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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的日本经济以70年代中期为界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半期是日本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过渡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技术环境基本稳定，日本经济体制对经济赶超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后半期是日本完成了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进入工业化经济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经济技术环境波动较大，日本经济体制表现出不能灵活应对的僵化性特征，这是因为对特定环境能够过度适应的体制，通常都具有面对环境变化而反应迟缓的缺陷。但是，这种缺陷却使日本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饱受了“失去的十年”之苦。这表明，过去无论运作多么良好的经济体制，如果不能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最终会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基于此，本文将对其进行分析。

    一、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
　　

    在考虑一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时，若以企业为中心，观察各个利益方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容易理解，这包括从业人员、股东、债权人、交易企业及政府的关系等等。基于这一视角，可以从图1所示的五个方面来具体考察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主权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企业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等。根据战后至80年代的国际比较，可以认为日本经济体制的总体特征在于其长期、持续性的交易关系。这与英美的“保持距离型交易关系”(通过不特定多数的市场所进行的短期现货交易)形成鲜明对照。
　　

   (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从企业所有权的角度看，首先要问企业是谁的。日本关于企业所有的观念与欧美国家迥然不同。欧美国家一般倾向于企业为股东的私有财产，因此企业经营关注的是所投资本的收益率和能够给予股东的资本收益。但在法人相互持股盛行的日本则倾向于企业为包括股东和从业人员在内的共同体所有，并且以从业人员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拥有对企业剩余的索取权，其结果形成轻视股东作为企业法定所有者的局面。不仅股东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力非常小，而且企业的股票红利也非常低，具有不向股东返还利益的特征。在日本企业中，经营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居于统治性地位，这使得日本企业具有相对欧美企业追求股东短期利益而言，更加重视企业长期成长性的特征，能够从企业经营长期性的视角来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和开拓新事业。

　  (二)企业和劳动市场的关系。从企业和劳动市场的关系来看，如果将美国视作一种外部劳动市场的话，那么日本则是内部劳动市场的典型。通常，按照新古典的假设，劳动要素的配置与定价受竞争性的力量调节，为了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是必要条件，因而雇佣关系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稳定性。但是，日本在战后特定历史条件下却形成了以长期稳定雇佣关系为特征的内部劳动市场。这种内部劳动市场的形成是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及企业内工会这一整套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同外部劳动市场相比，内部劳动市场的效率性表现为：

    首先是雇佣关系的稳定，员工通常在同一家企业保持较长的任职期或具有较低的流动率；

    其次是能够节约招聘、录用、培训及解雇时再就业等各种交易成本。

    再次，通过长期内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及信息的共有、积累，能够提高企业经营的效率性。

    第四，激励企业进行长期性的人力资本投资。
　　

    (三)企业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关系。与美国的直接金融发达不同，日本通过银行进行资金筹集和运用的间接金融方式非常发达。如表1所示，到80年代前半期，日本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存度很高，特别是对银行的借款依存比率更高，达到50％左右，由此形成了日本的主银行制度特征。主银行是指与企业维持长期、综合性交易关系的银行，具有对企业最大的融资份额，同时也是企业的主要股东。除资本关系以外，主银行通过派遣职员与企业人事方面的结合关系也很多。企业发生经营困难时，主银行在企业的再建、救济、解散等过程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主银行与企业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它们之间构筑了长期而稳定的交易关系。

　　(四)垂直型的企业间关系(系列关系)。企业间长期、持续性交易关系是日本经济的特征之一。例如，零部件厂商和制成品厂商之间形成的生产系列、零售店之间存在的流通系列等等。典型的系列交易可以从汽车产业中的母公司和零部件供给厂商间的关系中看到。从制成品厂商通过持续性交易进行采购占全部采购份额的国际化比较看，日本占76％、欧洲占64.3％，美国占37.5％，同美国相比日本系列交易的特征更为明显。这种系列交易关系的优点在于：

　　第一，交易系列所代表的内部市场能够使系列内的所有成员同系列外的成员相比，具有在信息的密切交换、调整、共有、积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第二，能够减少因价格波动及景气循环变动所带来的损失，减少企业破产风险，相互间形成风险共担的保险机能。

　　第三，通过维持长期而默契的交易关系能够增强彼此间的相互依存性，产生特殊的生产体系、技术开发和管理方式等等。
　　　

　 (五)企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职能的理由在于存在市场失灵。例如，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负的外部性等等。但是，日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不仅仅是基于市场失灵，还有其更为特殊的理由。以长期交易关系为主轴而构筑的雇佣体制、企业间系列交易体制一旦崩溃，将会产生大量的失业者和引致诸多交易机会的丧失，为了不使这种长期交易崩溃的风险显现化，日本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干预和控制，各个产业处于单一的行政当局的纵向监督之下。行政当局以行政指导和规制为中心，促进产业发展及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其结果，属于被保护产业的企业和各监督官厅之间也形成了长期性交易关系。

　　
　　由此可知，在企业与股东、从业人员、债权人、系列企业以及政府之间构筑了紧密联系的长期交易网络，它们彼此间通过信息的交换和积累，加强了仅仅对特定关系才有效的特殊资产投资，并通过与交易方之间的信赖关系维持了交易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了各种交易成本，为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日本经济体制的问题

　　具有长期、持续性交易关系本质的日本经济体制，其形成并非是根植于日本文化和传统的，究其根源是为适应战后的经济环境而形成的。战前大正时期成立的日本经济体制与战后经济体制迥然不同，大正时期的经济体制具有更加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政府很少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但是，侵华战争的爆发使日本进入战时经济统制时期，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到经济的运行之中，为长期交易关系的构筑奠定了基础。战后初期尽管进行了经济民主化的改革，但是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日本的金融体制和官僚体制，这使得在战后长期交易关系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两大因素得以存续。战后为了实现赶超欧美的目标，政府同样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使得长期交易关系得以延续和强化。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完成经济赶超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以长期性交易为本质特征的日本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日益开放的国际经济形势，暴露出诸多的问题。正如鹤光太郎所言，在经济技术环境发生大的变化之际，很容易想象得到这种特定关系(指长期、持续性交易关系)在事后看起来效率会非常低下的，而当事者之间培养起来的“特殊关系资产”会发生变化。日本经济体制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一)公司治理结构机能的衰退。近年来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诸多企业濒临倒闭，在追究企业的经营责任时，公司治理结构一词常常被提及。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为了达到企业富有效率的运营目标，在企业的股东、债权者、从业人员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如何分配权限和责任的问题。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众多利益相关者参加监督、发挥企业治理职能的公开型(外部市场形态)治理结构，另一类是通过主要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监督发挥治理功效的内部型治理结构。从高速增长时期到19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内部型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中，由于稳定股东之间根据某种惯例和默契彼此放弃了控制权，从而使企业的经营权集中到管理者身上，管理者不仅拥有对自身的任免权，而且拥有对董事、监事的任免权。这样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所构成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就失去其应有的功能，产生管理者的权力腐败及进行高风险投资的机会主义。在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弱化的同时，来自外部的主银行的监督机能也在下降。在泡沫经济时期企业金融发生了脱离银行向股票市场转移的倾向，但是，主银行的监督、介入机能却并未随之向股票市场转移，因而更加助长了经营者的裁量型经营，使企业陷入困境之中。

　 (二)长期雇佣体制阻碍了企业的改革与重组。日本的长期雇佣体制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内的协调性行动及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且在经济环境的变化中保持了雇佣的稳定。但是这种长期雇佣体制是以企业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为前提条件的，在经营规模持续扩大成为不可能的今天，这种雇佣体制反而成为日本雇佣调整的障碍。泡沫经济崩溃后，在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企业努力维持长期雇佣的结果只能导致企业经营基础的进一步削弱和竞争力的衰减，阻碍了企业改革和重组的进行，形成新的不稳定雇佣的来源。

　　(三)主银行制导致企业经营效率的下降。一般认为，日本的主银行与企业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一方面可以确保企业稳定的资金供给来源，另一方面也能够对企业的经营效率进行有效的监督。但是，恰恰是主银行这种大股东与长期交易者的双重身份，使企业得以回避资本市场可能的冲击，导致企业经营效率的下降。一些日本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与主银行保持密切关系的企业，较之于其它企业具有利息成本负担过高的倾向；从属于长期交易系列的企业，较之于其它企业显示出较低的增长率。不仅如此，主银行制的问题还在于：

　　(1)难以为日本风险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2)银行本身的发展也受到限制。日本企业由于具有集团意识，尽量回避同自己竞争对手所在的银行间的交易，因为企业担心本企业的重要信息可能通过对手的主银行泄漏给对方，不利于自己在市场上竞争，无形中减少了银行可能获得的交易对象。

　　(四)企业间交易的闭锁性、差别性。在日本，生产系列、流通系列、金融系列等长期、持续性交易成为主流，其内部市场同外部市场间存在比较高的壁垒。这一壁垒对内部人来说，由于相互共有的关系型的特殊资产，使其退出时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换言之，由于沉淀成本很高，对内部人而言是不会轻易退出的。在内部市场上企业间交易关系与其说是竞争性的，不如说更接近于相互依存。对外部人而言，想进入内部市场则会遭到无理的拒绝。日本市场并不满足保障企业自由进入和退出的竞争性条件，同时也不满足不被过去有无交易关系所左右的、平等进行交易的匿名性条件。支撑机会均等性的这两个条件的丧失，严重阻碍了外国企业同日本企业间交易的进行，这也是国际上对日本市场闭锁性产生不满的原因。
　

　　(五)政府介入的低效率。在高速增长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很大，为了确保社会的稳定不可能简单地实行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况且在赶超过程中，有发达国家为榜样，未来变化的方向非常明确，那时政府使用规制和行政指导等手段对经济进行介入或许是有效率的。但是，现在基本环境发生了变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不仅失去了赶超阶段能够学习的榜样，而且已经到了目标不明确、反复试错不可或缺、需要促进技术创新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了。这时政府的规制行政就可能演化为经济发展的桎梏。之所以这样说，

　　首先是因为对未来产业的发展变化政府越来越难以把握，新的发展机遇需要通过企业的不断创新、不断试错来完成，政府的规制只能限制企业的试错努力。

　　其次，政府即使有规制的意愿，但由于进行适当规制所必需的信息掌握在被规制产业一方，信息不对称使得规制当局很难轻易地获取到真实的信息，也就难以进行恰当的规制。

　　再次，规制当局与其说追逐公共利益，不如说追求自己私利的激励更强一些。上述政府规制失灵的出现是政府减少对企业干预最好的理由。无论市场失灵造成的损失有多大，政府介入的失败如果超过它，政府的介入就不具有合理性。从经济现实中也可以看到，受政府规制保护的产业恰恰是日本竞争力最差的产业如金融业、流通业和农业等等。

　 三、日本经济体制的改革

　　综上所述，长期、持续性的交易在经济技术环境比较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少、经济高速增长可以预期的经济赶超阶段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把交易关系持续到将来，不仅会大大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产生较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废弃关系，使“特殊关系资产”化为乌有的风险也很小。然而，在经济技术环境不稳定、无法预计经济会有增长的情况之下，这种长期、持续性交易的劣势就表现出来，并且当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化时，它还具有阻碍重新调整交易关系的弊端。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就迎来了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大变动时期，特别是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的持续萧条，使未来的景气走势更加难以预期，使得长期、持续性交易关系的低效率性开始暴露出来。政府尽管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这些未能随着环境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的、效率不高的关系和资产进行清算，但效果并不显著。这是由于，企业即使看到关系已经恶化或者估计到将来也不太可能产生利润，但却依然有继续维持这类关系的动机。因为一旦持续性交易关系破裂，企业当初为了支撑这些交易关系而进行的投资就变成了高昂的沉淀成本，无法转卖给第三方，关系企业会因此而蒙受巨额的损失。可见，要彻底打破关系交易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以长期交易关系为代表的旧的经济体制开始瓦解，而新的经济体制尚未构建起来的混乱状态。但是，经济体制转换的方向已经十分明朗，即从日本的长期持续性交易这种准内部的交易关系向更加开放式的交易关系转变。对于这种转变，学术界大体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日本以往的经济体制应该彻底地使之瓦解，完全向新的以“保持距离型的交易关系”为代表的美国式经济体制转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能部分性地改变以往的经济体制，使之既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适应日本的传统文化和经济环境。前者站在强调日本经济体制缺点的立场上，认为应该向美国式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是，这样做也会使迄今为止的日本经济体制中的优点一并丧失。更何况，两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不同，因此对日本来说，将美国经济体制的优点部分地纳入到自己的市场经济体制当中来，才是更具现实性的选择。目前对日本而言最重要的是应首先解除长期、持续性的交易关系，然后在新的环境下企业根据需要重新进行选择，或者可以和其他企业携手再次建立长期的交易关系，或者可以彻底遵循“保持距离型的交易关系”，至少存在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