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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任何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困境。笔者认为，错误的财政政策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保守化，政治不稳定，领导集团执政能力的降低，则是导致财政政策失误的政治成因。以下将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  财政政策失误及其后果

 
　　以1992年为界，日本经济表现截然不同。在1981年至1991年之间，年均增长率为4.0％，但在1992年至2002年之间只有1.15％，而且，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波动比前一个时期大近三倍(表1)。这就是说，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不但增长非常缓慢，而且极不稳定。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以下从分析1992年至2002年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表2)人手来探究这个问题。这个时期的日本经济衰退大部分可归因于民间消费和设备(非房地产)投资的低迷。前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了1994年、1995年和1996年之外，都不足1％。后者跌落得更加厉害，有七年为负增长，只在1996年、1997年和2000年三年超过1％。民间消费特别是设备投资的跌落，表明日本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所谓“流动性陷阱”，指的是人们期待资本回报率下降幅度较大，以至于利率变动不受金融政策影响，投资不受利率影响。日本具有低消费、高储蓄的传统。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高投资率消化了高储蓄，弥补了消费需求的不足。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经济减速，使民间对资本收益率的期待大大降低，导致储蓄规模远远大于投资规模，尽管均衡真实利率已经变成负数。民间消费和投资停滞，导致内需严重不足，物价下跌。自1992年以来，日本的物价总水平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并从1995年起进入了一个通货萎缩的世界。

 
　　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言，政府消费和公共投资的重要性仅次于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从泡沫经济高潮的1990年至2002年，政府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除了1997年、1998年低于0.3％外，其余各年均在0.34％-0.74％之间。波动较小，意味着政府消费是刚性的，受政策和经济的影响较小，从而不可能是一个决定经济起伏衰退的重要因素。与此相反，公共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起伏较大，1992年高达1.11％，次年下降到0.68％，1994年变成负增长，1995年又回升至0.63％，此后除1998年接近零增长外，年年为负增长。事实上，公共投资的波动，反映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徘徊于凯恩斯主义的积极扩张财政和保守主义的紧缩财政政策之间、而终以后者占据上风的事实。

 
　　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来看，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有必要实施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如克鲁格曼所言：“凯恩斯主义对衰退的通常和基本的反应是货币扩张。但是，凯恩斯的担心甚至在有些时候仍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当衰退失去控制、恶化为萧条的时候……‘居民’只会把任何货币扩张加入他们的储蓄。这种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被称作‘流动性陷阱’。凯恩斯主义对流动性陷阱的回答是增加政府支出。”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陷阱”，决定它有必要实行刺激景气的积极财政政策。所谓积极财政，就是国家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进行投资，或者通过减税以增加民众的购买力。期待通过投资和消费乘数效应，维持或刺激社会的总需求，恢复民间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拉动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认为，在发行国债投资和减税这两个积极财政政策之间，在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前者更为有效。这是因为在对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居民非常可能把减税后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之所以可能通过国债投资等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是因为在一个低利率和通货紧缩的世界里，国家发行债券不但成本较低，而且不会导致利率上升，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国债发行把沉淀在银行储蓄账户里的资金动员起来，否则它们将继续在银行那里沉淀下去。国债投资及其产生的乘数效应，将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这就是所谓国债投资的“挤入”效应。国家虽因发行国债而产生较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但同国家在经济危机面前无所作为、听任经济继续滑坡所带来的损失相比是值得的。而且，随着经济在财政刺激的帮助下复苏，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将得到控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当国家经济陷入率、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失灵的“流动性陷阱”时，中央政府可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这样做是国家的失职。

 
　　日本政府确实在1992年至1995年期间实施了七个以国债投资为核心的积极财政计划。但是，除了1995年的两个计划外，其余的五个计划都缺乏力度，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根据波森的研究，1992年至1995年，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用于刺激需求的积极财政计划总规模达56.4万亿日元，年均近16万亿日元，约相当于GDP的3.3％。然而，真正利用新发国债、超出正常预算规模进行的公共投资，远远低于宣布的投资刺激计划数字。但唯有这类超出正常预算规模的公共投资，才具有凯恩斯主义的扩张财政的刺激需求的作用。波森把这样的公共投资支出称作“新鲜水”。根据他的估计，由“新鲜水”进行的公共投资在GDP中占的比重在1992年为0.9％，1993年为1.4％，1994年为0，1995年为2.2％。对于萧条多年的日本经济来说，这样的财政刺激力度显然是不够的。

 
　　更致命的原因是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财政政策缺乏一贯性，自相矛盾，在扩张和紧缩之间徘徊。最明显的失误出现在1995—1998年期间。在1994、1995年经济年增长率超过2％后，1996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上升至3.6％，给人们以经济复苏的希望。1996年的经济强劲增长是实施两个政策的结果。一是民众对消费税率提高而提前消费产生的效应。日本国会于1994年11月通过了减少5.5万亿日元的个人所得税临时法案，同时承诺个人所得税减收部分，将通过从1997年4月1日起调高消费税率(从3％调到5％)进行补偿。尽管这个决定的财政效果正负相抵，但从所得税减税到消费税增税之间的时间差，却产生丁刺激当时消费需求的效果。民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1993年的0.97％上升到1994年、1995年、1996年的1.28％、1.28％和1.48％。在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决定中，还包括这样一项内容，即所有的住宅项目在建设期间的支出，只要它们是在1996年9月之前签约的，都将按照3％的消费税率缴税。这个政策导致1996年的房地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达0.65％，远远超过9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其他一年。

 
　　1996年经济大幅度增长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1995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力度较大。日本政府于1995年4月和9月先后宣布了总额为4.8万亿和12.8万亿日元的财政投资刺激计划。在截至1995年底日本政府公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唯有这两个计划的“新鲜水”所占比重超过50％，分别占GDP的0.6％和1.6％。由于这两个计划的实施，1995年日本在税收收入比原初预算减少3万亿日元的情况下，依靠增发国债，使该年的预算总支出(包括原初预算和补充预算)，比原初预算多了7亿日元。这些财政刺激支出的分配是：公共工程4.98万亿日元、教育和科学0.72万亿日元、杂项1.1万亿日元。时任经济企划厅长官的宫崎勇预计：“1995年超过8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足以使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在未来的12个月增加2％，如果这些支出计划得到恰当的贯彻的话。”

 
　　1996年的日本经济强劲增长证实了宫崎的预见。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1995年公共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1994年的-0.16％升至0.63％。与此同时，民间设备投资的贡献率也从-0.16％上升至0.44％，并在1996年和1997年达到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最高水平1.39％和1.17％。民间消费的贡献率在1995年和1996年分别达1.02％和1.37％。同时，利率持续下降。这些事实说明，积极财政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民间消费的乘数效应和投资的“挤入效应”，带动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全面增长。波森指出，在1995年后半期和1996年前半期，日本在经济结构、金融市场改革等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这期间，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国民对提高消费税率的预期之外，别无任何其他政策因素作用于经济。而净出口在这个期间受日元升值的影响而呈负增长。因此，1996年经济强劲的增长，可完全归功于1995年财政刺激政策以及消费税率上升预期产生的消费需求刺激。

    然而，日本政府在经济步入复苏的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了180度大转弯，财政政策从扩张转为紧缩。1996年的原初预算和补充预算合计支出为77.77万亿日元，低于1995年的预算总支出78.03万亿日元。由于1996年的GDP在1995年的财政刺激计划作用下扩张了3.6％，所以1996年的预算支出规模相对于GDP。而言，实际上大大低于1995年的预算支出规模。而且，就是在这个相对规模已经缩小的支出预算中，还有5.16万亿的日元被转移到“储备”（即在1996财政年度没有使用的资金）的账目下。这些“节约”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对公共工程投资的削减。1996年的公共工程投资预算支出比1995年减少了3万亿日元。1997年的预算继续紧缩，其名义支出额为77.39万亿日元，公共项目投资预算被进一步削减了1.5万亿日元。1997年4月1日，日本政府按计划把消费税率从3％提升到5％，对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日本经济而言，可谓雪上加霜之举。

　　结果，199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骤然减速为0.6％。GDP各要素的贡献率除了净出口和民间存货外，一律低于1996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由1996年的1.48％变成-0.43％；房地产投资从0.65％变成-1％；公共投资在1996年和1997年连续两年为负增长。民间设备投资对CDP的贡献率，由于公共投资拉动的滞后效应，在1997年仍然保持1.17％的水平，但在1998年即转为负增长。日本经济在1998年萎缩了1％，成为战后经济最萧条的一年。1998年之后的日本经济在1999年小幅回升后，2000年获得了3％的增长，但在2001年再度出现负增长。2002年以来的日本经济似乎只有依赖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获得增长。可以说，日本由于政策错误，错失了借1994—1996年的经济回升把国民经济推入可持续性增长轨道的良机。对此，波森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评论：“日本经济从1996年的强劲增长中逆转，只能归因于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包括不计后果地实施提高消费税率的做法。这是因为，在1995—1996年期间，没有任何其他重要因素发生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在这时(指1997年——引者按)并没有伤及日本经济，因为净出口获得了增长。此外，国会也没有通过任何可能导致增加市场配置扭曲程度的规制或增加对特殊利益集团进行保护的法律，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如果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也是因为1996年的强劲增长而有所改善(尽管本质不变)。财政政策既起了扩张经济的作用，而当它被误用时，又起了萎缩经济的作用。”

　　
二  财政政策失误的政治成因

　　如果说财政政策失误是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一千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日本政府会制定错误的政策?两位日本经济记者在其1999年出版的题为《检讨经济失政：谁做错了，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做错了?》的著作中，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书考察了第二届桥本政府从1996年11月成立到1998年7月因经济失败而下台的“经济失政”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经济失政”是其意识形态保守化和政治乱象的结果。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日本经济意识形态的主流发生了变化，即从强调政府干预市场的“发展型国家”和凯恩斯主义，向倡导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经济学的转变。另外，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自民党长期执政时代也告终结，日本政坛进入“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短命内阁时期。在政治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的情况下，执政者往往多从如何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政策，经济理性让位于短期的政治利益，依靠符合保守主义、“政治正确”的政策或动作来提升自己的声望以保住政权。

　　桥本政府正是如此。他在其第二届内阁成立(1996年11月)后的首次国会施政演说中，宣布将进行行政、财政、社会保障、经济、金融和教育等六个方面的改革。桥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自民党内的统治基础很弱，因此必须在实际的政策运营中表现出领导能力。为此，他将财政改革、行政改革等难度极大的问题作为其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桥本采取的战术是把财政改革和行政改革作为加强政治向心力的手段，这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族议员”的能量被抑制，遭到国民强烈批判的公共事业被削减，日本开发银行与北海道、东北开发金库合并……尽管桥本集团感到有随时可能被取代的压力，但这时自民党内并无要把桥本拉下台的迹象。最明显的是这个时期的桥本内阁国民支持率保持在50％左右的高位。

　　桥本财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削减和调整财政支出，特别是那些历来被视为“圣域”(如公共工程)的财政支出，以达到削减国家债务和平衡预算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长期国策之一。在此有必要稍稍回顾一下战后日本的财政发展。1952年至1965年，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得以避免财政赤字。但在1965年经济出现衰退后，日本政府于1966财年发行了专门用于公共投资的建设国债以刺激经济。70年代初在石油危机的外部冲击下，采取更加积极的赤字财政以刺激经济。从1975年起到1989年，除了发行建设国债外，年年还发行纯粹用于填补一般政府支出赤字的特例国债。日本财政变得严重依赖国债。例如，1979年财政支出中有35％的资金来自于国债收入。从80年代初开始，削减债务、平衡预算成为日本财政改革的长期目标之一。这个目标在80年代后半期因经济增长、税收增加，而使支出持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1989年的预算是自1975年以来首次不发行赤字国债的预算。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开始实施财政扩张政策，通过增发国债来维持政府消费和公共投资。预算的平衡状况从1990年的盈余达CDP的2.9％，转变为1995年的赤字达GDP的3.6％，累积国债余额占GDP比从61.4％上升到76％。

　　毫无疑问，财政赤字和累积债务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但不能不顾经济衰退的现实。桥本政府的错误在于，误导国民相信他的紧缩财政政策既能达到削减赤字和债务的目的，又能促使经济恢复景气，鱼与熊掌兼得。1997年1月，桥本召集官房长官、大藏大臣、总务厅长官、企划厅长官，中曾根、竹下登、宫泽喜一、村山富市前首相，武村正义前大藏大臣，自民党和社民党主要领导人开会，讨论财政结构改革问题。在会上，中曾根表示：“财政重建需要种种社会和政治成本，积极和消极都有。关键在于如果内阁团结一心、决不退让地进行财政重建改革，那么，股价就会上升，景气就能变好。如果半途而废，则将全盘皆输。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大事。”竹下登这位公共事业族的领袖在会议上也表示：“为了重建财政，国家预算支出必须年年递减。”宫泽历来倾向积极财政，但这时也说：“金融时报的元旦社论指出，日本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是财政重建，而是改善经济的体质。对此我不敢苟同。”社民党负责人村山附和道：“虽然大家都说消费率提高、特别减税停止和医疗费负担提高增加了国民的负担，但真实的情况绝非仅仅如此。多党联合政府应当把这一点向国民讲清楚。财政重建的问题决不能再往后拖了，现在正是痛下决心的时候。”武村则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凯恩斯主义。他说：“虽然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财政政策当作刺激景气的工具来使用，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应当终结了。经济大混乱时另当别论，通常的景气变动财政应当保持中立。股价一有跌落，便搞景气对策，财政重建将一事无成。”最后桥本总结道：“公共投资并非圣域。该缩减的就得缩减。关键在于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关于这一点，还请执政党特别是自民党鼎力支持。”

　　在财政重建优先于景气刺激这一点上，桥本政府还得到了大藏省官僚和众多经济学家的支持。大藏省财政制度审议会属下的众多鼓吹财政重建的经济学者参与的“基本问题小委员会”，于1995年12月发表了《关于财政基本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彻底否定了凯恩斯主义，指出：“为应对经济不景气而采取凯恩斯财政扩张政策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了。最近，主要发达国家对实行凯恩斯财政政策的弊害已有清晰的认识。”日本的两大日报《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也发表社论支持财政重建。前者在1997年元旦发表的社论中强调，“政府必须急速从国债依存的体制中脱身，通过能够确保财政规律的财政健全化法案。”后者同年1月21日的社论指出：“公共投资的持续增长必须停止，有关公共事业的长期计划应当从零开始。”时任大藏大臣三冢不无夸耀地宣布：“1997财年是日本财政结构改革元年。”#p#分页标题#e#

　　在政府、官僚和学界关于财政重建优先的呼声中，异议虽有但声势不大。例如，1996年12月《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空前的通货紧缩》的专栏文章。该文警告说：“政府一方面发出了可能要调整景气的信号，但另一方面财政当局又做出在岁人和岁出两个方面都要强力收缩的政策……强度如此之大的财政紧缩在别的国家是见不到的。1997年的实际增长率势必因此转为负值，战后最大级的景气后退即将降临。在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局面下，财政政策朝着紧缩的方向进行的大转换，在时机上恐怕是个不智之举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财界的主流意见也是要求政府进行财政扩张干预，反对政府的财政收缩政策。”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一再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它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以减少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例如，克林顿政府对桥本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十分不满。1997年12月13日克林顿在致桥本的信中这样写道：“请允许我再次向首相请求采取有意义的景气刺激政策。如果日本在来年的预算中，采取强有力财政措施刺激内需的的话，将有助于解决亚洲甚至世界经济的停滞问题。”

　　1997年日本经济的发展让那篇匿名文章不幸言中。面对紧缩财政后出现的一片萧条，自民党政调会长山崎就财政重建改革的时机问题反省道：“虽说财政结构改革是必须做的事情，但做的时机太早也是事实。同时踩刹车(紧缩财政)和加速度(刺激景气)是不可能的。可是，桥本政权只知一味固守财政重建，而我们也被它拖着走。”1998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日本长期举中大败，桥本政权垮台。取代桥本的小渊惠三政权再度采取刺激景气的积极财政政策，使经济在1999年增长近1％之后，2000年达到3％的高增长率。然而，2000年4月30日接任首相的森喜朗，在经济政策上一事无成。2001年4月上台的小泉政府，在白民党内的基础很弱，故而一开始便在国会唱起改革高调以占领政治上的制高点：“暂时忍住痛苦将来才有希望”、“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发展”、“没有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在森喜朗和小泉首相任内，财政再度紧缩，经济随之在2001财政年度出现负增长。2002—2004年，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超过了2％。但这首先必须归功于来自中国、美国等的国际需求的拉动，其次才是结构改革的进展。日本现在依然面临着货币萎缩、银行贷款和土地价格下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日本仍然没有完全走出“流动性陷阱”，经济发展前景依然不明。

　　最后，财政重建的主要目标削减财政赤字和国债也完全落空。2003年日本一般会计预算赤字对GDP比高达8.1％。2004财年预算收入中44.6％来自于新发国债。截至2004年9月底，累积国债余额达731万亿日元。200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累计长期公债余额预计将超过GDP的140％。经过将近十年大肆宣扬的财政重建改革，离日本财政重建目标的距离变得更远了。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