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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19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先遣队从科威特进入伊拉克，日本陆、海、空三自卫队1000余人携带重型武器随后到达。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自卫队在联合国维和活动之外，首次踏上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领土。外电评论说，这是小泉首相“终结战后日本”，使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一步。

实现“政治大国”是日本外交战略的第三次转型。

日本在近现代曾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外交转型。第一次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富国强兵，“脱亚入欧”与“军事中心”是当时日本外交的主要特征。第二次转型发生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开始奉行重经济轻军备的“小国主义”国家发展战略，“日美基轴”和“经济中心”是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主要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酝酿调整国家新的发展战略。1981年，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宣布“日本要进行第三次远航”。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明确提出“使日本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乃是要努力实现的目标”，这是日本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大国”这一概念（后又称“国际国家”、“普通国家”、“正常国家”等）。此后，实现“政治大国”成为日本历届政府的外交战略指导目标。

“政治大国”是对国家整体性质的一种外交判定，一般是指以强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国家在国际社会所产生的相应的参与能力和影响能力。对日本而言，这一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主要是针对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小国”与“经济巨人”地位之间的不平衡状况而提出的，实质是要解脱战败的日本所受到的各种束缚，真正确立日本在世界的大国地位。

日本制定和实施“政治大国”战略有其必然性。

首先，强大的经济实力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政治地位。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和世界第二技术强国。1991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美国10％。1993年仅占世界陆地面积2.7％的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占世界的16％。经济实力的壮大，必然带来对相应国际政治地位的追求。当今，国际政治仍然是实力政治，世界政治的角色定位是以国家的综合实力为依据的。同时，国际政治的优势地位又是获取国家利益的重要保障，任何国家都将寻求与本国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冷战后世界政治的转型也为日本寻求新的国际地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期。

其次，国际环境的变化减少了日本实施“政治大国”的阻力。当今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中，日本是其中重要一极，作为世界政治的一极，日本不可能长期仅限于扮演经济角色。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日本对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定位，提出国际秩序的责任必须由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共同承担，要求日本在东亚乃至世界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今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增强，东亚一些国家希望日本在区域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一些国家还存在对中国强大的某种担心，希冀通过日本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国际环境的变化，为日本制订、实施“政治大国”战略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

再次，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政治思潮和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成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战后经过一系列“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平民主的政治思潮成为日本社会政治的主流。80年代后日本社会出现了“新中间阶层”，整个国民意识也出现了保守化的倾向，这成为滋生新保守主义的丰厚土壤。一批以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家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提出了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或称新国家主义政治路线），他们决心改变日本战后以来“经济大国、政治侏儒”的“单肺”残疾、“小脑袋恐龙”的国家形象，明确提出把“政治大国”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这时在日本又出现了大国意识，经济大国目标的实现激发了日本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优越感，而日本雄厚经济实力与国际舞台形象的强烈反差，更进一步刺激了国民情绪。在此基础上，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或者说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大国主义思潮。1989年国会议员（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共同撰写了《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之后又与别人合作出版了《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敢于说“不”的亚洲》等一系列著作。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桀添要一发表了《日本要使$!世纪成为日本世纪》一文。这些著作和文章出版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尤其受到日本青年的欢迎，这说明日本国民对这种大国主义思潮已有相当的认同感。

为了实现“政治大国”目标，日本做了多方面的努力。

其一，鼓动修改日本宪法。日本现行宪法共有11章103条，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不能对外宣战。这个宪法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日本走向民主、和平之路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证，因此被人称为“和平宪法”。然而，这一宪法也被认为是实现“政治大国”的最大法律障碍。随着“政治大国”战略的提出，修宪呼声空前高涨，修宪的重点就是宪法第9条。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在修宪问题上更为积极，在2004年1月16日通过的《运动方针》中将修宪列为首要政策，小泉表示修宪至迟在5年内完成。最近调查，日本72％的国会议员赞成修宪，修宪趋势似已不可逆转。

其二，积极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日本把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作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目标。日本政府明确提出要以联合国为日本参与构筑国际秩序并发挥全球作用的舞台。1994年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在第49届联大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日本政府希望尽早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此，日本展开“支票外交”，承担了约占总数1/5的联合国经费，日本还加大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投资，以增大自己的发言权。日本大力开展“联合国外交”，把争取各国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日本极力倡导联合国的改革，重点是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尽管多方努力，日本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三，努力成为新的军事大国。真正的政治大国必然同时是一个军事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已是一个军事大国。日本2003年度军费为4.8万亿日元，日本自卫队的装备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在完成2001—2005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后，日军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将具有全球攻防能力。不过，由于受宪法限制，日本尚不能真正发挥军事大国的作用。为了突破这一限制，日本积极进行军事战略调整，将“专守防卫”逐步调整为行使“集体自卫权”。“专守防卫”的地理范围只限定在日本本土及领海，行使武力的条件是日本本国受到武力攻击之后。而“集体自卫权”则是指自己的盟国和关系密切的国家在遭到攻击时，本国有权对攻击国展开攻击。这是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目前日本已与美国一起在行使“集体自卫权”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1997年9月，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将防卫范围扩大到了日本周边。1999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案》等三个法案，不仅将防卫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规定可以为美军提供战争支援。2003年6月，日本又通过了“有事法则三法案”，认定日本首相在危机时刻可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实际上，“专守防卫”战略已被突破。此外，日本还积极谋取向海外直接派兵，实现事实上的宪法突破。1992年日本通过了被中曾根称为“里程碑”的《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法化法案》，为自卫队走出国门创造了合理的法律依据。同年10月，日本即向柬埔寨派出了600人的维和部队，这是日本战后派向国外的第一支成建制部队。在此之后，日本向多国派出了维和人员。“9·11”事件后，日本以反恐为名加快了向海外派兵的行动。2003年7#p#分页标题#e#月，日本未经联合国授权，决定向处于战争状态的伊拉克派遣1000人的部队，这被看作是“日本未来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前奏”，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更将之称为“今后类似行动的范例”。

其四，加强对外投资和政府援助。当今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本充分利用经济大国的优势，采取对外投资和政府援助等方式密切与各国的联系，增强在世界的影响。政府开发援助是由日本政府向受援国提供的无息贷款，受到各国欢迎。1989年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已居世界之首。日本把援助的重点放在了亚洲，这一方面是由于亚洲许多国家遭受过日本的侵略，日本想用经援办法改善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日本认为应该首先在地区层次发挥重要作用，获得亚洲人民特别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支持与配合，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

通过多年的努力，日本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已不可低估。目前，日本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中的重要成员，是惟一列席欧安会和北约会议的亚洲国家。在一些重要国际问题上，日本的发言权甚至超过了英、法、俄等国。有人认为，日本已是安理会之外的世界性大国。

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是打着要做出更多“国际贡献”的旗号。如果日本真如其所声明的那样，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那对亚洲人民、世界人民并非坏事。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令人不安的动向。

首先，美日同盟力图主控东亚。美日关系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出现一段时间的不协调。但随着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而同时美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以及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出现，日本开始改变对美说“不”的态度。日本再次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以新的日美安保体制为基础，已形成一种“涵盖亚太、多维渗透、攻防兼备、平战结合”的全方位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更强的外向性、攻击性、临战性。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最近公开提出，日本可“先发制人”。日本以美日同盟为后盾，表现出强烈的主控东亚的趋向，而这必然影响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追求“政治大国”在日本有着一定的民众基础，但核心力量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政治大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刺激了右翼势力的膨胀。右翼势力推崇新国家主义，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大力发展右翼组织，不断出版右翼刊物，并在历史问题、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频频发难。这种思潮和势力不能不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和日本国民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现在日本政界对战争的负疚感越来越淡化，日本社会对要求反省、谢罪的声音越来越不耐烦，小泉首相4年参拜靖国神社，无不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日本历史证明，当国家至上的信念和强国梦想追求被推向极至时，日本的发展就会走上歧途，这必须引以为鉴。

再次，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日本军事战略防御的重点已从北面转向西面，日本《防卫白皮书》已将中国视为对日本的最大威胁。日本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周边事态法》已在事实上将台湾纳入了其周边事态范围，并为将来台海危机美军介入时日军予以支持埋下伏笔。日本政府已于2003年12月正式决定与美国一道部署地区导弹防御系统，这一系统实际上已将台湾纳入其中。这些都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及国家的统一造成极大的危害，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关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脚步已不能停歇。对于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国际社会存在疑虑，其核心问题是日本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是坚持和平发展的路线还是走向军国主义，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负责任大国还是走向地区霸权主义。日本“政治大国”的发展取向最终还是取决于大多数日本国民的选择和日本政府的政治决断，但由于此事直接关系到亚洲及世界的福祉，也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