPA总部，并在经济局内设立FTA/EPA室。

 

　　2002年，日本完成了从推崇多边主义向有选择的双边主义的转变，并以JSEPA为标志，进入了FTA新时代。但是，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真正考验是在JSEPA签署之后的2003年才开始的，因为日本要与两个强硬的对手墨西哥和韩国在农业这个敏感问题上展开谈判。日韩谈判直至2005年仍未结束。日墨的谈判也持续到2004年才完成。

 

　　促成日本对外经济政策做出上述重大转变的主要因素，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所提及，例如，WTO多边体制问题突出，APEC遭到挫折，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等。这里还要再补充两个外部因素。

 

　　其一是美国因素。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美、日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消长。美国对危机的袖手旁观态度激起了东亚受危机影响国家的强烈不满，美国在东亚的声誉和影响力下降。相反，日本推出名为“新宫泽构想”的货币援助计划对受危机影响国家进行紧急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东亚国家对日本领导区域合作的疑虑。日本在东亚的影响力上升。日本自然看到了东亚国家希望由日本而非美国来领导区域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削弱了东亚的经济实力，不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美国便对东亚区域合作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加上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日本已不再是美国的强硬对手，也使美国能够允许日本去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说到底，美国既不愿意东亚经济过分强大，对其造成威胁，也不愿意东亚经济过于衰弱，使其得不到利益。金融危机正好给了日本在美国默许下对东亚区域合作施加影响力的好机会。这是促使日本转变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

 

　　其二是中国因素。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东亚地区的金融危机起了有力的稳定作用，赢得了东亚国家的普遍尊敬。中国积极支持东盟的核心作用，提出许多倡议，推动地区合作。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形成了鲜明对照，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发生了逆转。这使日本受到了强大的压力，有了紧迫感，不得不调整政策，巩固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如日本学者所言，“2002年日本迅速与东盟签署EPA协议，是对上一年宣布的中国—东盟FTA的应对，主要是出于害怕邻国削弱了自己在东亚的影响力。”

 

　　日本的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对日本的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是官方已经出台的区域合作政策，主要是外务省发布的《日本的FTA战略》；另一方面是日本正在拟订的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对策。

 

（三）日本在东亚地区推行的FTA战略

 

　　2002年10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日本的FTA战略》政策报告，正式阐明日本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立场，谈判和签署FTA的基本原则，选择主要谈判对象的依据和具体要求以及实施FTA战略的重点等。这一政策报告虽然不是专门针对东亚区域合作的，但由于东亚是日本推行FTA战略的一个重点地区，从中可以明晰地看出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政策与方针。

 

　　实际上，日本最早的FTA构想首先是由通藏省在2000年提出的。当年发布的《国际贸易白皮书》不但对FTA做了充分肯定，并且第一次提到了日本的FTA构想，即按照JKFTA（日—韩）、JSEPA（日—新加坡）、JMFTA（日—墨）和JCFTA（日—智利）的顺序来推进日本与这些国家的FTA谈判。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与方针的雏型。

 

　　《日本的FTA战略》报告涉及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提出东亚是日本实施FTA战略优先考虑的地区，日本要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二是阐明日本要对东亚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策略。

 

　　关于第一点，该报告强调要在已签署的日—新协定（JSEPA）基础上，以韩国和东盟为主轴，在东亚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以此促成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报告还提到日本应当认识到东盟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起的重要作用。而在FTA模式的选择上，报告强调使用覆盖面更广泛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模式，而不是单纯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其样板就是JSEPA。

 

　　更重要的是其第二点内容，即按对日本最有利的顺序来实施FTA，优先考虑的是韩国与东盟中的主要成员，包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四国（与新加坡已签）。报告指出，做出这样的选择有两个理由。一是经济方面，这些国家关税水平较高，贸易障碍较多，建立FTA后，双方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也较明显。二是从政治、安全和外交需要来看，这些国家对日本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而且也容易达成协议。其次考虑的FTA对象是东盟的其他成员，主要是经济落后的新成员。它们将在日本与东盟老成员达成的协议基础上，有条件地加入，最后扩展为日本与整个东盟的FTA。

 

　　报告刻意把中国排除在最初的考虑之外，其理由是中国刚刚加入WTO，日本首先需要对中国有没有切实履行“入世”时的承诺进行“监督”，再做打算。但报告也承认，无论从日中双边关系来看，还是从东亚一体化目标来看，把中国排除在外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只能放到最后阶段来考虑，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一个中长期目标，只有完成日韩FTA之后，才能“吸收中国”加入。

 

　　此外，报告还把中国台湾与中国香港纳入到日本的FTA对象中。关于中国香港，其理由是在日本与中国经贸关系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不能把中国香港排除在外。关于中国台湾，报告指出，中国台湾是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加入WTO的，与之建立FTA是符合WTO规则的。此外，2003年经济产业省发布的《国际贸易白皮书》，也提出要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纳入东亚一体化进程，把“10+3”扩大为“10+5”。事实上，日本早在2001年和2002年便通过民间机构与中国台湾开始建立双FTA的研究，但至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概而言之，日本在东亚的FTA战略是分四步走：第一步分别与韩国和东盟成员泰、菲、马、印尼四国缔结双边FTA（与新加坡的协定已签署）；第二步是以与东盟五个老成员（包括新加坡）的双边协定为基础，根据一定的加入条件，吸收东盟其他成员加入，从而完成与东盟整体的双边协定（JACEPA）；与此同时，在完成日—韩FTA之后，双方再共同探讨扩大地区合作范围的可能性；第三步是分别以日—韩FTA和日—东盟FTA为主轴，吸收中国加入；第四步是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拉入东亚合作进程，将“10+3”扩展为“10+5”，“实现更广阔的东亚一体化”。

 

（四）对日本的东亚FTA战略的分析

 

　　日本的这套东亚FTA战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后才出台的，体现出日本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政策和利益取向。这套FTA战略从客观上看，对推动东亚区域合作是有利的，日本分别与韩国、东盟各国和东盟整体建立FTA，有可能为未来构建“东亚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这些FTA一旦建成，将有力地促进东亚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进一步活跃地区经济，推动经济增长。但这套战略归根结底是为日本利益服务的。其目的是确保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权。另外，它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具体实施时会遇到很大障碍。

 

　　第一，出台FTA战略是为了确保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这从其精心选择FTA对象、确定先后顺序及将中国压后考虑等战略设计上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由于日本是东亚最强大和发达的经济体，与东亚各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也都保持顺差，在FTA双边谈判中是强势一方，有利于其取得控制权。把中国撇在一边，先与韩国，再与东盟各国和整体建立FTA，这种顺序也是为了有利于形成日本主导的地区合作格局。不过，这种一厢情愿的战略难免会碰钉子。首先是东盟坚持日本要与其整体谈判，而不是被日本“各个击破”。其次是与韩国的FTA谈判因双方分歧较多，无法达成一致而拖了下来，使既定顺序被打乱。最后是中国先于日本和东盟谈判成功FTA，也使日本的“主导权”受到削弱。

 

　　第二，把中国排除在优先考虑对象之外，是一大失策。现在，全世界都在抢搭中国经济快车，而作为近水楼台的日本却敬而远之。日本高官明确表示“近年内没有同中国就建立FTA进行谈判的打算”。日本将因此失去从贸易投资自由化中获益的许多机会。当日本最终作为后来者进入中国市场时，可能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到2004年底，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投资也在大幅增长，日中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FTA，对于日本来说，其效益要远远高于与韩国、东盟的双边FTA。另外，模型计算结果也证实，在东亚地区的诸多FTA方案中，只有中国和日本同时参加的FTA才能给双方带来最理想的经济利益但日本却对中国建立中日双边FTA的表示反应冷淡。在FTA战略中，又将中国放到最后考虑，其原因一是担心建立FTA后，中国商品将大量涌入日本，冲击日本的国内行业，特别是农业“有被完全冲垮的危险"。二是出于日本国内对华政策及区域政治利益的考虑。日本把中国视为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害怕中国抢夺日本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权。所以在与中国建立FTA的问题上显得慎而又慎。2005年5月18日，中国副总理吴仪访日时正式向日本建议尽快启动中日双边FTA进程，但日本态度并不积极。

 

　　第三，FTA战略实施将遇到种种障碍。首先是农产品障碍难以逾越。农产品开放是日本贸易自由化最大的障碍，涉及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很难在双边FTA中取得突破，最终还得要在WTO达成协议后才能解决，在日本与新加坡的EPA中，实际上农产品已被基本排除，所以才能签成。而在日本与墨西哥的FTA中，最终采取了对农产品课以低关税而非零关税的办法，这种不彻底的自由化显然影响了FTA的质量。另外，墨西哥主要种植玉米而非水稻，对日本农民最敏感的大米生产不构成威胁，也是一个带特殊性的有利因素。但与韩国和东盟国家的FTA谈判中，农产品便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尤其是东盟国家，盛产水稻、果蔬、林木和水产品，这正是其优势所在。如泰国是全球出口大米最多的国家，东盟要求日本彻底开放农产品市场，不会接受“墨西哥模式"。至今仍未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相反，中国与东盟的FTA，首先从农产品降税开始，这给了日本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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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劳务市场的开放。东盟人口众多，劳务输出是其强项，日本对此十分担心。在与菲律宾的FTA谈判中，菲方护士的准入颇令日本头疼。而在日—韩FTA谈判中，韩国的医生、护士进入日本医务市场，也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四，政治上的疑虑难以消除，也将阻碍FTA战略的实施。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修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韩国对日韩政治关系产生疑虑，国内反日情绪高涨。这也是影响日韩FTA谈判的一个因素。特别是2005年春天，日本政府不顾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批准出版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在韩国引发了强烈抗议。

 

　　综上所述，日本FTA战略的出台，对东亚区域合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实施中会有很多障碍。而日本急于要当区域合作主导者的心态及对中国的排斥态度，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健康发展会起负面作用。

 

责任编辑：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