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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文章描述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背景及其引致的升值萧条，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的经济泡沫产生的原因及其传递渠道、后果，90年代持续的经济萧条。指出，虽然中国当前的情况与80年代的日本有太多的相似，日本的经验教训是我国经济政策最好的教科书，但同时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当前美国经济状况良好，有调整的空间。中国应加强与美国的协调，督促美国发挥大国责任，以时间换空间，推动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日元升值，经济泡沫，经济萧条，日本

 

    2002年美元从坚挺走向疲软，但美元的下跌，丝毫不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持续扩大。而2004年开始，美国开始将贸易逆差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汇率的失衡，给中国的汇率调整施加了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世界石油价格也达到了历史性高点。更重要的是，中国也在相似的时期同时开展金融自由化、国际化，银行改革与加强资本充足率等审慎性要求、人民币形成机制改革及其币值升值等。回首世界历史，这种事件也曾在日本发生过，美国曾采取相同的策略针对日本。但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1）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滞胀不同，当前美国经济虽然存在一些风险，但基本面是好的，GDP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等指标均处于良好状态，经济调整的空间较大，汇率调整的政治压力大于经济压力；（2）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的高涨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没有前两次剧烈，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仍较乐观；（3）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同，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较为脆弱，经济规模也不足够大，还无法成为另一个日本来独立消化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而且，当前国际贸易的微观基础发生变化，中美贸易差额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因此，虽然当前的情况与80、90年代日本的情况有太多的相似，但在借鉴日本经验教训时应充分考虑以上特征，从全局长远战略出发，统筹考虑当前进行的各项改革和宏观政策，把握好时机和节奏。

 

一、日元升值与经济调整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况。1980年之后，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在1986～1987年更是达到占GNP3％的历史高度。在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中，日本是最主要的来源，198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仅76.62亿美元，1985年就达到461.5亿美元。而1980年开始出现的财政赤字使问题更加严重，1985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NP的比例已达5.2％。

 

    面对这种状况，美国初期试图通过跟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谈判，让它们自愿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以安抚美国国内的保护主义。70年代中后期，美国不愿意继续维持二战后美国与其盟国形成的在贸易领域的“不公平合作”，即在国际贸易体制中，美国政府积极地削减关税，并率先取消歧视性的限制措施，却容许日本和欧洲国家保留进行地域性歧视的权利，允许他们在美元短缺时暂时维持战后的贸易壁垒。随后，美国开始用双边会谈的方式来解决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

 

    与此同时，面对第二次石油冲击，一方面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在实施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利率抑制通胀。高利率提高了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导致美元持续、大幅上升（1979年至1985年2月，美元与其他10个发达国家货币的比率累计上升了73％。）。另一方面则认识到“当金融政策跟货币的汇率联系在一起时，便会有贸易政策相近的效果。一国货币的贬值与增加贸易保护或出口补贴的作用相似，而货币升值则与减少贸易壁垒或出口补贴有同样的效果”，“相比于贸易保护、资本控制或二者同时出现，让美元贬值是更好的做法”。在国内商业游说团体的推动下，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贝克，一方面发表言论鼓吹日元升值，另一方面紧锣密鼓地与日本进行谈判，迫使日本开放或共享市场，实行“自愿”的出口限制。

 

    1985年9月，西方五国（美、日、英、法、原西德）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密会于纽约广场饭店，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广场协议》签署并生效后，美元比价应声而落。随后各国在外汇市场上实行协调干预，抛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诱导美元下跌。

 

    1985年底，美元汇率从1美元=240日元降到1美元=200日元。超过了日本原来预期的1美元=220日元，但这时日本人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安。次年，各国继续执行协调干预和缩小利差的金融政策，美元再次贬值，日元急剧上升，当年夏天就升至五国集团期望的1美元=150日元，远远超过了日本可以接受的水平1美元=190日元。但是在各国停止干预后，日元并没有停止升值，日元在150～160的水平上徘徊半年后，于1987年3月、4月连续跌破150日元和140日元大关。为了防止升值国家出现萧条，同时防止美国出现通货膨胀，1987年2月，五国集团在巴黎卢浮宫召开会议，声明美元贬值已到适当水平。会后，顺差国共同降低利率，防止美元继续下跌。

 

    在日元迅速升值的影响下，日本经济很快便面临进行调整的压力。实际经济增长从1985年的4.1％下降到1986年的3.1％。1986年5月的一项政府调查显示，企业的生产设备投资在3年内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中小型企业的状况在继续恶化，国民收入下降了0.5％。1985年日本企业总的利润增长了5.7％，但出口相关部门的利润却下降了4.8％。其中，电机业下降了15.9％，钢铁业下降了24.9％。1986年，日本企业的利润在全部产业平均下降了3.1％，其中制造业下降了22.2％，出口相关部分下降了42.9％，电机产业下降了48.5％，钢铁业甚至出现了亏损。但事实上，日本经济很快就吸收了汇率升值的不利影响。1987年、1988年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就达到4.3％和6.2％。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贸易顺差却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增加。1985年日本贸易顺差达到616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35％，1986年更是跃升至1016亿美元。按日元计算，日本经常项目顺差从1986年7月起开始下降，但如果按美元计算，日本的经常项目顺差却一直在增长。导致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情况下仍能保持贸易顺差的因素较多，但一般认为（1）世界经济增长较快，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2）日本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很好地利用汇率波动，且企业调整能力较强，效率提高较快；（3）日本的出口行业发生了转变，高增加值的行业得到了较快发展；（4）通货紧缩及实际工资率的下降，抵消了部分日元升值压力。

 

    事实上，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日益高涨，为缓和对美贸易关系，1986年、1987年，以日本银行前行长前川东熊为首，相继发表针对日本贸易顺差的政策咨询报告，指出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必须改革日本的微观经济基础，逐步淘汰低效率的国内工业、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扩大进口，缩小贸易顺差；日本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应该为国际社会作贡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际分工。这些报告在日本引起了关于“日本贸易顺差的真正原因何在，采取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到底是否是一个良策”的激烈争论。期间，日本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提出日本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是由美国的经济政策造成的，日本没有责任减少其贸易顺差。实际上，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也认为，美国贸易赤字是过度投资的必然结构，而过度投资又是巨额预算赤字造成的，只减少贸易赤字，不减少预算赤字不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和国民经济运行。只是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使其担心市场丧失对美元的信心，引起外国资本大量流出，从而对美国国际收支带来灾难，觉得应该为其做些什么。此外，日本学者还认为如果不改变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仅仅迫使日本单方面采取行动只能使日本的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日本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扩大内需的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

 

    而1985年发表的《经济白皮书》指出，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扩大内需，表明日本政府接受了“前川报告”中关于扩大内需的战略，即增加政府公共投资、兴建公共工程，调整产业结构，扩大企业设备投资，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转变居民消费结构。

 

    而事实上，美国也并没有躺在汇率政策上。他们也清楚汇率贬值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因此，他们一方面继续在贸易上进行直接的限制。1986年9月，日本通产省与美国商务部签订日美第一次半导体协议，设定日本生产的6种半导体产品在美国及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以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出口，扩大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1987年3月，美国政府以日本未能遵守协议为由，对日本有关产品采取征收100％进口关税的报复性措施。1992年，美国总统布什率团访问日本，开始了拉锯式的日美汽车贸易谈判，最终签署《东京宣言》，日本承诺到1994年把美国汽车零部件进口额从1992年的90亿美元增加至190亿美元，并将美国汽车零部件的进口量每年增加1.97万件，同时把销往美国的日本车从过去每年230万辆减少到165万辆。

 

    另一方面，美国从80年代初开始积极倡导金融自由化。赫莱纳指出其中的原因有三：一是美国为了矫正它70年代初在经常项目上的巨额赤字，因而鼓励外国人吸收这一调整造成的负担，而投机性的资本流动正好可以作为这个策略一个重要的工具。二是如果采取市场取向的制度，美国的金融市场与欧洲美元市场不论是对私人还是对政府投资者都仍将是最有吸引力的。由于日元和德国马克则不存在这样的金融市场，它们无法成为有吸引力的储备货币。因此，美元作为世界性货币的地位将会继续得到保持和加强，这将加强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力量”。三是国际市场使美国在面对巨大的国内与国际经济不平衡时仍然能够保持政策的自主性。金融自由化思想为日本所接受，从80年代开始推动日元国际化、金融自由化，1997年更是开展了“金融大爆炸”，对其金融、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超低利率与经济泡沫

 

    长期的贸易盈余，社会上已积累了大量的流动性，为了进一步冲销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银行从1986年开始，连续5次下调贴现率，从原来的5.0％降至2.5％。考虑到繁荣期继续保持2.5％的超低利率会造成经济过热——日本经济增长率仅在1986年有所减少外，此后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日本、原西德从1987年秋季开始诱导市场利率上升，试图及时纠正超低利率水平。但是10月19日，纽约股市暴发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大股灾。股价暴跌，美元汇率随之一落千丈。股价、债券、汇率市场的连锁崩溃使日德不得不放弃对市场利率的引导。1988年后半年，美元对德国马克升值，德国抓住时机提高贴现率水平。但日本一直则没有及时作出调整，甚至在经济正值繁荣时期，仍将2.5％的超低利率一直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形成了“永久低利率神话”。

 

    日本政府为什么会执行这种完全没有道理的繁荣背景下的超低利率政策呢？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政府接受了美国的自私要求。当时，美国在国家财政和贸易收支都存在巨额赤字，美国希望日本能不断收购美国的国债，从而希望美国和日本的利率有所差异。如果提高美国的利率，会引起美国的经济萧条，所以美国不愿意提高本国利率，反而要求日本保持低利率。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美国的压力（美国之所以要推动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对日本贸易巨大且不断增长的逆差来源于日元价值的严重低估，而日元低估是由于日本的金融市场是封闭的，日元没有成为一国际性货币，世界上对日元的需求很少。二是美国政府还认为，如果日本的货币与金融市场自由化，美国的金融机构能占领日本市场相当大的一部分。而随着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国内关于国际收支的担心消失了，要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和日本精英层的雄心，日本推动了金融自由化。对外汇交易的态度从原则上的限制改为自由化，并且为了让外资金融机构自由进入，取消对国内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在海外市场的交易限制。具体来说：一是调整外币期货交易中的“实际需要原则”。在此之前，唯一可以进行交易的外币期货是涉及国际贸易所需的外币期货，但在新规定下，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外汇期货的交易。二是调整“外币换为日元原则”。在此之前，私有企业如果在海外市场筹集资本，在将外币换成日元时要受到政府的控制。但在新规定下，私有企业可以自由地将外币换成日元。日本企业可以将其在欧洲日元市场上筹集的资本全部带回日本。这两条措施实施后，日本的货币市场便直接跟国际货币市场连接起来了。日本基本丧失了此前以货币政策为主调整国际收支的自主性，利率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巨大，在美国利率处于较低的情况下，日元利率实际上出现“风险负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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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如果以1985年为基期，1989年以前虽然各类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但从物价指数分析，批发物价指数持续大幅下跌，消费物价指数维持平稳，仅在1990年以后有所上涨。可见，日本银行当时的利率政策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是以物价指数为基础的。一般认为，美国90年代的货币政策相当成功，而且是盯住物价的。但格林斯潘本身却强调流动性与经济体灵活性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也指出，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的成果与当时供给、需求冲击较小有关。因此，以物价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否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有效，尤其是资产市场迅速发展阶段，值得进一步的思考。

 

    同时，在“卢浮宫协议”后，日本银行主动进入外汇市场进行干预，进一步导致了日本货币供应过多，货币流通速度在1987-1991年连续5年位于长期趋势线之下。1987年4月，产业组织联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同年5月，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个6兆日元（相当于日本GNP的1.8％）的综合财政扩张计划。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引发日本经济泡沫的根源。超低利率在促进日本设备投资、海外扩张的同时，也引起了股票市场、土地等资产泡沫。1986年日本一降低贴现率，股价就开始急剧上升。这是因为低利率使很多受日元升值冲击的企业迅速摆脱困境，经常收益快速上升。1986年，日本企业的经常收益率仅为17.2％，1987年上半年一跃为33.5％，下半年就达到50.9％的超高水平。企业收益的增加提高了股票投资的收益率，进而改善了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提高了股东的风险承受能力。股票价格一路飙升，从1986年开始，经过“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的暴跌后，加速急剧上升，日经平均股价在最高点（1989年12月29日）达到38915日元，与1986年初的价格12000日元相比，4年内实际上涨了3.24倍。

 

    1987年，作为综合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大东京地区的地方政府上马了3个大规模的城市发展计划，这些计划不仅刺激了地价的上涨，同时也使拥有土地的企业的股票价格上升。而景气的繁荣使更多的企业、机关在大城市设立办公地点，掀起了楼房建筑热，使土地价格更是直线上升。在东京圈，从1986年开始，突然出现几乎是垂直式的地价上涨，高峰期1990年的地价大约是1983年的2.5倍。在大阪圈，暴涨晚了一年，是从1987年开始的，但高峰期同样出现在1990年，大约是1983年的3倍。

 

    这种地价和股票的上升，在初期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股价的上升反映了日本企业获得很大收益，并因此得出将来会有更大发展的推断。地价的上升则反映了对东京作为世界商务中心的评价不断提高。然而，这些因素在演进中被泡沫化了，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据日本经济企划厅对1984～1989年国民资产的计算，这5年固定资产项目下的实物资产只增加了34.5％，而土地项目则大大超过了这一比例，增长了129.2％，股票项目甚至激增了340.9％。

 

    除了政策上支撑经济泡沫外，更重要的是微观领域形成的促使泡沫不断扩大的机制。日本的经济泡沫，事实上就是在当时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由大企业大胆投资，尤其是股票、房地产、服务业投资，及银行的大胆放贷吹出来的。#p#分页标题#e#

 

    具体而言，一是存款利率、金融业务经营自由化后导致企业、银行行为发生巨大转变。1985年起，银行存款的利息开始随着市场情况的变化而变动。利率不受限制的银行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从1985年底的15％增加到1990年底的65.5％。一方面银行为拉客户而激烈竞争，不断地降低利率，结果使自己的利润开始下降。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债的规制也减少了，企业有了更多的渠道筹集资本，尤其是可转换公司债和附有股权的公司债等。这样，银行不得不增加给中小企业的贷款。80年代，银行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倾向于房地产抵押或股票抵押贷款。在货币过多供应的环境下，金融机构受自由化的冲击，过度信用扩张，形成泡沫的自我维持。

 

    二是企业的相互持股推动了企业金融收益的上升，泡沫经济时期通过金融投机获利成了日本企业利润的一个重要来源。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企业为了防止被外国大资本大量收购股票，开展了“稳定股东工作”，即股票发行公司寻找市场上本公司的浮动股，委托其系列公司买进，随后转交给同一集团的成员企业，由存在业务联系的值得信赖的企业或银行持有，让这些企业成为本公司长期稳定的股东。70年代日本企业的增资方式由股东配股和面额发行股票向时价发行股票过度后，“稳定股东工作”更为流行。因为，吸收市场上的浮动股可以控制股票供求关系进而提高股价，而利用高股价发行新股也有增加资本的好处。所以在80年代后期日益扩张的股票市场上，有限的浮动股成为推动股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泡沫时期，大企业利用市场上的高股价，不断按照市场价格发行股票，赚取股票市价和面额之间的差额。同时大量发行可转换的公司债券和附加新股认购权的公司债券。1986～1989年期间，大企业利用这两种方式获得了60多万亿日元的资金，其中近一半转为设备投资，余下则用于直接或间接股票、土地等金融资产投资，金融利润成为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泡沫经济时期，丰田汽车公司、松下电器公司、夏普电器公司、索尼公司、本田汽车公司、三洋电器公司、五十铃汽车公司的金融利润占税前利润的百分比分别为37.6％、58.8％、73.2％、62.8％、26.1％、134.2％、1962.4％。

 

三、泡沫的破灭与挥之不去的停滞

 

    但是，地价过度上涨的恶果也随之体现。由于地价过度上涨，个人无法买房，住宅建筑业前途黯淡。而且，企业即使想扩大工厂，也因为建筑用地价格过高觉得不合算而作罢。更重要的是，这也给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城市开发及道路建设设置了障碍。为了抑制这种地价的过热状况，政府不得不决定从1989年开始提高利率（为了抑制土地过热，日本政府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一是1987年通过修改国土法，设立“土地交易监视区域制度”。在“管制区域”内，土地交易要获得都道府县知事许可的许可制度。在“管制区域”外，只要土地交易达到一定规模以上时也具有申报义务。二是实施了税制方面的政策。1987年新设了对超短期交易征重税的制度。1988年，废除了居住用财产置换更新的特别优惠措施，新设了与法人土地取得有关的借款扣除中损失金额算入的限制措施。三是1989年提高中央银行贷款利率，1990年实施不动产关联融资的总量控制。其中，利率政策影响较大。）。仅在1年多的时间内，日本连续5次提高贴现利率，从2.5％提到6％。1990年1月，股价突然开始大跌，半年后，土地价格也开始下降，降到最高点价格一半以下的情况屡见不鲜。土地投机的主角——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拥有大量不良债权而陆续破产，而给这些机构提供资金的银行也因此拥有了巨额的不良债权。

 

    随着股票和不动产价格的下跌，大银行、证券公司在泡沫经济膨胀过程中的种种非法经营行为不断曝光，严重损害了国民对金融机构的信任。1990年夏天，一系列金融丑闻被披露，国民对金融机构失去信任，大量存款从民间银行转存到国家经营的邮局，出现了“向邮储转移”现象。1992年国民对国家经营的金融机构也失去了信任，干脆把钱藏在家里的“钱柜”，出现了“钱柜存款”这一罕见的现象。同年，资产泡沫的崩溃传递到实体经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设备投资减速。

 

    日本经济学家宫崎义一指出，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通过企业、银行和家庭三个渠道影响日本经济。从企业来看，首先是通过股权融资的资金规模迅速下降，而随着股票价格的迅速下降，持债券者不再愿意将债券兑换成股票。结果企业只好向持有债券者偿付债券的本利。从1990年到1998年，日本企业为此目的筹资20兆日元。为了应付这场挑战，日本企业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卖掉其持有的短期证券，二是发行利息较高的不可兑换债券。这些方式不是推动股价进一步下降，就是减少生产能力投资。从银行看，随着股票价格的下降以及不良贷款的增多，其资本充足率严重下降，在对银行信任度下降和股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筹资难度过大，银行只好选择收缩信贷。从个人看，截至1990年底，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已导致270兆日元的损失，其中22.6％的损失落在个人投资者头上。这种损失降低了消费者信贷和奢侈品的消费。

 

    为了应对泡沫经济的崩溃，初期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股价支持政策”，尽可能支撑股价，另一方面将贴现率下调至1.75％。这两个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股价下跌的速度，但仍没有最终阻止股价下跌。日本由此陷入历时极长的经济萧条之中。具体来说，以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为契机，危机开始形成，这一危机在1993年曾一度得以缓和，之后在1994～1997年还没有出现足够明显的景气恢复，便由于1997年执行了将消费税从3％提高到5％的错误政策，导致国民负担增加了9万亿日元，消费急剧冷却，经济又因此再度陷入危机状态。

    作为应对措施，日本政府自从1991年通货紧缩发生以来，实施了以财政扩大和金融缓和为主的“战后最大的凯恩斯政策”。政策的中心手段是扩大公共投资，实行超低利率政策，保证充足的货币供给，而政策的基本目标则是谋求泡沫崩溃后的景气恢复。1997年秋，山一证券公司和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后，金融体制动荡不安，政府又将大量公共资金注入处理不良债权，以稳定金融体制和机构。

 

    但日本一直没有走出经济停滞的恶梦。导致日本在危机中泥潭深陷的原因主要有四个：

 

    第一，政府当局在泡沫经济崩溃初期对其严重性估计不足，错过了经济调整的最佳时期，而在经济有所复苏时，又出台了错误的政策。如经济企划厅在1992年的《经济白皮书》中认为，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1年至1992年的上半年，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小。日本银行1992年中期～1994年，对泡沫经济的崩溃也没有予以重视，将其看成是周期性因素中存量调整。直至1995年才意识到“面临着超乎周期性因素之外的结构调整压力”。1997年经济有所复苏，政府又错误地提高消费税等，提出“存款限额保证”问题，破坏了国民逐步恢复起来的对银行的信心。2000年，虽然经济有所复苏，但面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消费及消费物价没有明显复苏迹象，日本银行又一次做出错误判断，在各种怀疑声中提高利率，致使经济又一次陷入萧条。

 

    第二，因拖延处理不良贷款，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失效。1991～1992年日本基础货币急剧收缩，有效地击碎了资产泡沫。1994年以后，货币政策走向扩张，基础货币每年增长4％～10％，但由于基础货币的流通速度急剧下降，出现了所谓“钱柜存款”现象，增发的货币迅速脱离银行体系，银行的现金存款持续减少，银行系统的信用扩张机制严重削弱，即1994年以来，日本银行基础货币的迅速扩张所产生的刺激作用，最终被货币传导机制的梗塞破坏了，货币增长并没有刺激收入增长。1999年后，日本宣布“零利率”政策，利率政策空间更是彻底丧失。

 

    除了公众对金融体系产生信任危机而导致现金大量漏出外，货币政策传导梗塞的最重要原因是银行贷款（信用创造过程）下降。而政府拖延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是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在错误形势判断下，期待着经济恢复特别是股票价格回升带来所持股票隐含收益增加，想通过分期处理方式慢慢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结果导致银行资产的恶化和在经济恢复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创造信用机能的弱化，并产生了惜贷现象，给经济恢复制造了重大障碍。

 

    此外，日本的银行于1997年开始受BIS关于自有资本率要求的限制，贷款发放更加严格，且受制于其资本充足状况，主动收缩贷款规模，尤其是关联企业的贷款，加上企业自身经营状况恶化，银行对未来经济看淡，主观风险评价加大，导致了“宽货币、紧信贷”为特征的货币政策传导梗塞。事实上，银行信用创造的大起大落，是导致世界各国泡沫与危机、萧条持续的普遍原因之一。

 

    第三，轻视和牺牲个人消费。政府为了减轻医疗保险的国家负担，将患者自己负担的医疗费用份额提高了1倍，同时在经济尚未恢复景气的情况下，就匆匆提高消费税。而企业界为了应对经济萧条，或者进行内部重组，或者通过扩大海外生产、增加海外零件供给等强化海外转移，所有这些都减少雇佣，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90年代后期日本失业率急剧上升。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日本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普通日本人担心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长期内将导致公共财政陷入危机。因此，在公共部门赤字居高不下、债务负担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当期私人支出进一步缩减，个人储蓄增加，以满足自己未来社会保障的需要。

 

    第四，大型公共财政投资的不可持续性及效果不佳。日本政府在应对经济萧条方面的主要措施，是推行大规模的公共财政支出计划，大力刺激总需求。但一方面随着公共支出的增加，政府債台高筑，再实行公共财政扩张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这些公共财政被投入与经济景气恢复没有太多关联的大型公共投资，而与地方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型公共投资却一直被大规模削减。这些公共投资不但没有刺激民间投资，而且产生了李嘉图等价，挤出了民间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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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日本投入了大量精力基本化解了不良债权，组建金融集团。今年在世界经济景气的带动下，尤其是中国市场的带动下，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日本能否最终走出漫长的萧条，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罗纳德·I·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中国金融出版社。

 

〔2〕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中信出版社。

 

〔3〕林直道：《危机与萧条的经济理论——对日、美及东亚经济衰退的剖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商务印书馆。

 

〔5〕奥村洋彦：《日本“泡沫经济”与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出版社。

 

〔6〕胡坚、陶涛：《日本金融：危机与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

 

〔7〕吉田和男：《金融大海啸——日本经济的重创》，三联书店。

 

〔8〕野口悠纪雄：《泡沫经济学》，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