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经过潜心钻研，82岁高龄的星野芳郎先生出版专著《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解答了60年前给自己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封笔之作。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看见这部专著中文译本的出版，就在2007年11月8日与世长辞了。

　　新中国成立后，星野芳郎先生多次来华访问，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有多部有关著作，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星野芳郎先生逝世一周年到来之际，谨以此文慰藉先生的在天之灵。

 

失恋改变人生方向

　　星野芳郎先生（以下敬称略）晚年曾说：

　　“年逾八十，到这个阶段，我才自我认识到，我是一个过激的浪漫主义者。所谓浪漫主义者就是不以名誉、地位为目的，试图追求梦想、创造新世界而赌上人生的人。”（1）

　　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矢志不渝，孜孜以求。

　　星野芳郎生于1922年，1942年进入东京工业大学电气化学专业。当时的理工科专业大学生被规定缓服兵役。他曾经到东京车站为应征入伍的文科同学送行。那时候，他还是天皇的忠实臣民，用他的语言说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为天皇而死才活到现在的，总有一天要死在战场上，这是我的名誉，是我的命运”。（2）

　　1943年8月，他参加文部省组织的“兴亚学生勤劳报国队”，到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昭和钢铁厂（现在的鞍山钢铁公司）做实习生。在这里，他目睹的现实给了他“巨大的冲击”：在鞍山，普通的日本人买中国人的西瓜不付钱；在沈阳（当时叫奉天）车站，日本职员驱赶一列火车上的中国乘客下车，以便让他们这些日本学生乘车去大连。

　　如果说冷酷的现实使他对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自由恋爱的失败导致他与天皇制彻底决裂，使他从一个忠实的天皇臣民成为反天皇制斗士，一直到自己的生命结束。

　　1944年年初，正处于青春期的星野芳郎与校报编辑部的女会计事务员K子堕入情网。两人由相互爱慕到热恋，进而发誓永结连理。可是，女方父母要求他入赘做养子，星野芳郎的母亲则要他做星野家的第九代继承人。就这样，他与K子的自由恋爱以失败告终。

　　星野芳郎既没有怨恨父母，也没有责备对方双亲，而是认识到，破坏他们的终生幸福的是万恶的家长制和天皇制。

　　他在回顾这段经历时说，“被迫断绝同K子的爱情，才使我下定决心必须走与众不同的一条道”。在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他的世界观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粉碎这种爱的，是天皇制下的家族制度”，“日本的家族制度无情地使两人分手，斩断了心与心的结合，把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爱打得粉碎。我直观地认识到，家族制度的网和警察一样，遍布于国家的各个角落，形成了天皇制社会，而天皇就坐在这个社会的顶端”。（3）星野芳郎还说，恋爱的失败使他陷入“孤独”，并且“从死亡的世界踏进生的世界”，“爱的破产同时也是我的世界观的破产”，“随着爱的破产和对天皇信仰的消灭，我无意中到达了个人的自觉”。（4）

　　星野芳郎在《关于孤独》（1945年12月）一文中说，“孤独不是逃避，孤独是对生的对象的挑战”，“孤独只存在于从一切政治的漩涡中脱身的地方，自己走的道路既没有理想，也没有目的，只有灰色的广漠原野和偶然在其中闪耀火花的燃烧”，“‘从一切政治的漩涡中脱身’，就是意识到了要完全摆脱天皇政治”，“发端于对旧宪法之下家族制度的愤怒，我开始构筑全面否定日本的天皇制的哲学”。

　　他解释说，“失去爱的我虽然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但是以此为反动力，展开了孤独的哲学。正是依靠这一孤独的理论，才把天皇政治的欺瞒性和天皇国家的崩溃的机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5）“只身一人在精神上同军国主义和战争对决，无论是谁，都只能是孤独的战斗。而且，我得出的结论是，拯救这个国家的道路，只有打倒国体，清除领导人”，“所谓孤独，就是价值的丧失，神、国家、善、幸福都在孤独的面前消灭了”，“如果把政治理解为天皇政治，把价值理解为对天皇的信仰的话，那么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就成为我自身与天皇制进行战斗的唯一的理论武器”。（6）

 

“军国主义论”的论理准备

　　在1943年大学读书期间，星野芳郎就给自己提出了三个研究课题：日本为什么会在战争中失败？战后的技术与世界会走上什么方向？日本人为什么卷入战争？

　　1944年7月5日，星野芳郎在日记中就已经预见到战争的失败：“假如，日本万一在塞班岛战胜了美国，那也只不过稍稍延迟战争的结束而已。这是因为，从日本的技术和资源来说，长期战对日本是绝对不利的。早则在今年之内，晚则在明年上半年，大东亚战争将会结束。这就是日本的战败”，“日本的优势在于宗教与政治密切结合，但同时它在这场战争中也化为最大的弱点。由于政治家不能无视宗教，因此，难以大胆地进行革新”，“即便有认为应该进行真正的革新的政治家，那么，宗教就是他的最大的障碍，实际上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政治家，因为政治家就是宗教家”。星野芳郎说，他这里所说的“宗教”，实际上就是指“信仰天皇”。（7）

　　他在7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定战争趋势的是组织和技术。日本能有什么样的组织和技术？日本之所以在日清和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差距不像现在这样悬殊，以及与封建的日本的组织相比还没有充分实现现代化的清朝和俄罗斯的组织由于其封建与近代的矛盾而没有对日本占据优势．．．．．．然而，今天如何？美国的资本主义的优越的组织，对处于上个世纪的日本的组织和技术来说占有完全的压倒性。特别是在技术上，彼此在 质和量两方面的差距今后将会越来越大。日本的宗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巩固和加强其组织当然是个问题，它只能采取总体战的形式，发挥现在所能够看得见的力量。总之，对于美国的组织，即便能够接近，但在技术上却无法掩盖其绝对性的劣势。如果这一逻辑成立的话，那么，如一再说过的那样，胜败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日本将失败”。（8）

　　1944年年底，星野芳郎在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接受基础训练时右腿患了骨膜炎，卧床不起。这成为他学习的良机。他从学校的书库借出《世界大思想全集》，埋头读书，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失恋后陷于苦闷的头脑。后来，他又转入横须贺海军航海学校，继续在病床上学习。在这里，他主要阅读了新康德学派的哲学。此外，他还读过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坂口昂的《概观世界史》、大森义太郎的《唯物辩证法读本》及法连达的《康德与马克思》等著作。
1945年6月，他带病转到土浦海军气象学校，被任命为少尉，进而到海军兵学校针尾分校（九州）做教官。这半年时间成为他在安全的条件下认真读书、认真做笔记，进行思想训练的绝好机会。

　　这年6月5日，星野芳郎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日本的形势是，自明治以来中途传来的外来思想、还有反动的封建思想，进而现代进来的集权主义、民族主义都在翻腾，看起来，是一种不知所云的严重的精神混乱”，“大东亚战争一方面看起来是越来越巩固强大的天皇政治，但事实几乎是完全相反。毋宁说，其强化方向反过来就是通向天皇政治削弱和崩溃的道路。而天皇政治的崩溃才是日本这个国家的最大危机。虽然不至于灭亡，但将会发生无法想象的混乱”，（9）6月17日“这场战争总有点异常。看第二战线的情况，就觉得这场战争有着早已不是用常识来解释的内容。感到无望的战争的漩涡已经把直接的政治家和军人卷了进去。这场战争如果要进行到底，那么，不仅日本，而且是世界都将陷入未曾经有过的混乱之中”。（10）

　　日本战败后，星野芳郎离开军队，进入文部省。当时的日本人在价值观上陷入极度的混乱。星野芳郎优先考虑自己的思想上的成长和提高在技术史和技术论方面的能力，于是，辞去了在文部省的职务，进入春阳堂出版社，担当《技术》杂志的编辑。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成立后，他又转任该协会的机关杂志《自然科学》的编辑。虽然工资一个比一个少，但是，他的思想水平和学识却大幅度地提高了。

　　1945年12月，星野芳郎认识了著名学者武谷三男。武谷三男建议他：“要研究技术论，首先要系统地阅读《资本论》”。这对星野芳郎来说，不是什么难题。因为在海军兵学校里，他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星野芳郎出版了处女作《技术论笔记》。在这部著作里，他以辨证唯物论的观点，论述了技术的产生与作用，迈出了作为科学技术评论家的第一步。

　　1950--51年，他出版了《现代采矿冶金技术史概说》等著作。从此以后，星野芳郎不仅在理论上一发而不可收，而且还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对于政府的科学技术政策和经济发展方针，他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在全民性的反公害运动中，如反对“合理化”、熊本的水俣病、三井三池粉尘爆炸、三菱石油公司的流油事故、濑户内海的环境破坏等许多案件中，他都勇敢地站在受害者一方，向公害的制造者——大企业进行说理斗争。

　　1956年，星野芳郎以其新作《现代日本技术史概说》解答了他给自己提出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日本为什么会在战争中失败？”该书第五章，以《日本军事技术的崩溃》为题，从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角度，论述了日本在组织和技术上水平低下的历史性原因。

　　作为对第二个课题“今后的技术和世界会走上什么方向？”的答案，星野芳郎在1993年出版了《技术与政治——日中技术近代化的比较》。

 

终成一家之言

　　《追溯日本军国主义源流》是星野芳郎对大学生时代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人为什么卷入战争？”给出的答案，在他的学术思想体系当中，处于“树干”的位置。

　　常言道，“隔行如隔山”。星野芳郎一生从事技术史研究及其相关的社会活动，他克服了专业上的障碍，用毕生的精力撰写出《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自成一家之言，而且水平也不亚于历史学家，真的是难能可贵。

　　在写作上，该书从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四个层次上，并且是通过对中、日两国的比较论述日本军国主义形成。

星野芳郎从以下五个视角上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成因：

　　一， 日本军国主义在被诱入西欧文明（“文明的傲慢”）后起步；
　　二， 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的是专制君主制国家（清国）与疑似近代国家（日本）之间的断层；
　　三， 天皇的神秘性的统帅权导致军人集团的独断专行——日本军国主义；
　　四， 日本独有的集团意识和集团阶层构成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五， 明治知识分子煽动军人独断专行支撑着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层面。

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星野芳郎关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成因归纳为如下几点：

　　以西欧文明（“文明的傲慢”）为楷模
　　以神道为精神支柱
　　以特有的集团意识和集团阶层为社会基础
　　以对外侵略战争为原动力

 

　　一， 强调西欧文明（“文明的傲慢”）对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作用，是星野芳郎的“军国主义论”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是追根溯源，找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源头。

 

　　星野芳郎把西欧的“文明至上主义”称为“文明的傲慢”，并说它是“万恶之源”，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到了这一新的价值观，具体表现为对西欧文明的崇拜与对东方民族的歧视。

 

　　在详细介绍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史实之后，星野芳郎指出，“西欧文明就是这样挥舞着因市民革命和产业革命而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掠夺和破坏他民族引以为豪的文明的，并且，不断把西欧文明带到那些地方去，把世界涂成与西欧文明一样的色彩”，（11）“基本人权的思想是西欧人的骄傲。不过，他们的这种骄傲与对资本主义的权益纠缠在一起转化为对他国，特别是对有色人种各个民族的傲慢与蔑视。不单是被权益迷住了心窍，而且，西欧人的‘文明的傲慢’这种被扭曲的心态还成为他们暴虐的原因之一”，“由于这种‘文明的傲慢’的缘故，他们蔑视其它民族，毫不在乎任何卑鄙无耻的手段干出各种各样残暴的勾当。他民族的人权被完全忽视了。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追根溯源，这些都是从他们获得基本人权以后开始的”，“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帝国主义的暴虐是在欧美国家普及选举权的同时急速扩大起来的。在本国之内，基本人权扎根之后，生活水平越是提高，其欲望就越是膨胀，随之而来的就是欧美人对其它民族的傲慢，就是践踏他民族的人权，无休止地争权夺利”。（12）

 

　　关于日本，星野芳郎说，“军国主义者有一种顽固不化的观点，这就是赞美西欧文明，日本追随其后，必须排除阻挡文明进步的所有障碍，包括人在内”，“这正是把朝鲜国殖民地化和对清国进行侵略的大义名分，而且这不是日本人所特有的思想，大部分西欧人原本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13）“日本人从西欧传来的‘文明开化’中发现了新的价值观，并且过着觉得缺少了它就无法生存下去的日子．．．．．．这种狂热成为追随西欧人的一种‘文明的傲慢’，同鸦片战争完全一样，成为侵略朝鲜国和清国的一面‘锦旗’”，（14）“日本军国主义炫耀着文明开化开始了对朝鲜和清国的侵略。在这个意义上，与欧美列强对第三世界的侵略并没有什么两样”。（15）

 

　　他的结论是，“看似与军国主义相对立的西欧民主主义的狂热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起点”。（16）

 

　　星野芳郎的“军国主义论”的最大功绩是澄清了一种误解——“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与西欧民主主义不同，是前近代的，是野蛮的”，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与残暴正是日本模仿西欧文明的结果。
  

　　二，国家神道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任何一种“日本军国主义论”都离不开天皇制。星野芳郎也不例外。他认为，“天皇制与日本军国主义完全是两位一体。没有天皇制就没有日本军国主义，而没有日本军国主义，也就没有天皇制”。（17）

　　关于天皇制的形成，他认为，“明治维新是尊王开国派的胜利，因此，维新政府把天皇和天皇家的祖宗神作为精神支柱也是理所当然的”。（18）
 

　　“在明治维新以前，天皇家天皇虽然拥有追认德川幕府将军的世代继承这样的名誉职位，但是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和在经济上却是一个连小小的大名（领地为1万石的武士）那样的力量都没有的存在。然而，他在突然之间被赋予近乎神的神秘性，甚至升格为日本军国。

　　星野芳郎在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这是为什么？”，即天皇由人变为神的过程：把日本称为“神国”、天皇称为“神”是18世纪兴起的国学派学者，其代表人物有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以及山鹿素行、熊泽蕃山等；至于天皇作为“现人神”而“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更是明治维新政府推行神道“国教化”，实现神社国有化，确立国家神道的结果；其间，《大日本帝国宪法》、《军人敕语》、《教育敕语》等法制和教育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学校里的强制性灌输最后形成对国民的强大的精神统制，以致与此不同的历史观和学术见解成为刑法的惩罚对象，到1900年出台《治安警察法》后，不同政见者更受到残酷镇压。#p#分页标题#e#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独一无二的特点。

 

　　三，日本特有的集团意识和集团阶层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星野芳郎在该书提出了如下观点：
 

　　“（明治）新政府的领导者们被推到官僚集团、军人集团、企业集团等中保护与忠诚关系的金字塔的顶部，而君临于各大集团之上的是天皇。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独有的集团意识和集团阶层的特征”，“来自天皇的保护和以此换来的忠诚成为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特征”；（20）
明治维新政府利用各种手段，“把各藩民众对藩主的忠诚心转向天皇，并以此作为精神的基础，保存和重新构筑了保护与忠诚的金字塔型的阶层结构”。　（21）

 

　　在书中，星野芳郎用颇大篇幅论述另外一个阶层集团对日本军国主义形成所起的巨大作用。这就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如数地接受了西欧文明（“文明的傲慢”）论，星野芳郎称其“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一翼”，（22）而他们的代表人物福泽谕吉更“是出类拔萃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言人”。（23）众所周知，福泽谕吉是提出“脱亚入欧”口号的始作俑者，一方面对西欧文明崇拜得五体投地，另一方面对中、朝等东方民族持极端鄙视的态度，极力鼓吹发动侵略战争，主张“为世界文明之进步而排除其障碍物”。（24）星野芳郎的结论是，“如果没有许多日本人，特别是争先恐后追随潮流的知识分子的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就难以产生”。（25）

 

　　在书中，星野芳郎也没有忘记“随波逐流，竞相煽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报纸、杂志等新兴的大众传媒这个集团对军国主义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四，对外侵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原动力。

 

　　日本作为后进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是与生俱来的特性。它通过对朝鲜和中国（台湾和东北）的侵略和占领，获得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资源。星野芳郎认为，“从广义上说，日本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变种。它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不同之处在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过分地在国内进行资本积累，资本为寻求新的投资地点而向今天所说的第三世界发展。至于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清国和朝鲜是为了扩大商品市场，是为了获得矿物资源和农产品资源”。（26）

 

　　他认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在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显现了其萌芽和片断， 而在日清战争中，这些萌芽和片断集中在一起，完成了它的原型”。（27）这就是说，日本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显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文明的傲慢”，军事行为先于经济而对他国进行侵略，知识分子和国民狂热地支持战争，而形成“举国一致”体制等。

 

　　星野芳郎把侵占朝鲜为殖民地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第一阶段，于1910年结束，侵略我国东北则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第二阶段的开始，“清国取代韩国成为其扩大殖民地的主要目标”。（28）

 

结束语
 

　　《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以其独特的视角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作了论述，颇有见地，成为我国读者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十分有益的参考资料。在其中，星野芳郎还把中日两国在实现近代化方面的不同结局作为军国主义的成因之一：“专制君主制国家与疑似近代国家之间的断层使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成为可能”，“倘若清朝迅速地实现了近代化，也许日本军国主义就没有产生的余地了”。（29）

 

　　该书没有就这个论点展开进一步的论述。星野先生在世时，笔者也没有来得及就这个观点向他请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历史没有“如果”。“如果”中国先于日本而实现了近代化，果真会导致日本走向一条不同于军国主义的道路吗？（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张可喜2008年7月21日）

---------------------------------------------------------------------------------------------------------------------
注解
（1）星野芳郎：《一条道的由来——偶然决定了我60年的人生》（日文），现代技术史研究会会刊《技术研究史》，另册，2005年9月，第62页）。
（2）同上，第8页。
（3）同上，第43页。
（4）同上，第44页。
（5）同上，第45页。
（6）同上，第64页。
（7）同上，第52页。
（8）同上，第53页。
（9）同上，第48页。
（10）同上，第49页。
（11）星野芳郎：《追溯日本军国主义的源流》，张悦亭译，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23页。
（12）同上，第24页。
（13）同上，第12页。
（14）同上，第13页。
（15）同上，第51页。
（16）同上，第9页。
（17）同上，第234页。
（18）同上，第52页。
（19）同上，第51~52页。
（20）同上，第7页。
（21）同上，第53页。
（22）同上，第9页。
（23）同上，第117页。
（24）同上，第9页。
（25）同上，第10页。
（26）同上，第241页。
（27）同上，第122页。
（28）同上，第234页。
（29）同上，第3页。

 

责任编辑：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