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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上台，不仅打破了自民党一党垄断政权的局面，也为日本外交带来新的“变革”气息。鸠山由纪夫给日本外交带来的最大突破，是倡导外交工作要以“友爱”精神为指导，用“友爱外交”来引领新时期日本外交的航向。

　　内阁刚刚成立，鸠山随即到美国摆出一副力推“友爱外交”的全新姿态：先后与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反复解释“政治是爱”的理念；联大发言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等等。尽管“友爱外交”后来遭受指责，甚至有所“回落”，但是鸠山用“友爱”打造外交新品牌的决心没有发生动摇。2010年1月29日，鸠山由纪夫在日本众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上任后的首次施政方针演说，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多个议题。与这次演讲以“守护”为基调相适应，鸠山用具体事例和平实语言对“友爱”精神在对外事务上（如日美关系、日中关系以及对朝政策）的体现做出说明。至此，倡导“友爱外交”已经成为民主党执政时期日本外交的行动指南。

　　鸠山倡导的“友爱外交”具有哪些特色？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厘清鸠山使用“友爱”一词的基本含义。鸠山在《我的政治哲学》一文中明确指出，“我所说的‘友爱’和普通的‘爱’是不同的概念，它是指法国大革命中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中的博爱。”鸠山对“友爱”精神的热爱，源自其祖父鸠山一郎对欧洲新思潮的关注（一郎将法语中的“博爱”翻译成了日文中的“友爱”）。鸠山所理解的“友爱”并无特殊含义，直接借鉴了西方学者的自由主义主张。鸠山有一段精彩名言：“近代历史可以视为选择自由还是平等的历史——自由多了就失去平等，平等太过就失去自由。能把这两者连接起来的只有友爱精神。”鸠山认为，作为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友爱”是实现人类社会缔造自由、保证平等的根本。基于这种政治理念的信仰，鸠山在对外事务方面逐渐形成了“友爱外交”的工作模式。

　　纵观鸠山对“友爱外交”的使用，其精髓可归结为六个字：“协调、对等、亚洲”。概括地说，鸠山的“友爱外交”的基本内容包括：“一条原则，两大支柱”。

　　“友爱外交”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外交要有友爱精神，通过对话和协调来处理国际问题”。鸠山认为，国际社会正在迎来“新协调时代”，日本必须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类与地球环境和谐共存方面作出努力，寻求与其国家力量、国民愿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成为引领解决核裁军、不扩散、防止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的主要角色之一。为此，鸠山多次强调，“新的日本”要在东方和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多样化文明之间发挥世界“桥梁”的作用，迎接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在鸠山看来，“友爱外交”不同于价值观外交：前者强调日本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实现共存共荣、自立共生，主动化解国家间争端；后者过于强化价值观相同国家的外交关系，容易引发国家之间的冲突。

　　“友爱外交”有两大支柱：与美国“对等”，返回亚洲。一是日本积极构筑“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鸠山对自民党与美国达成的军事协议（包括核密约）表示不满。关于美军基地，鸠山多次表示，美军没有必要常驻日本，只需在危机临近、周边有事时出现即可。关于日美核密约，鸠山多次表示，应展开一系列调查，修改外交档案解密的规则，使日本外交得到国民的理解和信赖。夯实日本外交的国内民意基础，是鸠山提出调整对美政策的重要动因。二是日本积极推进建设东亚共同体。日本外贸经济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将外交重点放在亚洲。20年间，日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份额从近30％下降到10％左右，而日本与亚洲各国的贸易超过50％。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本不可能将经济恢复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而是更多地放在了东亚国家。2009年11月，鸠山在新加坡发表题为《走向亚洲的新相互关系－－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亚洲政策演说，详细地说明了其“东亚共同体构想”。鸠山希望，按照欧盟模式并根据“开放的区域合作”建立多重的东亚共同体。

　　鸠山提倡“友爱外交”，基于几种考虑。一是，与鸠山家族的思想传承有关。日本的政治家往往具有比较浓厚的家族传统，即后辈继承父辈或先辈的事业。在执政期间，鸠山很可能沿着祖父的足迹，把“友爱”当作外交政策的行动指南。二是，与民主党的执政理念有关。民主党属于温和保守型政党，主张推行民主、稳健的政治路线，重视民生和“守护生命”。三是，与国内外形势变化有关。国际形势在变，日本国情也在变。尤其是，美国在军事及经济上的危机对日本的影响是致命的，直接促使日本积极寻求变革。为了更好地顺应时代潮流，民主党倡导日本必须“积极行动，言先于行，提出新构想”。因此，倡导“友爱外交”是日本外交寻求变革、实现振兴的必由之路。

　　“友爱外交”难以在实践中大有作为。许多日本学者，如东京大学的高原明生，对“友爱外交”的发展前景不太看好。最具影响力的日报《读卖新闻》曾经以“只有友爱，外交不会进步”的社论和“友爱可否在世界外交上通用？”等系列文章，带头指责“友爱外交”的不切实际。“友爱外交”引起日本舆论的诸多批评，主要是因为鸠山对日美同盟以及东亚共同体的偏爱。一是鸠山对美政策的调整不会平坦。当前，日美进行合作的基础依然存在，例如，双方公开表示驻日美军基地的重要性，需要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实现无核化世界，治理地球环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奥巴马语）。二是东亚共同体的构想难以短时间内实现。东亚地区历来不乏国家合作的典范，但是明显缺乏推进地区合作深入发展的机制。虽然东亚共同体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方式，暂时抛开“成员资格”的敏感问题，但是由哪些国家作为核心力量尚不明朗。再加上，鸠山明确表示，东亚共同体要以“不可动摇的日美同盟为前提条件”。这样一来，鸠山推进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战略动议，能多大程度地得到东亚国家的支持，其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从日本深受战败影响的角度考虑，如果推行“友爱外交”涉及价值观的改变，那么容易引发国家之间的纷争。鸠山是属于田中派的政治家，田中角荣的“前车之鉴”（例如，美国通过“洛克希德事件”打压田中）对他能否义无反顾地推行“友爱外交”具有较强的警示作用。

　　鸠山的“友爱外交”给日本对华政策带来新气息。鸠山就发展中日关系不断伸出“橄榄枝”，例如，在领土、领海问题采取冷静、反省的态度——“日中之间应该超越不同，构筑信赖关系”，“东海不应该是争端之海，而应该成为友爱之海”。与此前日本领导人喜欢价值观外交相比，鸠山提出“友爱外交”实属难能可贵，这使得中日关系发展前景要乐观一些。同时，鸠山的“友爱外交”具有很多可取因素，与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有一些共同之处。尤其是，在日本积极“返亚”的姿态下，中日关系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然，考虑到日本国内政局的复杂性、多变性，“友爱”精神在多大程度上在日本外交方面发挥作用，只能在实践中（如日本如何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加以评判，我们暂时不要急于出台新的应对措施。

　　在认识日本外交出现新变化的同时，更要看到日本对华政策的稳定性。鸠山在首次施政演说中表示，“为在亚太地区扩大信赖关系，要充实日中间战略互惠关系”。为了实现中日两国的战略性“双赢”，我们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争取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主导权。例如，适当充实“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内涵；建立各层面的中日政府交流机制，作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制度保障；以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作为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突破点。二是加大对东亚地区合作力度，在地区层面上推进双边关系。欧盟的成功经验表明，地区合作和一体化进程是当今时代大国成长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要一如既往地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主张东亚一体化保持透明和开放，坚决反对东亚地区的合作带有封闭、排他色彩，尽可能减少、避免中日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三是正确处理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种种迹象表明，鸠山不会对日美同盟做出大幅度调整。鸠山在会晤奥巴马时明确表示，日美同盟今后仍是（日本）安全保障的中心所在。为此，既要认识到日美同盟牵制中日关系一面，也要看到并善于利用日美之间的矛盾，尽可能减少日美同盟对中日关系的牵制。

責任編輯：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