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要救农民,必须要“消灭”农民。日本已经走完了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道路,积累了许多经验,也留下了深刻教训。
战后初期,大量复员军人、海外撤离以及城市疏散人员的返乡,致使农村人口急剧膨胀。1947年日本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53.4%。经过战后恢复和十几年的高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就业人口下降到10%,2003年只剩368.4万,占人口的3%左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日本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发达国家需要80-120年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由于兼业的扩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20世纪70年代中期,农民的收入已经超过城市市民收入10%。
战后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迅速转移的原因
1、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一,有利的人口背景。1945年至1955年的10年日本异乎寻常地迅速降低了出生率,这使其避开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减轻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第二,非农部门就业容量增大。促成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迅速转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地区主导产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的扩大。上世纪50年代中期直到80年代后期,日本非农部门的劳动力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特别是工业地区的劳动需求更旺盛。
2、政府积极的劳动力诱导政策
战后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之所以迅速向城市转移,政府的农业劳动力动员政策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专门列有农村劳动力动员计划。非农产业的雇用不足,将主要通过剥离在业农业劳动力来进行补充。
其具体措施是:第一,通过公共机构的介入,促进农地的流转;农地的流转可以带来规模经营效益,促使下层农户放弃土地所有和土地经营,离开农村,进城定居。第二,推动农业机械化,解放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不仅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且还可以促进农地的有效利用。当然,农田的大面积平整、基础供排水设施和饲料基地的完善等超越了个体农户自身经济能力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均由国家投资建设。第三,推行振兴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农民离农。鼓励城市大企业到农村地区投资设厂,以便于农民就业。同时,完善交通设施也为农民兼业,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第四,政府还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对希望外出劳动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另外,制定有利于农民转让土地、处理财产的法律法规,从硬件和软件等各方面为促进农民离开土地创造条件。
3、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
战后日本农村富余劳动力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转移还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释放能力不断增强密切相关。具体来看,第一,20世纪70年代,日本农村已经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进入80年代以后,已经成全世界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农业机械化得以迅速普及,既减轻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减少了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分完善,使农户获得了充足的兼业时间。战后日本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是由“农协(农业协同组合)”完成的。农业生产资料、化肥等的购买、田间管理服务、农业技术指导、农机具的修理、农产品的销售、农产品储藏、农用资金的融资、各种保险等均可由“农协”提供服务。农协提供的完善的综合性服务,大大减少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创造了前提条件。
4、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较高
日本农民对非农部门就业适应性很强,农业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几乎不存在素质差距,对非农部门就业的适应能力并不逊色于城市劳动力。
战后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训
1、土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非同步性
从欧美发达国家来看,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的土地也相继集中到未脱离农业的农户手中,也就是说,土地的流转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呈现出很高的同步性。但日本却不同,战后日本农村劳动力迅速向其他产业转移,但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却非常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农村富余劳动力虽然得到转移,但经营规模扩大的目的并没有达到。60年代以后,政府为了提高农业机械化效率,试图促进土地的集中,分别在1962年、1970年和1980年先后3次修改了《农地法》。但是,由于土地价格的上涨预期,农户的“惜售”心理增强,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仍然十分缓慢。1960-1985年期间,农户户均农地面积仅从1公顷上升到1.22公顷。零散小农农业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发生变化。
2、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式的兼业性
日本政府曾积极推动“基本法农政”,试图促进小型农户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使他们的土地能够集中到专业农户,以实现扩大经营规模的目的。但政策结果却不如人意。农村劳动力虽然大量转向非农产业,但大多采取兼业的形式。劳动力虽然外出工作却不放弃土地,而是以兼业的形式广泛地滞留于土地之上。既没有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没有实现国内粮食自给的目标。
责任编辑: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