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但后来两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日本的封建幕府在倒幕运动中被迫还政于天皇，通晓西方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家与日益壮大的商人、企业家相结合，实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迅速把日本引向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独立国家。明治维新的成功也为日后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奠定了基础。而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30年后，在一部分力量微弱的开明派的推动下实行了维新，但仅仅“百日”而已，转瞬失败，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当时有着相似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中国和日本却有着不同的发展命运呢？

   一、内部原因

    1.日中两国在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有很大差异。中国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所以中国人对过去文化怀有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往往产生抵触心理，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计淫巧。就连鸦片战争前后放眼看世界的魏源、徐继畲等人也不免受旧文化的束缚，林则徐认为“万里一朔，莫若中华”、“地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他们的这些思想充分反映出当时国人固有的文化心态和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正是由于中国古有文化太辉煌了，所以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日本虽也有它的固有文化，但是日本文化转向性的特点决定了日本的文化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日本便走得快。其转向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日本文化善于随着外部世界潮流的变化及其与不同文化的接触而染上不同的色彩：古代日本文化的“唐风”特色早为人们所熟知，而江户时代， 又强调“汉才”之说。正是于日本人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因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

    2.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旧的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皇帝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唯一的最高政治权威。在中国不存在可以对皇帝的统治地位进行公开挑战的其他权威。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具有很大的流动性。这种经济制度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其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因为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商人、高利贷者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转化为地主。这不仅缓和了土地权与货币权的矛盾，结果地主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巩固了。这样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这三个封建社会的主要剥削集团加上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官僚在中国形成了维护封建制度成为其根本利益的“四位一体”。再加上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的学说，又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准则。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另外中国在选拔任用官吏时实行的是科举制度，又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允许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特别不容忽视的是调节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的社会机制，因此中国的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然已经十分腐朽，但仍然能维持其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

    日本的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幕藩的领主土地所有制，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是硬化了的私有财产。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这种土地所有制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也随之而发生动摇。并且在倒幕运动之前，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不满大权旁落的天皇及其小朝廷，虽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过去的统治地位，但社会上一旦出现反对幕府统治的政治势力，他们就可以利用天皇这个政治工具为自己的夺权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以天皇的名义来动员和团结社会上的各种势力。

    日本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是门阀制、世袭职。日本的武士属封建的统治阶级，按照门第的高低在武士内又分20余个等级，幕府和各藩的各种职务，均以武士的等级身份分配并可世袭。这种制度阻碍了封建的政权机构吸收新鲜的血液来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它也使一些门第较低却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无缘获取较高的职务，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并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

    3. 是否拥有一个英明睿智的领导阶层。倒幕运动的领导人物大都是下级武士，这些下级武士都曾游历欧洲，对西方文化有理性和感性的认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政策的制定及其能够得以实现，就在于执行这些政策的人都是富有想象力和领导能力的人。曾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曾经是狂热的攘夷论者，参加过1863 年火烧英国公使馆。当他1863年悄悄留学英国，看到西方的发展情况后，认识到日本除拥有一批英明睿智的领导者外，天皇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明治天皇知人善用、体恤民情，对每个领导人的性格了如指掌，根据他们的不同才能来发挥其作用;对于一般国民，他也决不是一个疏远的人物。天皇经常对国民的情况表示深切的关怀。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对培养人才十分热心。在培养领导人物的大学中，不问出身和财产情况如何，只要有能力，贫寒子弟也可以入学。这是当时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也看不到的平等。

    为了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11月到1873年，明治政府曾派遣改革派大臣岩仓具视、木户孝允等数十人组成大型考察团，先后共考察英法等十二个国家，在考察中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励精图治的精神，通过高层次的总体研究，透过皮毛而抓事物的精神实质，突出了教育制度的改革，提出“确立牢不可破之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把教育放在国家改革的首要地位，尤其注重开办各种实业学校，使得教育立国的思想成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指导思想。这为其在仿效英国建立资本主义政权和仿效德国富国强兵方面造就了大批人才。

    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中的部分爱国人士和开明人士，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几乎也做了与日本倒幕维新运动大体上方向相通、方式和内容也很相似的努力。另外，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移植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同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维新派的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戊戌变法，在主观上是完全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楷模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国变革进程的差异？ 这是因为在日本农民起义、攘夷运动、倒幕运动同时兴起，形成了强大的共振，一举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在中国太平军是孤军奋战，维新又未同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

    在日本各项资产阶级改革措施，都是在通过自下而上的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后，由资产阶级的新政权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实现的。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都是在没有经过革命的情况下依托腐朽透顶的满清王朝这一旧政权而进行的改良主义变革，失败是必然的。

    二、外部环境

    1.有利的国际环境减轻了日本倒幕派的外部压力。正当日本国内进行倒幕运动之时，国际上英法等国正忙于欧洲的争霸和对中国的殖民，美国正忙于内战后本国的重建，俄国正在进行农奴制废除后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奥普两国还依然弥漫着双方争夺德意志统一领导权的战火，再加上亚洲人民反殖民斗争的牵制，都使西方列强无力他顾，难以插手日本的事务。

    2.中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由于当时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都比日本大得多，因而中国所遭受的侵略比日本大得多。谈到太平天国运动牵制了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对日本的侵略时，日本倒幕派领袖久坂玄端曾说：“英法之所以未能随心所欲地对皇国大动干戈，就是因为中国太平军声威雷震所致。万一的万一，太平军屈服于英法，英法必将入寇我国”。

    3.中国的失败，成为日本的前车之鉴。早在美国培理舰队叩开日本国门前十余年，中国就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这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们把中国当作前车之鉴，决心要摆脱民族危机。1862年高杉晋做到上海后深有感触地说：“上海地方虽属于中国，但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英法的属地。我国人民必须留神，决不能出现中国样的情况”。

    正是由于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人民的起义和反幕府势力采取了慎重的态度。英国驻日公使阿尔克科在给本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曾说：“我们对日本的纲领必须慎重行事。这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已经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中吃过苦头这一切必须铭刻在心”因此，英法等西方列强在日本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公开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较为顺利地实现。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