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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金融体系的特征

 
　　日本战后的金融体系，可以说是按照政府政策组织起来的具有机能分工的多层次的体系。以战前的财阀系大银行为中心，加上战后经济联合或合并而扩大规模，形成以全国性的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外加第二地方银行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体系，分别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以短期贷款为主的业务，与工商企业组成财团并在财团中处于核心地位。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还从法国制度性地输入了“长期信用银行制度”(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为企业提供中长期贷款；而战前就广泛存在的财政投融资制度得以保留(在法律上以1951年的“资金运用资金法”为标志)。两者在间接金融的架构内代替了资本市场所特有的部分机能。前者在金融危机的深化过程中遭到崩溃，后者也因为邮政储蓄、简易保险资金和公积金等方面的改革而废除了委托保管制度。战后确立的两个资本市，场的部分机能替代制度没能有效发挥其作用，长期信用银行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原有的三家长期信用银行中，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已被政府接管，日本兴业银行面临严峻挑战。

　　以研究金融体系的国际比较而著称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指出，美国型金融体系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其极端是以金融中介机构为基础的德国型金融体系。英国、日本、法国处于上述两者之间。英国比较靠近规制缓和市场型体系，而日本、法国则比较靠近金融中介机构型。美国型金融体系由于信息公开，在充分竞争环境下的多样化实验促进了技术革新，相对于德国型金融体系而言，家庭直接地承担了市场风险。

 
　　另一方面，  日本型金融体系中，企业和金融机构此前由于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接管，相关各方易于达成一致意见而分担风险。从这种意义上说，在追赶先进国家方面是比较适合的计划金融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承认银行保有股份的主银行制度下(银行保有5％的股份规定)，所谓风险分摊其实只是形成了一种经济中存在的风险偏在于银行的结构。如果银行集中了太多不良债权，经济中的金融中介机构整体变得麻木的危险就加大了。与此同时，日本的金融体系与德国型金融体系一样，由于来自外部(资本市场)的监督难以展开，如果银行内部的监督不能有效发挥其机能，则难以维持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德国，监事会在监督执行银行日常经营的经理机构的同时，来自公司外的股东和工会代表也加入了监事会。相反，在日本没有对董事会进行监督的监事会和社外董事。

 
　　风险偏在于银行的日本型金融体系，由于受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影响而更加灾难深重。在日本，由于行政当局代行来自外部的监督职能，1990年以后其机能已开始变得迟钝，加之不存在来自资本市场的监督，银行和依赖从银行借人资金的企业，其治理结构出现了真空状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加了，已经受了银行危机的考验。以传统的金融理论为代表的“资本资产市场定价模型”被“动态资产价格定价模型”所取代。金融理论的这一革命以资本市场为舞台进行了实验，在金融创新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且90年代以后所有领域都采用了当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成果(比如数据库市场营销)，传统的银行业正向满足客户需要的金融服务转变。只需使用因特网和电话就能进行交易的网络银行，带来了交易手续费的价格革命。

 
　　回顾历史我们还知道，美国的制造业在80年代一直落后于日本，由于在生产现场部分地吸收日本型生产体系的优点(如所谓的“看板”制度)，美国的制造业得以复活和再生。同理，日本的金融业若能采纳美国型体制的优点，发挥其善于模仿并竞争的特长，也一定会收获不小。

 
二、金融体系改革和风险分配

 
　　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经济中存在的风险予以最适分配。通过市场进行最适分配的前提条件是：市场是完备的，也就是阿罗—德布鲁证券存在于所有的市场。而现实的金融资本市场是不完备的，而且即使市场是完备的，由于存在不同经济主体的诱因问题(所谓代理人问题)，信息的非对称性问题、交易费用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也妨碍了风险的最适分配。因此，为了实现日本的最适的风险分配，民间金融和公的金融应共同分担。但事实是，民间金融和公的金融最近没能履行其本来的机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经济的急剧扩张，风险被经济增长所吸纳了。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向稳定增长转换，经济体系整体吸纳风险的能力明显下降。受政府的规制约束，资本市场处于不发达状态，金融体系改革迟迟得不到进展。

 
　　在最适风险分配方面，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美国型金融体系是比较成功的。80年代美国也发生了泡沫经济，但美国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转换。资本市场刺激了投资，导致了新的技术类公司大量增加，使得美国经济充满活力，同时风险的分散也增加了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但由于金融体系是通过演进逐步发展而来的，因而各国应根据自己本国的历史与现实，通过实验不断地积累(即所谓的边干边学)以构筑最适合于本国的金融体系。笔者认为，对日本而言，金融体系改革的课题就是：在风险最适分配方面构筑能充分用活资本市场各种机能的金融体系，提供对消费者而言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

 
三、日本四大金融集团的形成

 
　　1996年以后，日本政府针对金融危机的发生对民间金融体系实施了金融“大爆炸”，1997年对公的金融体系打出了财政投融资制度改革的大旗。通过这些改革，日本的金融体系会转向何方目前还不十分明朗，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自从对主要银行投入公的资金后，通过银行业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规模再编或重组，试图逐渐将金融中介机构从机能麻痹中解脱出来。

 
　　日本以前有19家大的一级银行即所谓的大手银行，后来并为14家，现在则合并为四大金融集团。以东京三菱银行为首，第一劝业、富士和兴业银行合并为瑞蕙(Misuho)集团；三和、东海、樱花合并为在全球资产规模方面也算得上是巨无霸型的银行集团(三和·东海·樱花集团)；特别是Misuho集团在资产规模方面仅次于世界排名第一的德意志银行，三菱信托银行的加盟形成了三菱东京集团；此外，住友、樱花加上信托银行组成了三井住友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些巨无霸银行是国内超一流银行，但却不具备称霸全球市场的战略。从收益面上说，这些巨无霸银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盈利仅及美国银行的1／3。以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所形成的过剩银行贷款为存在前提，要改善收益就要求大幅缩小资产规模(即所谓资产负债调整)。银行的超大型合并带来了重复店铺、网络、人员的合理化削减。超大合并不能保证原有资产规模原封不动地迭加，而且日本的银行业依旧拘泥于传统的商业惯例，还未从对同一单生意只采取价格竞争的“横向意识”中挣脱出来，还不能主动地开展有充分收益性的商业业务。日本的银行如果不进行与收益相平衡的价格定价而是继续低利率竞争的话，将和以往的贷款业务一样，饱受超量贷款与低收益之苦。而且日本金融服务业的一个弱点是法律制度和税制等基础设施不完善，由“动态资产价格定价模型”所支持的，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各项金融技术革新(如金融衍生商品、证券化等)落后于英、美。特别是由于不动产证券化的落后，在停滞不前的不动产市场上不能供给新的风险货币，地价也未能止住一路下滑的态势，从而使虚弱的银行部门的经营基础更加脆弱。

 
四、非金融企业的进入与战略性互补

　　日本四大银行集团的形成，无非是要打破战后确立的长期金融与短期金融的分离、银行业和信托业的分离、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离以及对中小企业金融的分离。美国虽然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完全撤除了金融业的分业限制，但仍禁止非金融企业进入金融服务业领域。美国财政部在 1987年就准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设想非金融企业能够进入，但以纽约联邦银行为首的总裁们指出了袖珍银行(机构银行)化的危险性，在新法下非金融企业进入金融领域的愿望未能实现。

　　但是，融合了信息、通信、传播等技术手段的金融创新的进展日新月异，电子交易蕴藏了未曾料到的潜在市场扩大的可能性。如果说传统金融的主要机能是动员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话，而现代金融除了以上机能外，更重要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并催生新兴产业。金融服务业和信息通讯业、流通业之间在网络上存在着明显的“战略性互补”，两个产业的相互依存性在“超调整模型”框架内是可以把握的。在这种模型里，一个产业的经济活动非常活跃之时，会提高另一个产业的经济活动水平并使盈利增大。可以说这种灵活运用战略性互补的企业影响到金融服务业的将来，特别是由电子货币和电子交易的融合以及具有复合机能的现金卡、信用卡等综合清算型IC卡的登场，使流通业的真实网络和信息通讯业的虚拟网络的融合成为可能。以重新融合的网络为基础的金融服务业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对消费者的便利性，引起了价格革命，而且节约了经济运行中的资源。

 
　　日本金融监管当局决定放弃对银行的保护，放开竞争，让银行在竞争中壮大起来，如对伊藤(日本一超市)和索尼等进军金融业持积极的态度。伊藤的目标是通过8 000家真实的分销网和24小时运作的ATM，办成集银行、人寿、财产保险、证券清算等业务为一体的清算专业银行，索尼立志于开发以网络银行为主的战略性业务。其他如丰田、日立等也各自开始开发进入汽车贷款、住宅贷款的证券化和信用卡业务、网络银行等证券领域。不同行业的这些企业新进入到金融服务业，可以说在技术革新、网络形成方面，将信息通讯产业和金融服务业之间的战略性互补关系内部化。日本不少有识之士也期待着这一举措孕育着扭转日本金融服务业劣势的可能性。

 
五、寻找市场与金融中介机构的新结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进行了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和财政投融资制度改革，对显现制度疲劳的日本金融体系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无论哪一项改革，其目标指向都是重新构筑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市场机能的金融体系。话虽这么说，但并不意味着立即将美国型金融体系原原本本地移植到日本。资本市场机能的充分发挥因各国的历史、现存的制度不同而有所差异。资本市场有发现和收集信息、通过试错而进行选择的机能，而作为代表性监控的金融中介机构在信息收集方面有节约费用的机能。有关信息的收集和加工方面，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发挥着相互补充的作用。对金融中介机构来说，灵活运用不同行业的真实的甚至是虚拟的网络工作，高效提供对消费者的便捷性是至高无上的命令。日本上下正在竭尽全力，以相互融合的网络工作为基础，发现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新结合，尝试构筑日本型金融体系。目前虽然前景还不十分明朗，但日本正在进行的金融体系改革无疑对我国也具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王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