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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也曾有两次被动的“改革开放”，如今在经历新的改革。其改革开放中的姿态、心态、经验、教训，颇是值得玩味和深思。

　　日本曾经历过改革开放，至今还处其轨道之中。日本人也曾采取过“锁国”政策，至今其心态还处于“半锁国”状态。日本近代以来所经历的改革主要有两场：一个是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来到浦贺港，被迫“开国”；此后，日本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这是“制度改革”。当年明治政府不断吸收西方的制度。改革理念为“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改革政策则包括行政划分、土地、税收、地方制度等。它建立了以天皇为最高领袖的新政府，日本真正走向了“近代国家”。日本的另一次“改革”，是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被美国改造，军国主义被消灭，在保留近代以来天皇制的基础上，日本进入奉行和平宪法的民主化社会，这应该说是“体制改革”，日本真正走向了“现代国家”。

　　两场改革都有个共同点，即改革的动机是“被动”的。今天，无论是在国会还是街头，日本人也在比较普遍地讨论“改革”，主要指的是以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提倡的“结构改革”、“行政改革”等为象征的“第三场改革”。小泉在任期间经常主张的“打倒自民党！”也是这场改革的环节之一。冷战已结束，日本似乎已走出“失落的十年”，在全球化浪潮下，国内社会又面临财政、社保、老龄化等结构困境的情况，日本国民都在呼吁需要改革。至于“怎么改”，没有一个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改革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在日本今天的改革氛围中，中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间、官僚到政治家的三大“权力转移”也许是最深刻的，大势所趋。

　　虽然以往的改革过程始终包含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始终没有丢失自己固有的东西，即吸收了西方制度，却没有放弃自己的国民文化。有一句话叫“和魂洋才”，包含了日本固有的精神与西方的学问，意思是以前者学习后者，内含相当于中文里的“中体西用”。过去的两次改革中，日本与外国打交道的姿态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始终是“观察-吸收-加工-掌握-强化”，即“日化”的过程。比如：日本企业更多采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制度，有助于促使让员工忠诚于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如今，人才流动的需求不断增加，但许多大企业依然重视“日化”的经营模式，与相互竞争或淘汰相比，相互合作或扶持似乎更为重要。日本的中学虽然也在各个科目上吸收了西方先进的要素，但老师还是相当重视对于团队精神、忠诚心等素质的培养，据笔者经验，对每一个孩子来说，共性比个性重要，全才比专才更有前途，前者被看重，后者被排斥，至今依然如此。日本的政治采取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三权不是完全相互独立的，甚至是相互扶持的，负责立法的议员们与负责行政的官僚之间一般存在微妙而不透明的关系，政界-官界-财界之间的“铁三角”至今依然是腐败的根源。

　　“日化”推进了日本在亚洲首先融入西方主导的社会，实现现代化，并取得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日化”的过程，显然不是模仿，而是学习；不是政治，而是艺术。追求“日化”的动力则是岛国特有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世界各国不断探索如何融入国际社会、发展本国的形势下，日本“和魂洋才”的精神反而加强了，日本人还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求发展的动力。与日本的改革相比，“潜在超级大国”中国的改革、现代化、国际化，其意义更加重大、深远。“21世纪的世界体系或国际格局取决于中国”，这句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但却充满着困难与不确定。

　　首先是“时间”因素。日本面临过环境公害、能源短缺、人口多、与美国经济摩擦、日元升值等许多“结构性矛盾”。不过，这些问题是在冷战、东西阵营相对稳定的格局下，一个一个地到来，日本有大约20年时间来应对。整个氛围相对宽松，日本国民有对相关问题进行充分思考与探索的时间。

　　其次是“人”的因素。今天的中国，什么人都有：左派、右派、“80后”、“90后”、海龟派等等，中国正在迈向另一层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年轻一代的“崇洋”和“自卑”值得注意。比如，许多重点大学毕业生盲目认为，进咨询、金融行业等欧美企业或上美国名牌大学就很有“成就”，而如果去国内企业则前途悲观。许多人还抱着强烈的从众心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越精英越从众”，这是很大的瓶颈，也正在“推进”着两级分化。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人在受到国家转型与多种文化冲击的复杂环境下，还是需要坚持学习国外的东西，并将此“汉化”。改革开放既然倡导“走出去，引进来”，它是不断调整的过程。制度、观念、价值、思想……都是如此。中国人既要向内看，也要向外看。

　　作为同一个亚洲人，笔者希望，中国既能够吸收国外先进的文化，也能够保留自己美好的传统，在最终和谐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坚持走自己的路。 （作者为日本青年专栏作家）       

責任編輯：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