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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日本经历了“恢复重建—高速增长—动荡摩擦—泡沫破灭—全面转型”的发展轨迹。由于长期偏重赶超，积累了大量体制和结构弊端，最终不得不在矛盾集中爆发的情况下停车休整，并花费十多年时间寻求新的转型。其经验教训对走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战后日本经济历史性的轮回发展过程

　　恢复重建：1945年—195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战前水平。

　　在战争废墟上，日本从实行“倾斜”生产方式开始，集中力量恢复煤炭生产，全力扩大煤和钢铁再生产能力，以此带动整个经济复苏。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实施了一系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朝鲜战争使日本从提供商品和劳务中得到了巨额特需收入，为打开世界市场提供了契机。1951年日本农业超过战前水平，1955年粮食总产值创历史最高纪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战前水平，标志着经济恢复大体完成。

　　高速增长：1956年—19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

　　这一期间持续时间超过了15年，完成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量农村人口有序向城市转移，缩小了工农、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其主要经验是政府和民间分工明确，政府着重负责制订宏观调控政策，通过财政和金融手段给予适当引导，充分发挥民间活力，企业和民间力量则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展开良性竞争，使日本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工厂搬到乡下、农民进入城市、农业实现现代化等多个途径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其主要教训是忽视了环境保护，产生一系列严重公害，酿成较大社会问题。

　　动荡摩擦：1973年—1980年代中签署广场协议。

　　第一次石油危机正值日本从煤炭消费大体完成向石油消费转型，油价上涨对日本经济产生巨大打击，形成失业增加、物价上升和贸易收支恶化三重困境。国内生产总值一度出现负增长。为减缓高油价冲击，政府号召企业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到1980年代上半期，日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石油危机前降低1/5，对石油依赖也从78％降至56％。其主要经验是依靠市场力量迫使企业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动新能源开发。随着制造业水平提高，日本对美欧出口急剧上升，贸易盈余大增。在此背景下，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压日本开放市场、变革制度、调整汇率，最终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步入大幅升值轨道。其主要教训是政府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力度不够，对贸易摩擦严峻性估计不足，未能有效增加内需并化解外部压力，货币升值缺乏自主性、渐进性与可控性。

　　膨胀破灭：1985年—世纪之交最终实行结构改革。

　　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政府为减缓出口部门所受冲击，长年维持低利率，导致货币供给过剩。在消费基本饱和情况下，银行、企业和个人资产盲目投向高风险市场，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发酵膨胀，最后走向破灭，使日本经济进入长达10余年低迷。其主要教训是未能及时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对经济泡沫缺乏警惕，发现问题后先是刹车过猛，后又在经济结构转型上措施不力，宏观政策在改革和增长之间长期摇摆。

　　全面转型：2002年至今。

　　日本经济复苏和全面转型起步于2002年2月，小泉内阁成立后即着手推行一系列改革，重点是削减公共事业投资，集中处理银行呆账，推动道路公团、邮政事业等民营化，放低贷款利率剌激消费，努力消除通货紧缩；企业则重点整合内部资源，通过减员增效、大力开发新产品、扩大出口等积极措施，逐步使日本经济摆脱了十年低迷的阴影，重新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从本质上看，日本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转型是对以往赶超型发展道路的深刻总结和反思，总的方向是通过对战后形成的国家治理和经济运行方式进行全面梳理和调整，改变长期赶超形成的催熟型体质，重点确立新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谋求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确保自身持久繁荣发展。这场转型是一个渐进和复杂的过程，日本在调整和创新中积累新的发展优势的同时，势必还要面对新旧体制转换带来的种种阵痛，不排除经济社会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加剧的可能。但从大的趋势看，通过此轮转型的历练，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理念更趋成熟，增长活力也将进一步增强并不断得到释放。

全面转型的日本经济的新特点

　　市场竞争性全面增强。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带有大量人情关系的因素，形成政官财铁三角利益格局，直接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近年来，日本政府经济路线逐步由“温情”资本主义转向“市场”资本主义，大力推行结构改革，打破各种不合理的利益勾联，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鼓励企业和行业内部自由竞争，使过去偏重利益均衡的关系经济逐渐演变为适者生存的淘汰经济。大批龙头企业摆脱设备、债务、人员三大过剩，市场应变能力增强，投资经营积极稳健。主要银行摆脱不良债权困扰，经济造血功能基本恢复。资本市场重趋活跃，社会资金供应充足，对企业行为的自律性和规范性约束加强。

　　能源利用效率世界最高。节能与环保是相互联系的两个环节。自石油危机以来，日本积极开发节能技术，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厉行节约，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提高。日本每百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只消耗标准油90吨，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0，而美国约250吨，欧盟约180吨。中国800多吨，超过日本的9倍。日本采用各种措施对废气、废水、废渣进行吸收、转化和再处理，制定并执行严格的环保标准，工业生产造成的环境负荷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

　　从商品输出为主转向资本输出为主。在国际化竞争和国内生产成本升高的双重作用下，众多大企业将生产基地和订单移往海外，长期形成的大中小企业分包联姻的传统协作链条出现松弛甚至断裂，国内中小企业难以普遍享受经济复苏的红利。拥有独特技术和拳头产品的中小企业能找到新的发展机遇，而从事一般性生产活动的作坊式企业则日趋艰难，企业两极分化现象渐趋突出。按照发展阶段理论，日本已从一个未成熟债权国迈向了成熟债权国，开始从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转变。

　　知识产权战略渐成气候。日本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创新发明蔚然成风。目前保有100万项各类专利，每年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专利数量全球第一。日本已将知识产权作为推进对外经贸战略的新锐武器，每年从海外收取巨额专利使用费。网络电视游戏、动画等新型娱乐产品占世界出口市场的六成。

　　在福利政策上政府加紧甩包袱。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实行赤字财政，致力于提供较高水平的均衡福利，成为内债额最大的国家。为减轻债务负担，逐步向健全财政过渡，日本近年大幅压缩公共投资，减少社会转移支付，同时加紧将社会保障事业推向市场，提高居民个人负担比例，降低国家社保水平。这直接打破了日战后长期维系的大锅饭体制，使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中日相对经济地位和双边经贸关系的新变化

　　中日经济实力差距缩小。1996—2006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为1.6％，中国为8.5％。按名义汇率计算，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7.8倍，2006年缩小为2.6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近几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日本不足4％。

　　日本对华经济依存度显著提升。主要表现在对华贸易在日本总体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和地位的迅速提高上，对华贸易占日本外贸的比重由1990年的3.5％升至2006年的18％，2006年比2000年更提高了7.5个百分点。2000—2006年对华出口对日本总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

　　中国对日经济依存相对下降。主要表现在近年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迅速下降，对日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16.7％降至目前的10％左右，自日本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则由18.4％降至现在的14％左右。

日本经济全面转型带来的启示

　　立足长远，从战略上谋划中日经贸合作。中国对日经济依存度相对下降，并不表明日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下降。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中日经贸关系都会广泛深入地受到两大不可逆转的趋势的影响，其一是早已成为政治大国的中国正在作为经济大国崛起，另一是早已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正在作为政治大国崛起。在战略选择上必须具有足够的宏观性和长远性。

　　坚定市场化改革取向，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是要围绕形成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推动农村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适时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将国家公共事业向地方倾斜，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有效缓解了城乡差距。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更加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货币升值适当先行，金融开放掌握节奏。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考虑加快步伐，这样既可缓解巨额贸易顺差的压力，也可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复杂形势的准备。而金融全面开放涉及国家经济稳定，操作难度相对更高，可依次进行。

　　发挥市场功能，突破能源瓶颈。目前我国政府对油价控制和补贴使企业和家庭难以充分感受成本压力，容易姑息低效生产和消费。应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坚决淘汰高能耗企业和产品，切实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着力培育内需缓解外部压力。日本1980年代著名的前川报告曾提出扩大内需解决对美贸易摩擦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忽视了对内需增长点的挖掘，特别是对经济走向的规范和引导不力，效果并不理想。中国近年来主要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创造需求，但这种手段的作用有其限度，且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宜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上多做文章。

责任编辑：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