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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是日本在国内外特殊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自主选择。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实现产业现代化，这种选择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是被迫的，倘不如此，则无法实现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

　　明治维新以后，虽然解决了被西方列强殖民地化民族危机的紧迫政治课题但并未摆脱落后局面。为了实现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新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实现了国民的整合，形成了适应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国内统一市场，并由政府强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为实现现代产业化助产催生。另外，明治政府还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制度和先进技术，亲自承担起创立官办企业的任务，并“专心致力于网罗国内人才，保护和培养具有这种精神的近代经营者”。直到经营者队伍壮大之后，再将官办企业交由他们去经营，由此形成了日本政府与企业之间紧密的联系，这些经营者被称为“政商”或“官商”。官民结为一体，共同推动日本产业的现代化，为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此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指出“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的特点就是这样在内在成熟不足的状态下，由政治领导者作为‘自上的改革’而推行的有意识的传播性发展”。而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森岛通夫则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说“对日本来说，进行一场工业革命，经过与英国同样的历史进程来使自己变成一个强国简直是不可能的，日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体制下，日本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但为推行穷兵默武的国策，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在所谓的1940年体制下，日本实行了为总体战服务的统制经济体制，将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排除了市场的竞争机制。

　　由于倾尽国力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在战败投降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积累掠夺的财富资源消耗殆尽。据日本经济安定本部1949年4月发表的《太平洋战争给我国造成的损失综合报告》统计，以战败投降时的1945年价格计算，因战争而遭受的损失就达1049亿日元，损失率为36％，仅民用物资财富损失就达653亿日元，损失率高达25％；工矿业生产指数锐减到战前的8.7％，濒临停产状态主要工业产量钢产量还不到战前的10％，煤产量减少一半，机床相当于战前的20％，棉纱仅为战前的8％，而且工业设备陈旧，技术相当落后，在当时日本的工业设备中，使用年限不到4年的仅占5％，不到10年的占24％，20年的占62％，超过20年的占9％，其工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更是远远落后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据日本工业技术厅1949年公布的《技术白皮书》统计，与美国相比，日本造船部门的技术水平落后30年，钢铁部门落后30年，连日本最有实力的纺织工业部门的机械化水平也落后了10年。

　　正是这种落后状态激发了日本民族的“危机感”和“赶超意识”，并在政府、企业、个人之间达成了广泛共识，同时，也使在明治维新以后经济发展中处于“导航者”角色的政府，被民众所接受。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采取间接管理，使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官僚机构整体保留下来，除军事、内务和铃察机构外，基本上未受到任何触动。而这些官僚及官僚机构具有干预经济的丰富经验，他们对统治经济以及后来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的实施得心应手。同时，这些官僚机构过去同企业，特别是同那些大企业已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在解散财阀以后，大企业的高层经营者大更迭，也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如前所述的战后日本所面临的资金、设备以及生产物资严重短缺，也使企业不得不完全依靠政府的帮助才能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无疑对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这就为确立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奠定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另外，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在后进型资本主义国家里，例如日本，如果没有国家力量来组织、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并将这些有限的资源配置在对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行业或企业，由此形成强大的推动和波及效应，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最终必将影响现代化的实现。

　　因此，鉴于日本国家生产力的落后状态，日本政府决定必须动用国家力量，减少市场机制的不确定性，以便更有利于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推动经济发展。而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正是适应这种状况的唯一选择。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