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次历险:发动机空中熄火、起落架无法放下

在谈话时，方将军完全沉浸在回忆中:1948年4月上旬，我飞机修理厂和发动机修理厂修理整备好了4架日式高级作战飞机，其中包括2架“双发司令部”100号侦察机（简称“司侦”）、2架“双发重型”战斗机（简称“重战”，也称战术轰炸机）。校首长决定选拔数名飞行员操纵两种飞机，并让训练处物色人选。吕黎平同志再次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要我提出飞行员名单。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我一直希望全面驾驶航校高级飞机。我考虑:能飞这两种飞机的人非我们“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老飞行员莫属。因此，我提出4个人选，其中2人飞“司侦”，2人飞“重战”。我拟定了名单:驾驶“司侦”的两人是作为飞行科长的我和飞行科助理刘忠惠。我们都是经陈云同志选拔进入“新疆航空队”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技术上过硬。飞“重战”的两人是黎明和张毅，他们是“新疆航空队”侦察轰炸机中队的飞行员，技术和我们不相上下。

将名单报上去后，训练处处长吕黎平同志认为，我选的这几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很理想，但也应该考虑到照顾其他同志，为此他将名单调整为:飞“司侦”的两个人为我和张毅，飞“重战”的改为黎明、刘忠惠、吴恺3人。随后，我们又敲定了教官人选:长谷川负责“司侦”，宫田负责“重战”。

当我将拟订的飞行学员和飞行教员名单报到校部经校首长批准后，同志们就开始进行“双发高练”的飞行训练。经过一个月的“双发”飞行，到5月下旬已经“单飞”成熟，我们遂转入进作战飞机训练。这时，一个问题出现了:由于飞机还停在东安机场，需要派人去将它们驶回依东机场。

5月底，长谷川、宫田、刘忠惠和我奉命到东安接收“司侦”和“重战”。

到达后，我们马上登机。宫田和刘忠惠首先驾驶一架“重战”升空试飞，在机场上空转了几圈，认为飞机工作正常，就在机场上空摇摇机翼示意，继而出航飞向依东方向飞去了。

随后，长谷川和我驾驶一架“司侦”升空试飞，在机场上空转了几圈，发现飞机工作正常，我们也在机场上空摇摇机翼，追着“重战”向依东进发。

在构造上，“司侦”和“重战”一样设有前后座舱--前舱驾驶，后舱侦察，但后舱也有驾驶控制，可以操纵飞机。我们出航后，长谷川让我驾驶。在飞行中，我觉得“司侦”的飞行性能很好，飞行机操纵轻便灵敏，两台发动机的声音均匀和谐。

航程刚过三分之一、飞机还处于山区上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飞机开始自动向右偏转。开始我以为是长谷川操纵的，就尽力调整，但飞机还是不停地向右偏。在我觉得纳闷时，长谷川用手指着右发动机，我一看，原来右发动机“停车”了。他判断是油路故障，让我继续驾驶，他在前舱用特设注油泵向汽缸里注油，同时进行空中“开车”。

我看到长谷川一直吃力地摇动油泵，我的心情越发紧张，心想:左发动机可不要出问题，如果双发“停车”，下面是山区，沟壑纵横，根本无法迫降。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紧张地忙碌了近半个小时，终于，我发现我们飞出了山区，千镇机场就在前面。我告诉长谷川:准备在千镇迫降，但长谷川没有回答，仍然一声不吭地坚持操纵油泵注油和进行空中“开车”。当我再次让长谷川准备迫降时，右发动机突然传来了轰鸣声，我们高兴极了。

发动机恢复运转后，我们决定还是去目的地依东机场降落。飞到依东，我们把高度降到300米，通过机场，转过第二转弯后，在航线第三边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就在这时，危险突然再次出现:右起落架的指示杆不见“冒头”，这表示右起落架没能放出来！长谷川用大动作摇摆飞机，希望将起落架被甩出来，可是指示杆就是不弹出来。我俩心里都明白:放不下起落架比发动机“停车”危险更大！为了证实起落架是否真的没放出来，我们再次低空飞过机场铺设的“T”字布上空，让地面信号员观察并用信号向我们示意起落架的情况。地面信号员立刻铺设“〒”字形信号，并举起白旗，示意起落架已经放出，可以着陆。但长谷川仍不放心，他选择用左起落架进行“单腿着地”。结果令人满意:左轮着地一碰，右翼的指示杆立刻弹了出来。

飞机放平，安全着陆后，长谷川一直高度紧张的神经突然松弛下来，瘫在座椅上，他用手指示意要我把飞机滑到停机坪去。

当我将飞机滑到停机坪停稳后，我们下了飞机，当时的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记得长谷川举起右手向飞机敬了个礼说:“谢谢你，今天……没有把我……累死！”

虽然在这三次的转场飞行过程中，我和战友们都接受了生死的考验，但是这些难忘的经历，让我和战友彼此之间更加信任，配合更加默契。这三次历险也为以后我空军的飞行、地勤工作积累了经验。

责任编辑：魏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