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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学术界对东亚现代化的研究，尤其是经济现代化的研究和讨论是很热烈的，其焦点是围绕着“威权主义”对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展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威权主义并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翻阅了众多的文献后发现，对于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是否也存在威权主义的研究更是少 之又少。在整个东亚地区，日本的政治民主进程开始的时间最早、经历的时间最长，过程也是几经曲折。笔者拟对日本政治进程中的威权主义作深入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威权主义的概念及其特征 
    　　 
    本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都有不少论述，但笔者认为任一雄对“威权政治”所下的定义最为全面和深入。“威权政治”是一种以高度集中权力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形态。主要表现为：依靠传统专制和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政治或军事强人通常凭借权势集团或武力，通过军事政变或通过立法、议会、选举等民主机制而获取并维持其统治权力。在威权政治统治下，民众的政治参与受到制约，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模糊。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以及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威权政治也一直在发展和演变之中。通常在其形成初期具有浓厚的传统专制、个人魅力色彩，其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威权崇拜。而后则逐步表现出柔性、理智等特征。其中理智型威权政治通常能够利用威权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主导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为其合法性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进程。 

 
    另外，再看一下学者对东亚地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威权主义”现代性特征的研究。(一)政治相对稳定，所谓政治稳定，是指一个国家的一切个人、组织和社会集团的政治行为没有对现存的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造成破坏和威胁，国家内部整个政治生活仍在正常、有序地运作；(二)专家治国，东亚模式的共同特征是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三)反腐倡廉；(四)以法治国，例如日本就是一个各项法制都很完备的法制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五)政治转型，它是指政治体制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旧体制正在向新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发生质变。(六)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是解释威权政体存在合理化的主要哲学基础，政治儒学特别明显，例如重权威、喜秩序、崇尚和谐、重视教育、集团利益至上等(七)明确的产业政策，国家与市场相结合，国家利用市场手段达到政府目标。 

    　　 
二、日本政治转型中的威权主义 
    　　 
(一)第一次政治转型 

 
    日本的政治现代化路程应该是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起点的。当时，世界正处于大变动时期，有很多先进的西方文化传到了日本。日本看到了西方先进国家政治的优越性，但是对于如何改革还没有一个具体而清晰的方案，于是日本政府决定派以岩仓使节为首的代表团去西方国家考察，积极向西方学习。这次出使使日本认识到，“民主政治--实乃至合天理--但不适合于习惯旧习、盲崇宿弊之国民”，“当按照我国皇统一系的典例和人民的开化程度，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一方面，在政治上主要是认同了德国的集权政治模式。把德国的集权主义的宪法体制引进了日本，同日本传统的天皇制相嫁接建立起集权主义政治体制，这就是日本近代天皇专制主义统治。另一方面，认同了德国的大国霸权模式。德国参谋总长毛奇对来访的岩仓使团说“法律、正义、自由之理，不足以保护国内，也不足以保护境外，非有兵力不可。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随后，日本的政治精英把德国的军国主义与日本传统的武家制度结合起来，迅速走向侵略邻国的道路。 

    通过岩仓使节的这次出访，明治政府的领导者认识到日本传统社会与西方现代化社会的巨大差距，探索了日本社会改革的走向，从而树立起现代化的社会观。明治政府在短短的十几年中，通过发布五条誓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颁布政体书、改革官制和机构，对政治体制进行不断改革与调整，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虽然在形式上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但立法权微弱，行政权绝对高于立法和司法，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西方民主制相去甚远。特别是在1889年颁布并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天皇在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次改革是在天皇直接领导下、由日本政府的政治精英为主要力量进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以政治为主、涵盖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的全面改革，因此本文认为，在第一次政治转型中存在的威权主义，与威权主义的传统特征基本相似，这也是日本政治中威权主义的源头。 

(二)第二次政治转型 

 
    日本战败后，美国对其进行军事占领，迫使其进行民主改革。1947年，《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和实施，随后日本政治制度的逐步改革，诸如：议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官吏制度以及地方自治制度改革，从而使日本建立起资产阶级议会内阁制。这种政治体制的改革，最初虽说是受到“外部压力”(美国)的影响，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日本国民和社会各阶层自身的力量与保守势力斗争中，积极推动促使其实现的。 

    《日本国宪法》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从其名称上看就明显地带有了民主改革的色彩。《日本国宪法》废除了贵族院，帝国议会改称国会。它已不再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而仿效欧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确认了以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为原则的议会内阁制国家政治体制。日本新宪法规定，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由国会、法院和内阁来行使，以互相制约，防止任何机关的专权。在新宪法的体制下，建立起权利制衡机制。立法、司法、行政机构纷纷摆脱了天皇专制主义的控制，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1947年1月起，日本先后制定了《内阁法》、《国家行政组织法》、《地方自治法》、《国家公务员法》、《地方公务员法》、《行政不服审查法》、《行政事件诉讼法》等行政专法，向制度化又迈进了一大步。 

 
    至此，日本战后经过民主改革和新宪法体制，已经大大推进了日本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在形式上，与欧美的多党民主体制已无明显差异，但实际上是一种保守势力联合的、稳定的一党体制，即“五五体制”。因此，自民党长达38年的执政被有的学者评论为带有强烈的威权主义色彩。如果仅仅将执政时间的长短来判断它是否存在威权主义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政府权威与政党政治的关系方面，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主要是在国家权力框架的范围内展开的，政府的权威不是依靠政党组织，而是依赖于完备的法律制度来维系的。而日本却与西方国家不同，由于战后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政府权威的确立需要借用强大的执政党的力量提供保障，而一党制容易造就强大的执政党，从而树立和确保政府的权威。日本战败后，发展和恢复经济是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这便成为威权主义得以存在并发展的深刻的现实原因。于是“将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以允诺民族振兴、国家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来换取公众对威权政治统治的认可。” 

    另外，这也与日本固有的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威权主义政治的形成与传统政治儒家文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关系。儒教是在日本乃至东亚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政治文化基本特征在于：皇权主义、等级观念、集团意识等，如今在日本政治中仍然可见其中这些文化特征的影子。自民党党内的派阀问题是日本政治中最能体现威权主义的一个问题。派阀问题不仅体现了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派系归属意识、内外有别的共同体意识，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派系关系得协调来实现党内以及政府权力、职位的分配，以及政治资金的分配。一般说来，自民党内部的派阀与地缘和血缘关系、职业、学历等不无关系，领袖与个别成员之间甚至会产生一种“亲子关系”，甚至存在“荣辱与共”的家族意识。由此得知，自民党的长期一党执政是日本社会内部深层结构及传统势力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它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威权主义的表现是不同的。

　　
三、当今日本政治中的威权主义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加之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日本内阁更迭频繁，政治异常混乱，因此，这十年被有的学者称作“失去的十年”。这种局势便激发了民众对权威政治的渴望，导致权威政治的再次迅猛崛起。日本民众对改革已是急不可待，甚至愿孤注一掷，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某个强人的身上。2001年4月小泉上台组阁，至今已有四年多的时间，在日本社会变动时期，一届内阁执政时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但偶然中存在着其必然性。日本的社会结构与西方扁平型的社会结构不同，呈纵向或垂直型走势，这就决定了日本民族是一个习惯于寻找权威、塑造权威、依靠权威、服从权威的民族。在日本，权威远远大于民主，尤其是在战乱和动荡时期，民众对权威、强权、强人等古典政治力量的渴望更显异常。此时，国民强烈要求强人、强政府出现。民众对权威政治的渴望却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在急剧地膨胀，沸腾的情绪正将日本政治拽入到一个非正常的政治骚动期，一个所谓“狂人政治”或“怪人政治”应运应时而生的激动亢奋的特殊政治时期。

　　首先，同前几届内阁一样，小泉上台后也积极实行结构改革，以恢复和促进经济的发展，虽然从2003年开始日本经济已经有所回升，日本四个季度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1．5％、2．4％、1．4％和7．0％，实现连续四个季度的正增长。特别是第四季度的高增长是1990年第二季度以来最高的季度增长率。但是通缩压力未减，居民消费低迷依旧，失业状况依然严峻，财政困境无丝毫好转。为增加国民对政府的信心，他上台后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如：加速不良债权的处理、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制度、对道路公团、邮政事业等实现民营化等。其中，以邮政民营化改革最为引人瞩目。尽管遭到社会及自民党党内的反对，作为“铁腕首相”的他仍然执意要进行此项改革。他先是将自民党党内反对改革的官员排除在外，然后在2005年8月8日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在上届国会参议院被否决后，小泉首相随即解散了众议院。在9月11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了大大超过半数的296个议席。小泉内阁再次向国会提交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10月14日，日本参议院以134对100票批准了邮政民营法案，这既标志着小泉的成功，亦是威权政治的胜利。其次，加快修宪步伐，欲改自卫队为“自卫军”。自二战后至今，日本已经历的数次修宪浪潮。如今随着日本新保守主义势力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这种形势愈演愈烈。特别在小泉执政期间，尽管遭到爱好和平的国民及在野党的强烈反对，但他仍然表现出很强硬的态度。在今年11月份召开的自民党建党五十周年大会上，他又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公布了长达三十六页的《宪法修改草案》。再次，日本欲成为政治大国的诉求在小泉内阁时期也是表现的异常突出，争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向海外派维和部队、向伊拉克派兵等行为都是日本向政治大国目标前进的表现。最后，小泉内阁依然奉行向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外坚持强硬的外交路线，特别是无视亚洲人民的感情，在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一意孤行，以致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外交陷入困境。这些都是小泉妄图通过其“威权形象”来摆脱目前面临的各种困境。

　　
四、结 论

　　威权主义只有工具性价值而无内在性价值，它之所以具有某种合法性和一定的正当性，仅仅是因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还具有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外在工具性价值。虽然，威权主义使得日本成为世界大国，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衰退，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官商勾结、裙带蔓延和缺乏透明度的黑箱操作结出的苦果，更宣告了构成威权政体与市场体制相结合的东亚奇迹神话在新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的彻底破产。威权主义正在走向“历史地终结”。

責任編輯：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