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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目前的状况与85年的日元很相像，国内长时期的高速发展的经济，同样的持续对美国的顺差，快速累积的高额美元储备，美国同样的双赤字恶化，美元持续走低的压力，甚至相似的低利率，最终我们也受到了同样的升值压力，但是这次来自日本，2003年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财长会议上提出要求向我国提出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的文件迫使人民币尽快升值。进入2007年，虽然人民币汇率不断突破7.8、7.7等关口，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增长的速度并没有相应的快速回落，由此美国政府及民间组织在各种场合也不时表达出希望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因此，有必要研究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化过程中的政策操作有什么借鉴和启示。

日元升值的背景和过程

　　二战以后，在本国政府政策的有效干预和美国财力、技术、市场的支持下，日本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68年，日本经济已经超过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至1985年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对外净资产达1298亿美元。美国由于与苏联的持续对抗，带来大量的政府支出，出现双赤字，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二战后，日本一直维持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于是，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指责日本自战后以来一直保持的稳定的对日元低估汇率，从而获得在美日贸易中的巨大利益。至1971年，日元放弃了自战后以来稳定的汇率，这是日元升值的开端，到1984年末，日元升值大约30％，达到1美元兑换252日元。但是，由于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仍然存在，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对日本继续维持的低估的汇率还是非常的不满。在1985年9月，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5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会议，讨论当时各国出现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并最终通过了“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此后，日元升值进入最急剧快速的时期，到1986年底，1美元兑换160日元。在1995年4月达到最高点，1美元兑换80日元。1995年以后，美国也认识到日元的持续升值对美国经济并非有益，进行干预，日元与美元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换120日元左右。长达20年的时间里，升值最为快速的有三个阶段，从名义汇率的角度来分析，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日元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日元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日元升值41％。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在90年代初陷人长达10几年的经济衰退，日元的升值被许多人认为是罪魁之一，而广场协议又是日元快速升值的最主要的开端，与随后的衰退的连接最为紧密，所以祸端一说就被由此而生。

　　1.日元升值综合症

　　麦金农提出了“日元升值综合症”这一理论。他认为日元升值预期是日本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日元升值带来了通货的紧缩，泡沫经济以及陷入流动性陷阱。这些说法与传统经济学的解释几乎是背道而驰的，但是，麦金农的理论基础是，日元的升值是受迫于美国的压力，从而宏观经济的变动是由外而内的受到影响，是汇率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变化。但是，这一理论受到实证的巨大挑战，1971年至1988年是日元升值最快也是最迅速的时期，而其后由于日本与美国的协调以及1995年后美国对日元问题的重新认识，日元虽然也在持续升值但是比较稳定在140到99之间，但是在第一阶段日本经济仍处于稳定增长阶段，而第二阶段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退之中。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在时间上与广场协议缺乏关联，事实上不景气发生时，日元已经由升值转变为贬值的阶段。

　　2.日元升值的真正原因：

　　在“广场协议”框架下，日元持续升值，日本面临着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形势，而按照日本政府的思维定式，这必然带来经济萧条。因此自1986年起，为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体现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在广场协议后连续5次下调利率，公定贴现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2.5％。这样宽松的经济环境促使日本企业和个人扩大投资，导致股价、地价飞涨，经济泡沫严重。面对可能发生的泡沫，日本政府采取最为激烈的手段，在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间，日本央行连续5次上调公定贴现率，将之从超低的2.5％迅速调整到6％；并通过窗口劝导的方法限制金融机构对不动产的贷款投入，金融泡沫在短期内迅速破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经历了本币大幅升值的德国，由于其中央银行坚持一贯的稳定经济，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保持贴现率不变，所以，并未经历长期的萧条，反而，在短暂萧条后，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的阶段。

　　企业和银行的制度落后，保护主义浓厚，缺乏竞争。日本经济有其特殊性，最为显著的就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互相控股构成了庞大的垄断性的企业集团，同时，缺乏外部监督，银行不是对企业经营优劣来决定是否提供资金。这种缺乏竞争和监督的市场环境孕育和扩大了经济泡沫。同时，日本银行长期受政府高度保护，对风险认识不足，忽视自有资本充足比例。当1989年，日本大藏省宣布接受实施“巴塞尔协议”监管，要求各个日本银行提高自有资本充足比例至8％。这一措施迫使日本银行大大缩减国内外贷款，加剧了金融泡沫破灭的速度。

　　国民自信心的高度膨胀。随着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时，日元在短时间内大幅升值，日本从企业到个人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并且有些自满，认为日本的经济已经是“全球第一”。于是，大举向外投资扩张，这是导致日本经济泡沫形成的一个社会因素。

　　对于国外压力的屈服。二战后，日本政府受美国政府政策很大的影响。当美国国内贸易保守主义者抨击日本恶意低估日元，使得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接受在短时间内使日元大幅升值。同时，美国对日本的金融体系和银企联合的体系非常不满，要求日本政府迅速改变，迫使日本政府在短时间内，快速大力度的调整了诸多产业和金融政策。这些都是日本金融泡沫破灭，陷入长期萧条的外部因素。

　　由此可以推论，日元升值是一个导火索的作用。由于日元过快过猛的升值幅度，使日本政府过度担心货币紧缩的威胁，从而采取了过于激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同时，日元升值带给产业界及普通消费者错误信号，认为日本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盲目扩张，而对泡沫估计不足。又由于外部压力，使得相关产经政策调整的时机不当。这些是日本经济崩溃的主要成因，而日元升值是这些原因产生的导火索。

　　3.有益的影响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日元的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反应是在日元大幅升值，即1985-1986年以后，日本并未立刻进入衰退，反而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即“平成景气”。1986-1990年期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上升，同时，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1.2％的速度上升，而同期美国和德国仅为0.6％。日本从日元升值得到的收益还体现在产业升级，进口原材料成本下降，对外投资收益增加等方面。这部分学者指出，日本陷入长期萧条并非由于日元升值，而是日本没有利用日元升值的契机完成其产业的升级改造，在面对信息经济时，落后于美国。但是，这一理论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这些经济增长的动因是来自于升值还是来自于同期石油价格回落等外部环境的优化。同时，也忽略了这种增长也可能是泡沫经济的幻境。

1985年的日本与目前中国经济环境的比较

　　虽然，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相比较，相对比较保守和封闭。但是，日本仍然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运营体制，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市场机制不完善，许多经济运营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和法制化的管理。在这种环境下，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和能力来影响经济运行，特别体现在国有垄断性行业中，例如能源和资源价格的长期扭曲，推动了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因此，我国政府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决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会比日本政府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更大。

　　我国和日本之间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我国家的根本区别，从人均还是发展程度，我国目前的实力远逊色于日本。世行公布的人均GNI的排名，按照世行的Atlas测算方法，卢森堡、挪威、瑞士分别以65630美元、59590美元和54930美元位列三甲，而我国仅以1740美元排名第128位。同时，我国外贸规模虽然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但人均只有880美元，而据WTO统计，美国是8427美元，日本7136美元，韩国7920美元，我们是规模的大国，却是人均的小国。

　　尽管目前我国同样面临着对美贸易顺差的连年增长，但是美日属于竞争性贸易，日本当时的出口商品结构中，96％以上是工业制成品，技术含量高、加工精细、附加价值高的商品如汽车、电子产品占据较大比重，这些产品与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处于同一行业，因而竞争激烈；中美属于互补性贸易，我国目前对美出口产品主要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在全球生产体系逐渐形成的背景下美国产业向外转移的结果，美国本土基本上已不生产或极少生产这些产品，而目前我国市场亟需的高新产品和技术则因美国的对华禁售措施而无法顺利流入，同时，随着全球化分工的不断深入我国称为国际市场的主要加工生产基地不断增长，外国投资企业在我国生产进而出口所占比例激增，根据海关统计，2007年一季度中美双边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向美国出口351亿美元，增长20.8％，占双边贸易出口总值的近70％。由此可见，互补性贸易差异难以通过汇率调整完全弥补，而加工型贸易顺差由于其受到投资和地域分工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随着汇率的波动而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我国由于进口产品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高科技产品方面，贸易顺差问题是有可能通过增加进口的方式减少。

　　我国企业核心技术缺乏，主要是以低价原料和劳动力进行竞争。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虽然已经超过90％，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仅占28％，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一般都超过40％。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是加工贸易，并且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品牌是产品的主要标志，但是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我国出口企业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低于10％。我国出口500强中，34个名牌出口企业的出口额仅占6％。部分企业虽然已经开始出口自主品牌商品，但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特别是缺乏核心技术，品牌的附加值偏低。

　　而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日本拥有的专利占世界专利总量的90％左右。80年代的日本，由于已经掌握了高科技产业的核心技术，通过向国外转移的方式避免了日元升值对产业的冲击。但是，我国由于缺乏技术和创新的核心能力，很多企业赖以生存的基本是低成本，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产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威胁更大。

　　我国对资源的对外依赖有上升趋势，特别是石油，铁矿石等等重要原料和燃料。人民币升值可能会使进口的战略资源成本下降，从而降低产品成本。这点在日元升值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相同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作为能源和原材料完全依赖进口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使国内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能源涨价带来的冲击。对于我国来说，汇率升值会带来进口产品的本币价格下降，对于日益扩大的生产能力和规模这是有利的。根据2007年一季度的海关统计，初级产品在进口商品中增长明显。一季度，我国进口初级产品493.2亿美元，增长15.4％，占同期进口总值的24％。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政策应避免对经济指标变动的过度反应

　　日本陷入长期萧条主要原因并非汇率大幅波动直接导致，而是日本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的。而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时期，政府对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应谨慎，首先，不能在短期内大幅度的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发展的许多因素应由市场解决，过早过多干预的后果可能是当经济真正出现危机时，已经无法采用有效的干预手段：其次，各部门政策配合十分重要，多个政策如果会对某个经济变量或行业带来叠加的效果时，不能同时实施；同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短期的经济不稳定因素，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持长期稳定前提下，有侧重的干预。

　　(二)应国外压力而产生的被迫的变动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由以上分析来看，盲目应对国外压力，被动的处理国内经济问题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得各国经济政策或多或少的相互关联，但是，各国仍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在应对国外压力时，首先应考虑国内经济对变化的承受能力，再判断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压力，如通过外交途径协商；或者，对对方本身也存在的问题进行反制，如对贸易限制的问题；又或，先解决一些次要的问题以缓和压力，再在时机恰当是解决主要问题。

　　(三)对金融机构的改革，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是应对环境变化的主要的依靠

　　日本经济的衰退其原因还是在于产业结构和升级不及时，落后于全球信息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能力差。我国虽然在经济和贸易上有了巨大的变化，在总体上已成为大国，但是，在微观上，人均数量上仍然不足。只有，切实解决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和风险防范能力，才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根本。
 

责任编辑：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