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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主要可以分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世纪至6世纪末，中国的物质等文化影响日本。第二阶段是从公元7世纪到8世纪末，这是日本全面吸收中国文化的高潮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中国文化继续影响日本的历史阶段。

一、物质等文化的输入

日本形成统一的国家始于公元3世纪至4世纪上半叶。但日本早在绳纹时代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如1981年，日本山形县饱海郡三崎山出土过一把铜刀，从地层上看，属绳纹文化晚期，其中与中国殷商时期青铜刀形式大致相似。而出土于日本绳纹文化前期精致的漆梳，晚期竹木胎的漆容器和漆弓等，其制作方法和施漆风格均与中国先秦时代漆器相同。

在日本绳纹文化晚期至弥生文化早期，中国大陆有大批移民至日本列岛，带去中国的先进文化。徐福东渡的传说正发生这一时期，其事迹亦可见于两国史籍。《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侧人居之，请得斋戒，与单男女求之。于是亦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日本《罗山文集》记为：“徐福之来日本，在焚书坑儒之前六七年矣。”徐福入日本后，大规模推广水稻及养蚕桑织技术。公元前二、三百年前后北九州之所以出现先进的水稻耕作文化，并进一步向东发展，把水稻耕作推广到全日本，最后促成了日本原始国家的产生。其原因之一是一大批外来移民，特别是包括徐福一行在内的中国移民的影响。

入汉以后，日本成为中国的臣属之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县海滨出土的一方金印”汉委奴国王”，即为东汉光武帝颁赐“汉委奴国王”印的原物。表明日本此时已接触到汉字。公元403年，日本最早使用汉字，时值履中天皇四年八月，始设官记言诗以达四观之事。汉字的传入促进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

儒学是通过文字而传入日本的。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儒教传入日本为公元405年，王仁自朝鲜半岛南部北济到达日本，为应神天皇儿子老师。王仁授之《论语》，这是儒学东传的开始。尔后，儒家思想通过典籍传至日本，规模有限，但对日本影响颇深。一方面，使大和的政治思想发达起来，这在历代的诏敕上表现显著。仁德天皇在诏书中说：“君以民为本。这是引用荀子的话。表明日本君王已懂重民思想，这是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另外在风俗上，自儒学传入后，日本上古的娶姑姨，异母兄弟姨妹之间通婚及继母之间通婚等风俗渐减，使日本移风易俗。

圣德太子和苏我氏当政时，大兴佛教，在各处大建寺院。苏我氏建飞鸟寺，对德太子建法隆寺和四天王寺。在建筑样式、佛像雕塑、绘画、手工艺术品等方面，深受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

二、制度文化为主的隋唐文化的大摄取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改革开始，此为日本史上一重大事件，从其改革的内容上可看出其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改革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冠位十二阶的制定和十七条宪法。冠位十二阶，其外形起源于中国北朝后周，冠以中国儒学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加“德”命名。至于十七条宪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思想原则上，其源流上也只能在中国求得，即以儒、佛、法等思想为其理论基础，儒为主，佛法为辅，熔东方思想于一炉，这是圣德太子效法中国文化的结果。

7世纪中期后，即日本的奈良平安前期，日本以大化革新为起点进入了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期。在对中国文化的引进上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第一个全面接受汉文化的高潮，并且吸收形式由间接变为直接，最典型的是举世闻名的遣唐使的派遣，先后共达13次之多。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文化，学习中国的法令、制度、文学、生活、建筑等，几乎无所不学。如在政治制度上，大化革新后建立起来的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国体是完全仿照唐朝的。在文学方面，日本大量输入唐代书籍。从编辑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及其他文献材料可以看出，那时日本把唐代的主要书籍几乎都收藏了，甚至有的书籍在我国业已失传，但在日本却保存下来。在宗教方面，唐朝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盛行，入唐僧侣学习这些宗派并将之照样移植到日本，并且出现了许多著名高僧，空海和最澄等为其杰出代表。此外，当时日本在天文、历法、医学、教育、修史、艺术、雕刻，生活风俗等方面亦深受唐文化影响。

三、深层精神文化的大力辐射

10世纪后，日本进入镰仓时代，中国则由唐进入宋元时代。这一时期日本禅僧尤其是五山僧人如无准师范、虎关师炼、义堂周信等名僧，他们千方百计将中国文化移植到日本，掀起了继唐之后第二次学习中国的热潮，不仅丰富了日本文化的内容，而且加速了日本文化发展。以典型的文学、佛教和儒学为例：五山文学在当时日本的地位很高且具有代表性，但随中国王朝的更迭而分别受其影响。日本五山汉文学一度出现“景定咸淳的浮华”，正反映出中国宋代文化颓废风气，而南北朝室町时期的入元僧大兴偈颂运动则显然是正确的传达了中国元代的偈颂运动。就宗教来说，当时日本崇兴的佛教是净士宗和禅宗。中国净土教的“三经一论”即《般舟三昧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也是日本净土教的依据。净土教在日本人民中广泛传播，今天在日本人生活中仍然到处可以看到净土教艺术的优雅简素的风俗。除净土宗外，后来在日本更为流行的是禅宗，禅宗原为中国所创，后传至日本。日本武士们不计生死与禅宗教义“生死一如”是相通的，而且日本武士们在现实中纵情声色是直接受禅宗不主张苦行，又不念佛读经，只要直指本心，做到心地“无非”、“无乱”、“无痴”，便是“戒”、“定”、“慧”，外在行亦皆属次要的思想影响。朱子学早在镰仓时期就进入了日本。1200年，一名日本武士大江宗光已读了朱熹的《中国章句》的抄本。1241年，出现朱熹的《论语集注》复刻本，日僧圆尔曾于1257年向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赖讲解南宋居士硅堂著作《大明录》。

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后，中国文化继续深刻影响日本社会，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日本普遍吸收中国的儒学，先是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后为阳明学，也有庄子学，但影响不大，日本武士将儒学和禅宗进行融合吸收，使武士道精神最终完全形成，从而形成具有大和民族精神特色的文化。如武士道强调武士的“忠”“孝”“义”即来源于中国儒学教义。江户时代后期，阳明学在日本居重要地位。代表人物有佐藤一斋，门下出现许多活跃于幕末政治舞台的思想家，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江户后期，“君道”、“臣道”代替只立足于个人锻炼的禅宗武士道，终于成为日本社会的唯一精神支柱，亦是深受儒学思想的渗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一些方面一直影响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如儒学和佛学，甚至在今日的日本仍可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痕迹。如在日本谚语中，经常用《论语》和佛学用语来打比方，比如“对狗讲《论语》”，意同中国的“对牛弹琴”、“对释迦讲经”，意同中国的“孔子门前卖文章”、“三个凑起来抵得文殊菩萨的智慧”，意同中国的“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当前，除极少数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以外，一般日本人都承认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这个事实。如日本现在推销面条的广告里说，“面条是具有四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教给我们的。正视以上几点，对于今天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正常友好交往不无裨益。”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