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信息平台
中日经济技术研究会 | 北京唐藤经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中日通专题

    现有的很多改革思路,都吸取了我国前几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认为银行改革成功的关键也在于设计一个合理的步骤,从局部向全方位展开。但银行改革因强调的是以重视基本功能(投融资、价格发现、风险分散、流动性供给、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为本,而且应该是采取全方位的,协调灵活的改革模式。
 

  经过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尽管银行组织结构的改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市场的规模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以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无论是从资金的供给者还是从资金的需求者角度来看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占整个银行业贷款的市场份额高达56%,因此,银行业的表现,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对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如此,中国银行业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不良贷款的比例过高,核心资本严重不足,盈利能力薄弱仍然是现实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政府决策部门还是学术界和实务部门都认识到了中国银行问题的严重性和改革的紧迫性。海内外的学者和有识之士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改革方案,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首先,主张通过股份制的导入、股东结构的变化、财务重组和规范来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改造;另外,还有建议分拆国有大银行以促使竞争来提高银行的业绩;第三,发展地方政府银行,建立一种新型的官制金融模式。即通过利用规模的经济性和建立关系型的银行来提高竞争能力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第四,重开炉灶,发展国内民营银行,引入彻底的市场机制。第五,大力发展外资参股、合资和独资的银行,以此来分散集中在我国银行体系的风险,提高价值创造能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我国政府根据对WTO的承诺,为了能在2006年顺利地开放我国金融业,也正在尝试各种方案,并加快银行业改革的速度、扩大改革的范围以及提高改革的规模。

  
改革战略定位的三点疑虑


  但是笔者对目前银行改革存有三点疑虑:


  一是关于改革的方式。我国银行业的产权结构、不良资产、市场分割、一股独大等问题非常突出,很大程度上暴露出中国银行业固有的脆弱性。这次政府拿出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建行和中行的举措,正是为了恢复银行的价值创造能力,这的确是一件大好事,期望上市以后通过改变现有的股本结构来改善四大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公司的竞争能力。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注资后没有立刻伴随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例如削减机构网点,置换管理人员,导入及时纠正措施等,也没有进一步跟上利率市场化(价格发现机制)的改革,那么,这种花钱买来的股本形式和数量上的变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创收能力,反而会加剧国有银行道德风险的行为。中国企业上市的经验教训值得引以为戒。


  二是关于改革的内容。不少人认为,流动性保障功能(经营风险)在我国并不重要,因为政府承担着全部的挤兑风险,即国有银行实际上承担了无限责任,但是,笔者认为,随着中国金融业的不断开放,带给我国最大也是最紧迫的挑战不是由于银行的非效率和低收益所造成的信用危机,而是因为失去政府有效保护所引起的流动性危机。其根据有三,第一,目前,中国银行业的自由资产加上已经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仅相当于银行业全部不良贷款的四分之一,所以,存款救济十分困难。第二,开放会使外部对流动性的冲击更为频繁,挤兑风险大大提高。第三,认识不足,研究不够。尽管不少人也提出两者兼顾的改革建议,但却忽略了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功能改革的外部性问题,比如为了提高金融体系的价值创造功能,银行业经营范围的拓宽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做法会增加市场和流动性风险。如果银行业的风险分散、价格发现和公司治理功能还不到位,那么,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就会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最终反过来会遏制它价值创造功能的正常发挥。


  三是关于改革的步骤。现有的很多改革思路,都吸取了我国前几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认为银行改革成功的关键也在于设计一个合理的步骤,从局部向全方位展开。比如,先解决不良债务以恢复银行价值创造功能,然后再引入激励机制。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误区。银行改革同其他改革不一样,我们强调的是以重视基本功能(投融资、价格发现、风险分散、流动性供给、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为本的银行改革,而且,基本功能的发挥又具有很大的外部性,所以,银行改革不能是采取局部的,过于求稳的方法,而应该是采取全方位的,协调灵活的改革模式,以保证基本功能的有效发挥。否则,由点到面、按部就班、仅仅偏重某一个功能或事后补漏洞的改革方式,无法改变银行脆弱性的本质,造成为改革投入的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它会使人们丧失对改革的信赖和信心。

  
日韩“路径依赖”的启示


  为了更好地说明功能改革模式对我国的价值,我们对韩日银行改革再做一个比较。尽管金融危机所给韩国经济造成的创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远远地超过了泡沫经济崩溃带给日本的灾难,但是,运用了很多相同的改革战略的两个国家却收到了截然不同的效果。通过以下进一步的比较,我们即可以看到韩国银行改革成功经验中所包含的一些普遍性规律,同时我们更加会认识到银行改革战略的成败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


  相似的产业结构和政策与相似的危机处理方法韩国经济从表面上看与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韩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企关系的密切程度十分相似,这是因为韩国产业经济的发展战略和做法在很多方面都效仿了日本高度成长期的成功经验;其次,危机爆发以后,韩国金融业所面临的问题,如银行的流动性问题、过度竞争问题、道德风险问题、不良债务问题、投融资能力的再建问题等都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所面临的各种挑战非常相似;第三,两国政府在金融重建时所采取的战略不仅都一样,即同时进行多方位的改革(“big bang”approach),而且,在设计具体的制度体系和措施方面也都大致相同,如公共资金的投入,银行的国有化,不良债务的集中处理,及时纠正措施的导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方面,两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不同的传导机制导致不同的改革效果日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机制的主银行体系:即主要是通过实物抵押、互相参股和建立银企信赖关系来规避风险,实现投融资的功能,但这种关系容易导致投资过剩和资产泡沫。而韩国,则是通过政府干预下的信用配给来实现金融体系的投融资功能,虽然也造成了投资过剩,但没有出现资产泡沫。


  所以,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因为日本面临银行体系自我否定自我调整的问题,政府或外部的激励机制又没有韩国那么有力,所以,银行体系的结构调整(不良债务处理、重组等)的社会成本就远远大于韩国。因此,当政府对(事实上已经破产的)理索那银行注入公共资金时,股市虽然一定程度上回升,但却出现了问题越大的银行股价越高的怪现象,这大大增加了政府处理不良资产的成本。


  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对微观传导机制产生不同的影响韩国发生的货币危机是“因祸得福”,韩元贬值不仅提高了对外竞争力,而且,换来了温和的通胀环境,由此刺激了企业的投资动力,激活了金融系统的投融资能力。相反,日本的通胀率长期为负,加上日元不时地增值,抑制了企业的投资动力和收益能力,更加促使银行失去放贷的动力,从而加剧通缩的恶化。


  其次,韩国特有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结构有利于官制金融,韩国银行的数量相对于日本而言要少很多,大的财团对经济的贡献度比较高,中小企业相对比较少,利于政府主导的金融改革,所以,收效也较日本快。


  第三,日本特有的会计制度阻碍了银行的重组和改造的进程。日本一些大银行的核心资本很大比例上用递延税款资产在充当,有的甚至高达100%。因此,这种宽松的会计审核制度很有可能过高估计了问题银行的核心资本,直接造成了金融体系微观传导机制的严重扭曲。尤其是当通缩在加剧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就更大。

  
切忌顾此失彼顾全金融体系基本功能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银行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强调金融体系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和协调发展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上,而不是脱离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去偏重形式和规模的扩充或变化,否则,忽视金融功能谈银行发展就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浪费和扭曲。例如,银行业的产权改造固然很重要,但是,由此可能带来的过度竞争问题,也有可能反过来破坏产权变化所带来的好处,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


  其次,尽管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不良债务,重建银行的投融资功能和争取尽快地通过稳定性的标准(流动性达标),但是金融体系基本功能彼此互相关联,只要有一个功能没有正常发挥作用,那么,资金配置渠道就会受阻。因此,目前的改革不能拘泥由点到面的老方法,而应该是采取以功能强化为本的全方位改革。


  第三,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不应该从数量和规模上与外国看齐,而是应该根据(内生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互相抑制或互相促进的效果,来设计和修正今后的改革方案。由于双重代理的问题,由于监管的不对称性,更由于路径依赖的特征,外国的成功经验只能帮助我们强化某些功能的改革,但不能靠它改变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本质。


  第四,在法律和制度不健全、市场激励机制也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例如,像韩国政府那样,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挥政府监管部门职责等。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我国政府需要自身进行毫不留情的大变革,打击腐败行为,抵制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地方和中央的协调,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性。


  最后,由于银行内生的脆弱性,尤其是不良债务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由提高银行经营的稳定性所带来的流动性的约束,会抑制银行的价值创造能力和其他功能的正常发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疏通多元的融资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了。韩国之所以在金融危机后,它的实体经济部门没有受到像其他周边国家那样所遭受的沉重打击,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拥有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债市场。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