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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和德、意、日轴心国的失败而告终。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也宣告了"神道国家"的破产，维护封建专制和军部法西斯独裁的神道思想和神国学说，在社会政治文化中作为国教的独占性、垄断性地位也不复存在。1945年12月盟军占领当局发布"神道指令"，废止作为国教的神道，宣布实施"政教分离"。1946年元旦，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在政治上、法律上否定了天皇的神性。"政教分离"作为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被写入了宪法，具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法律权威和规定性意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取代神道思想和神国学说成为日本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指导性原则。但是神道思想和神国学说从政治、外交领域的相对退出更多地表现和存在于国家的政治法律层面，而在社会文化和民族意识的领域和国民心理的层面并未退出历史舞台、销声匿迹。因此从社会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它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理念和思维不仅不会毫无影响，反而在文化背景、民众心理以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层次上，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日本在承认战败、接受投降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保留以天皇制为象征的"国体"，并在美国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典、瑞士政府向中、美、苏、英四大国转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文，但仍然宣称："帝国政府在理解对本邦之共同宣扬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要求改变天皇之国家政治大权的情况下予以接受"。  五天后，天皇在《停战诏书》中也表示：之所以宣布停战，也是为了"得以国体护持"，"发扬国体之精华，期而后进军世界"。  仍然坚持维护神国之国体，并以之作为进军世界的基础和保障。麦克阿瑟和盟军占领当局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需要和日本国内的政治现实状况，也同意保留天皇制，同意在《日本国宪法》中明记：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这样一来，天皇对于国家政治权力体系虽然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在政治观念上、在国民心目中，仍然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神道仍然是日本最大的宗教，作为神道物质载体的神社遍及日本城乡各地，90％以上的日本人每年之中都会不止一次地参拜神社。也许可以这样说，神道从国教变为民间宗教，虽然独尊性、独占性的政治地位下降，但在国民意识中的影响和地位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政治意义上的神国学说虽然不复存在，但精神上、观念上、心理意识上的神道思想并未彻底消失。因此，广泛存在于社会意识上和国民心理中的神道思想仍然是战后日本政治文化的支柱性组成部份，仍然对日本政治外交的理念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起着毋庸置疑的重大影响。随着日本经济的回复和快速增长，随着日本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民族自信心回复和民族自尊自豪感的上扬，以神道思想为理论渊源和哲学本体的民族主义思潮日益上升，并极大地影响了后冷战时代日本国家政治的走向和外交战略的选择。

　　对日媾和的《旧金山和约》于1952年生效以后，摆在战后日本政府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和战略方向。

　　当时，日本国内大体上有两种主张：一是和平民主主义政治理念指导下的发展战略，认同民主政治体制，否定神道思想，反对神国的政治体制；拥护和平宪法，反对日美安保同盟，要求美军撤离日本，反对成立自卫队和保留战争权，把日本建成和平中立的国家。这一派主要是共产党、社会党和各种工会为代表的革新阵营。

　　二是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和国家发展战略，以自由党、民主党(1955年合并成为自由民主党)为代表。其中又分成吉田茂为代表的经济中心主义路线和岸信介为代表的传统民族主义路线。前者主张轻军备、重经济，在外交安全上接受美国的保护，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安全保障体系和自由贸易体制，只保有最低限度的军事力量，全力以赴发展经济，从而实现安全与繁荣两大国家发展目标。后者主张日本恢复作为主权国家的所有权利，拥有正常国家所必备的军事力量，为此应修改和平宪法，恢复战争权，重整军备。

　　在战后初期，日本国内社会因为对战争灾难的痛恨，和平主义盛行，国民迫切要求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家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同时日本处于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政治外交上受到美军占领当局的控制；而且美国又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这几大特点决定传统民族主义路线得不到足够得国内支持，而和平中立路线又不符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日政策，因此"与强者为伍"的吉田茂的经济中心主义路线，即经济上借助自由贸易体制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和市场，全力发展国家经济；外交上确立以日美同盟为轴心、追随美国的原则方针；安全上依赖日美安全保障同盟的双边机制来保护；就成为符合日本国家利益、又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从政治文化的视点看，政治上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在文化和哲学的层面上反映的是神道思想和国家主义的滥觞。因此，存在于社会意识和个人心理层面上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就通过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行为进入国家政策的决策和实施的过程之中，从而影响和制约着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政治外交路线的选择与调整。

　　战后以来，不仅保守与革新两大阵营之间，而且保守阵营内部两大派之间，都一直就国家发展战略和政治外交路线的选择与调整进行着争论，尽管在总体上看，历届内阁基本上都坚持了经济优先的"吉田路线"，但要求修改宪法、重整军备、修正日美安保条约的政治主张不仅从未偃旗息鼓，而且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变化，利用一切机会在政策层面上付诸实施。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法、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在世界各国探求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原因的同时，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却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大和民族的优越、日本人种的优秀，此类出版物层出不穷，民族优越感的上升反映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卷土重来的社会政治现象。70年代，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跑到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军营，号召自卫队为恢复天皇为中心的神国政治体制而行动起来，并用传统武士的方式刨腹自杀。上演了一场"神国复辟"的闹剧。进入198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约为全世界的十分之一，达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日本政治家进一步提出要发扬日本文化的优越性，连一向温和、稳健的大平正芳在出任首相后都提出了"文化时代"的构想，认为："日本自明治以来，有否定自己的文化而把外国文化看成是应有的模范的倾向，这样就会产生对外的劣等感。文化时代的到来就是要摆脱这种状态"，而把文化优越的意识政治化以后，就要求在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行为上"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在向世界展现日本对于国际事务积极参与姿态的同时，努力协调与美国的关系，并突出强调日美关系的平等性、同盟性"， 以使日本成为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国家。1982年出任内阁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即要通过对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文化等各个政策领域的"总决算"，摆脱战后以来在日本形成的"小国意识和心态"、"一国和平主义"和"自虐思想"，发扬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的优越性，恢复神国和帝国时代的"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培养和强化国民的"爱国心"，提升和加强国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形成全新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在经济国际化的基础上，实现日本政治和文化的国际化，使日本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并于1985年写入了执政党自民党的"特别宣言"和《政策纲领》，只是为避免国际社会的反弹，把"政治大国"的提法改成了"国际国家"。198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在"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的要求下，一改以往被动追随、滞后反应的外交政策行为模式，通过超前主动的预防性全方位外交，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承担国际安全义务，主动介入国际争端，参加国际事务的协商解决，力图以"国际大国"、"世界大国"的身分和实力，在国际政治经济心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占据主导性、主动性的领导地位。

　　冷战结束后，长达十年的经济低迷加剧了日本国民的危机感，在探讨和寻找如何摆脱危机的方式方法和道路的过程中，日本社会上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对国内政治和外交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大。右翼势力大肆活动，否认战争罪责、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和出版物屡见不鲜，小林善纪美化侵略历史的《战争论》销量高达60多万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用长达7页的篇幅大讲特讲历史上根本不曾存在过的"神武天皇东征的故事"，重弹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是"神不灭之国"，天皇、日本以及大和民族"永远不可战胜"等神国学说的陈词滥调，试图通过宣扬"大和魂"、"神之国"等神道思想重建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流思想意识。

　　政局的动荡和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导致日本国内政治的"总体保守化"：现职首相森喜朗公然宣称"日本是神的国家"；大批政治家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国会不仅通过了以战前使用的"太阳旗"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国歌的《国旗国歌法》，而且借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之机，通过了"反恐怖三法案"和"有事法制三法案"；内阁向发生国际武装冲突的地区派出了自卫队和配备"宙斯盾"系统的"金刚级"驱逐舰。

　　不甘寂寞的中曾根康弘也在2001年提出了《日本21世纪的治国方案》，大谈日本应如何摆脱国家危机。他认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引进欧美文明，在'和魂洋才'的口号下，在宪法的指引下，实现了社会体制日本化，因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这是民族同化力地表现。"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洋才"是要借助日美同盟关系，依靠美国的高新技术、军事力量与核保护伞；"和魂"则是要重新高扬优秀的日本文化，加强"民族同化力"，并列举了发动对外侵略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作为"民族同化力"的集中体现，试图借助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记忆，唤醒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对外扩张意识，重新走上以对外扩张来摆脱国家危机的老路。

　　政治外交上的这一系列举动与社会上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遥相呼应、互相配合。政治保守化规定了国内社会思潮的方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反过来为政治保守化提供了社会性的环境和基础，使日本国内政治、社会的互动形成了一种"恶循环"。即：右翼势力大肆活动、威胁企业，受到压力的企业以撤销广告相威胁，要求媒体不得发表批评日本的文章，媒体迫于生存不得不改变编辑方针，媒体提供的信息又引导着国民的心理情绪和价值判断，而国民的政治倾向则通过手中选票的"钟摆效应"作用于政界、政局，保守化的政治家再利用国民的情绪作为政策右倾化的依据。

　　从"经济贸易立国"到"国际政治大国"，从经济中心到政治、外交、安全、经济并重，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根本性的重大转向。在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极端化、扩张化在社会文化、国民心理的层面上对于国家政治外交的选择和调整起到了推波助澜、潜移默化的作用。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或然性的结论，就日本的国情和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言，以神道思想、神国学说为理论框架和思想核心的狭隘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理念和思潮对于国家政治外交的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保守右倾的、负面和消极的，既不利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也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稳定。

責任編輯：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