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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不可否认，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保持了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第四大经济国以及“世界加工场”。这样的成就确实值得自豪和欣喜，但同时更要注意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当属“中国制造”危机。

 

　　一、“中国制造”危机的表现

 

    “中国制造”危机主要体现在产品召回日益严重上。目前，中国出口产品被一些国家和媒体恶意炒作甚至“妖魔化”，对中国制造的质疑不断增多，一场针对中国制造的信任危机正在全球蔓延。“中国制造”危机从宠物饲料开始，迅速扩大至海产品、牙膏、药品、玩具等，先是被点名、被怀疑，进而面临下架撤货，最后被迫停止出口。“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影响了中国产品的信誉，给相关企业造成严重的损失。

 

　　以牙膏和玩具的召回为例，2007年5月，巴拿马查出中国出口的牙膏含有二甘醇，随后，中国的牙膏产品相继在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遭遇安全质疑，不少产品甚至被停售，初步估计损失在1000万美元左右。2007年全球最大的玩具集团美国美泰公司召回中国玩具共计2200万件，其中，美泰公司的制造商中国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由于此次产品召回风波导致企业破产，2000多人失业。

 

　　二、“中国制造”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

 

    “中国制造”危机的导火线是中国出口的产品质量确实有问题。部分中国企业忽视质量管理，这与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关。在“中国奇迹”的背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是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外资外贸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导致中国一直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出口的大部分商品是低端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支配地位。我国内资企业利用劳动力优势为外资企业代工，主要以价格优势取胜，面临外资企业的苛刻要求以及生产成本的上升，出口企业的利润十分微薄，主要依靠数量来赚取利润，从而导致在生产过程忽视质量问题。

 

　　其实，就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而言，可以分为3个层面的问题：（1）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某些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比如向宠物饲料添加“三氯氰氨”的问题，牙膏中的二甘醇问题，出口到美国的部分玩具铅含量超标的问题等。（2）由于有些产品在两个国家执行的标准不同和对产品的质量界定存在差异所导致的质量问题。例如，欧盟涉及玩具的标准有EN71、两项环保指令（RoHs和WEEE）以及欧盟REACH化学新法规，中国出口到欧盟的玩具都会因为这些法规和标准产生质量问题。（3）中国出口的产品质量是合格的，但由于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某些检测机构检测的数据不准确和标准的变化所导致的质量问题。例如，2007年8月14日，美泰公司宣布召回的1000多万件玩具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小磁铁有容易脱落的危险，这属于美方产品设计不当的原因。这批产品主要是在2007年以前生产销售的，当时符合美国标准，但现在由于美国玩具标准做了修订，这些产品就不达标了。这批产品召回的责任跟产地、生产商没有任何关系。

 

　　（二）国际经济政治因素以及国际舆论的夸大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这将改变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甚至是世界政治格局），从而导致现有主导国家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受损。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挑战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从而借口中国制造安全问题挑起争端，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遏制中国的出口。另外，美国等国将要进行新一轮的大选，为了拉选票，也加剧了对中国相关出口产品的打压。而且，随着中国利用外资战略由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跨国公司为了提高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故意制造麻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制造”危机。

 

　　中国只有很少一部分出口商品确实存在问题，一些国外敌对势力以此为借口，大肆恶意渲染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将中国制造逼到了危险的关口，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制造的质疑。这些敌对势力既包括敌视社会主义的极端个人和组织，也包括别有用心、害怕中国强大的外国政府和官员，也有竞争对手如外国企业和行业协会。

 

　　中国产品在一些国家被召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很多国家的产品也有被大量召回的事例，为什么偏偏炒作中国的产品问题，很明显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偏见性。例如，产品被召回在美国市场是正常现象，仅2007年7月通过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发布的召回就有30起，有的产品还造成了人身伤害，美国媒体对此鲜有提及，却把目光紧紧盯在中国的商品上。更有甚者，有关机构和媒体借机炒作印度在今后3年至5年内将挑战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印度制造”将代替“中国制造”，从而在世界范围制造紧张气氛，动摇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有关数据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合格率都在99％以上，国外敌对势力却以偏概全，把小于1％的问题产品夸大到全部产品，到处大肆报道与事实不符、不负责任的言论。

 

　　（三）贸易保护主义的变异

 

    从贸易保护主义的演变历程来看，贸易保护的手段已经从关税壁垒发展到了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逐渐地从最初的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等“两反一保”发展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蓝色贸易壁垒等。从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情况来看，虽然中国遭受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遭受的壁垒越来越高，但是，并没有对中国出口造成实质上的影响，现有的各种壁垒对中国似乎“失灵”。因此，国外各种敌对势力就寻求新的壁垒来压制中国出口。

 

　　产品召回已成为世界各国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新贸易保护手段。产品召回制度，是指产品的生产商、进口商或者经销商在得知其生产、进口或经销的产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时，依法向政府部门报告，及时通知消费者，并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收回有问题产品，予以更换、赔偿的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消除缺陷产品的危害风险。它最早出现在1960年的美国汽车行业。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在商品召回制度成熟的国家，商品召回的程序、监督和赔款等都有明确规定。但是，由于召回的判别标准是产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安全的隐患，其标准主观性太强，与反倾销、反补贴相比，更具随意性，从而就被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滥用，把一种正常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制度变异为新的贸易保护手段。

 

　　（四）跨国公司的监管“漏洞”与责任缺失

 

    中国制造面临的危机，与跨国公司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只不过是其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而已。目前，在中国的出口中，除了外资企业的直接出口占据半壁江山之外，其余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内资代加工企业的出口，从形式上来看，这些商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实际上很多中国出口产品的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等工序都是在国外完成的，中国只不过是个组装基地而已。在中国的组装工序也是在跨国公司的监管之下完成的。正是由于跨国公司的监管存在漏洞成为中国制造危机的导火线。

 

　　跨国公司挑选代工企业有一系列很严格的标准，能被挑上的，肯定是一家管理规范、有品质保证的加工企业。一般来说，在确定订单和检测样品之后，在生产和加工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应该一直监管各个环节。但是，一些跨国采购公司在中国只有一个几十人的办事处，根本无法对中国数十、甚至上百家的代加工企业进行全面生产抽查和监管。绝大多数的跨国公司在进行严格的前期检查后，都不再监督加工企业的生产过程，只有到了产品的完成阶段才会派出监管人员进行验货。这样一来，在加工生产链条的中间环节便出现了一个监管的“漏洞”。再加上一些代工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就会以次充好，忽视质量管理，从而制造出一些“问题产品”。

 

　　另外，跨国公司的责任缺失也加剧了中国制造危机，主要表现在：（1）“问题产品”出现之后，跨国公司不是从本身找问题，而是把责任全部推给代加工企业。从美泰公司的玩具事件来看，在事件之初，美泰公司把责任全部推给了代加工企业利达公司，在两三个月之后，迫于事实和舆论压力。才承认在召回的2000多万件玩具中，87％是因为美泰公司的设计问题，只有13％是因为油漆含铅量过高的问题。（2）跨国公司所谓推行“社会责任”实际上只是一个“形象”工程。跨国公司打着关注中国工人生产环境的旗号，只是为了了解整个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不是把先进的文化、制度、管理系统带进中国，协助中国的生产车间改善流程，教育中国工人如何减少工伤，提高效率。

 

　　三、日本应对制造危机的基本经验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快速发展都会对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造成一定的冲击，面对冲击，主要的受益者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对新兴国家进行一定的打压和制裁。从亚太地区来看，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在快速发展时期，也遇到过类似的局面。以日本汽车产业为例，具体分析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发展经济，日本所需原料、机器设备等都从美国进口，日本贸易一直处于逆差，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对美国的贸易开始从逆差转变为顺差。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日本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然后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日本靠纺织品、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出口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日美贸易摩擦日益严峻。其中，美国与日本汽车之间的贸易摩擦尤其突出。

 

　　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世界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油价的提高使人们对汽车的兴趣大减，欧美汽车生产厂商纷纷减产，而这时日本却以其小型轿车油耗低的特点博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三年时间里日本汽车出口量翻了一番，1973年达到200万辆。1980年，日本汽车总产量达到1104万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出口国。

 

　　日本大量对美国出口汽车给美国带来了巨额贸易逆差。在对日本的长期双边贸易中，美国一直处于巨额逆差的困境。其中，60％左右的逆差是汽车和汽车配件贸易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日的汽车贸易赤字占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的四分之三，也是美国总贸易赤字的一半。另外，在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在美国日本汽车交通事故的概率也大幅增加，导致美国认为日本汽车“价廉质低”。逆差和质量问题就为美国对日本汽车发起贸易制裁提供了借口和导火线。因此，美国政府认为，要缩减美日贸易逆差，必须首先从缩小汽车贸易差额开始。总的来说，从1979年到1992年，日美有关汽车贸易摩擦的谈判几乎就没有间断过。1995年5月16日，美国根据本国《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301和304条款，宣布将对日本进口的豪华轿车征100％关税，其后经过两轮谈判双方达成双边协定。

 

　　面对美国国内对日本汽车的反对呼声日益高涨，日本政府及其企业采取了以下政策：

 

    1.日本政府对出口美国的汽车实施“自愿出口限额”，并以行政命令形式将新定的出口限额分摊给日本各大汽车生产商。

 

　　2.面对不利的出口环境，日本汽车企业开始集中资源提升自身的产品质量，对美国出口的汽车质量和价格都不断提升。据IMF研究，至1984年，美国市场上日本汽车的平均价格比没有“自愿出口限额”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价格高出1650美元，其中有1030美元反映了质量的提高。

 

　　3.日本汽车厂家设法扩大在其他国家的汽车生产，使汽车通过第三国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并增加高级车对美国的出口，以弥补由于出口车辆总数减少造成的损失。三菱汽车公司就将它在澳大利亚生产的大面包车出口到美国。

 

　　4.丰田、本田、日产等汽车厂商为了免受影响，纷纷把生产基地搬到美国本土，并扩大在美国本土的零部件采购量。在零部件采购方面，日本汽车加大美国化的力度。1986年，日本汽车美国的零部件采购量为24.9亿美元，到2003年这一数字改写成415.1亿美元。在这17年中，日本汽车的本土化采购始终处于增长态势，在1999-2002年期间，在300亿美元-370亿美元之间徘徊，2003年超过400亿美元。

 

　　5.与美国大型汽车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典型案例是日本丰田与美国通用合资成立的NUMMI（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这家建立于1984年的合资公司，以生产丰田花冠、Tacoma和通用旁蒂克系列产品为主，是日、美汽车公司合作的经典性公司。通过与通用的合资，日本汽车企业可以更加熟悉美国式的业务操作、汽车产业政策及变化，也为通用汽车了解日本汽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通过实施以上各种政策，日美之间的汽车摩擦日益减少。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坚持其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必要和必需的帮助，这是日本汽车顺利化解贸易纠纷并深入美国市场的重要手段。有关数据表明：日本汽车在美国本土生产和直接出口汽车的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6年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汽车仅为61.7万辆，仅占日本汽车在美国销量的12％，占总销量88％的343.4万辆汽车全部以出口方式进入美国市场。2003年日本汽车直接出口美国的汽车为159.4万辆，本土生产的汽车则上升到286.9万辆，两者的比例各为36％和64％，而且这一比例在继续发生改变，在可以预见的2010年左右将维持在30％和70％的比例。

 

　　四、“中国制造”危机的应对策略

 

    目前，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制造业是极其重要的，2007年制造业所占GDP的比重为61％，占中国出口的比例在90％左右。可见，制造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联合起来化解危机，制订短期和长期战略，提高中国的质量，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变，从生产环节向品牌运营、销售渠道构建、国外生产基地建设等方向迈进。虽然，自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几乎所有新兴出口大国都曾面对这样的现实，但是，面对这种挑战，我国决不能让其放任自由，应该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趋利避害。我国政府和企业还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企业方面

 

    1.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价格，避免贫困化增长。企业要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资源，通过技术引进、自主研发等方式逐渐提高技术水平，在此基础上，提高价格水平，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出口量缓解危机的压力，同时也可以避免贫困化增长的趋势。

 

　　2.积极利用原产地规则，战略性地在其他国家设厂。在中国生产零部件、半制成品，然后再把这些零部件或半制成品运到设在第三国的组装基地进行组装，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缓解我国对目的国的直接出口额。例如，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污染型产业可以考虑部分或整体转移到越南等地区，这样不仅可以缓解危机压力，而且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在出口目的国直接建厂，提高与当地经济的融合度。如果我国企业与目的国的经济融合度提高，形成共同进退的局面，就可以大大遏制进口国对我国企业出口的打压，缓解危机压力。因此，我国有条件的企业应该通过并购等多种方式，在出口目的国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或组装厂，还要特别重视与当地的同类大型企业建立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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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要高度重视直接销售渠道的建设，选择负责任的、有信誉的中间商。国外居民接触到的中国产品，是经过各种经销渠道之后的中国产品。但对于终端消费者而言，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只认识商品上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而不去考虑从制造到消费之间的环节。这要求中国企业重视直接渠道建设，避免中间环节的增多所产生的中国产品质量失真现象。如果短期内难以做到此点，至少要选择那些负责任的、有信誉的中间商。

 

　　（二）政府方面

 

    1.建立健全国际危机应对机制，成立专业的政府机构。中国政府应该从这次空前的危机中吸取教训，尽快建立国际危机应对机制，成立专业的政府机构，一旦危机出现，就通过有计划的专业处理系统将危机的损失降至最低。目前，在商务部内部建立相关专业性机构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2.建立健全产品质量规范标准体系，并与国际接轨。中国既然要参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就要遵守“游戏规则”，就要全面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样才能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竞争。

 

　　3.切实发挥市场机制，培育自主的有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出口企业遇到问题时，要切实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让企业自己解决遇到的问题，逐渐摆脱一有问题企业就向政府寻求帮助、由政府买单的非市场行为。只有在涉及国家政治问题、产业安全问题时，政府才应该出面。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培育有竞争力的、能与外资企业对抗的内资企业，从而减少危机的发生。

 

　　4.大力扩大内需，协调国内生产体系与消费体系的统一。国内生产体系与消费体系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需的发展，因此，应该协调国内生产体系与消费体系的统一，使中国逐渐由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由生产大国变为消费大国，从而提高中国在供过于求的国际商品市场中的话语权。

 

　　5.建立监管跨国公司的机构，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在短期内，我国不可能摆脱代工的地位，对跨国公司的依赖将继续存在，我们不反对跨国公司到中国来采购、投资，但是，我们反对跨国公司的责任缺失，因此，我国应该建立监管跨国公司的机构，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切实要求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利局面。

 

 

责任编辑：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