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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所处国际环境(体系)的不同，日本自立国以来的外交战略走势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朝贡体制时期，二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时期，三是冷战时期。虽然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日本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但这些选择又存在着彼此相联的“共性”。正是这些不同选择中所存在的共性，构成了日本外交的规律性和不同于其他国家外交行为的独有特点，而在这些共性中，日本人所特有的民族性格，对日本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自卑与自大并存，使日本形成功利性、利益至上的外交生存理念

    在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处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下，由于边缘、孤岛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与中华文化的巨大落差，在极度自卑心理的驱使下，日本在朝贡体系下偏安一隅，不愿意笼罩在中华文明的阴影之下。然而，不甘落后于人的自尊和自大心理，却又使日本欲借中国之力发展自己。于是，我们看到在朝贡体系下，日本总是时进时出，有着较大的随意性。从历史上看，日本参加到中华世界帝国体系的动机并非价值性的理性取舍，而主要还是经济性或功利性的，即以发展对帝国的朝贡贸易来维持“生计”。这显示出日本加入国际体系不是以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道义与责任为准绳，而是以建立在功利基础上对国际社会进行利益索取为标准的实用型的外交生存理念。在进出于朝贡体系之际，日本一方面学习中国先进的东西为己所用，另一方面又私下小动作模仿中国欲建立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小朝贡体系，待时机成熟日本便将此野心扩大到整个东亚。日本外交的“两面性”在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下便已初现端倪，其时进时出于国际体系的外交行为，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并逐步地养成了一种习性，并最终发展为一种外交行为特征。

    强烈的自卑感使日本民族对外部世界有着敏锐的反应力和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形成了过分的防御心态和戒备心理，在民族性格上则表现为孤傲冷漠、自私狭隘，一味追求保全自身利益而不讲国际道义。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不仅视中国为其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的重大障碍，而且还将中国视为假想敌，极力炮制“中国威胁论”。但是，面对中国资源、市场的巨大诱惑，有着不甘落后于人的自尊和做世界强国抱负的日本，在经济贸易往来方面却又与中国交往密切、相互依赖。

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使日本外交崇尚武力、弱肉强食

    日本的等级观念运用到国际问题上，所引申出来的便是对权威强者尊崇和驯服， 对弱者蔑视不屑和残暴的意识。日本政府的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关于国际政治结构的权力等级观念。日本只有与强者为伍，向弱者索取，才能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国家利益，并逐渐从低升高、由弱变强。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转折，这一时期日本对外一方面在“脱亚入欧”的原则指导下加强与欧美列强的外交协调，并同时进行多番努力试图修改加在日本头上的不平等条约，用以摆脱同欧美列强不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以西方的逻辑来与朝鲜、中国等亚洲邻国展开外交。竭力扩张，充当欧美列强侵华、侵朝的急先锋，争当殖民帝国以图获取与西方列强同等的权力。随着日本的强大，日本对外行为又开始发生变化，由之前的依附英美，转为挑战英美的霸权地位，欲在东亚地区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实现其企图称霸东亚的美梦。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被日本运用到了极致。

    二战结束后，日本战败投降，经济跌入低谷，国内政局动荡，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美国大兵趁势进驻日本，对日本本土实行了占领。没有抵抗，甘愿臣服，在外人看来，这太不可思议，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由战前的傲慢转变为战后的绝对服从，是十分自然的转变，面对权威就应该服从，即是弱者就要服从强者，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美国的顺利进驻，使得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权威意识和等级观念再次生动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正如我们现在亲眼所见，日本已从一个落魄的战败国重新崛起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巨人、技术强国。曾一度低调、沉寂的日本，在经济实力雄厚起来后，一改往常卑躬屈膝、谦逊的模样，又以傲慢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开始财大气粗地在国际社会上抛头露脸、四面出击。其对外战略也有内敛转为进攻，由对美的全面依附转为欲摆脱美国，走独立自主的“政治大国”的道路。

三、矛盾心理导致的身份认同摇摆使日本外交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自近代以来，日本再三地脱亚入欧、脱亚入美、脱美入亚，以及近来有所提及的入美入亚，在身份认同上摇摆不定。潜意识的自卑和成为强者的渴望相互矛盾，使日本在外交上一味推行攀附强权、追逐大国步伐的外交政策。

    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下，从协助西方列强摧毁华夏朝贡体系开始，日本的外交战略就陷入了追随强者的政治逻辑之中，表现为“脱亚入欧”，依附强权，全面西化。而一旦日本强大了起来之后，它便开始反叛近代西方国际体系，试图摆脱强权，另起炉灶，在政治理念上回归传统(即回到传统的朝贡体系) ，试图在东亚地区构筑日本版的“朝贡体系”——“大东亚共荣圈”，“脱欧返亚”成为其主要的外交取向。日本展现其“两面性”外交所依循的基本路径，主要体现在角色的相互转换中，即日本总是在追随强权和试图摆脱强权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强权之间进行外交战略的转换与选择，这种路径选择所依据的原则和驱动力，就是根植于该民族性格深层处自卑与自大相互依存、相互矛盾而引申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上的投机取巧性。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追随美国，走上了脱亚入美的道路。因为“入美”，日本获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保护外壳，在利用美国霸权追逐物质利益，逃避来自受害国的道义和物质追究的同时，本还在美国贩卖“自由民主”的幌子下获得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精神上的优越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90 年代初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上的强大再次唤醒了日本的野心，在叫嚣能买下整个美国的同时又将目光转向亚洲，欲做亚洲的领头羊，“新亚洲论”开始抬头，什么“亚洲重新评价论”、“亚洲故乡论”、“亚洲回归论”、“亚洲共同体论”等相继出现。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日本顾不得也不屑于对侵略亚洲的罪恶史做出深刻反省，尤其在冷战结束后，日本亲美保守势力为了防止国民的民族压抑感爆发冲击到对美关系，还不时挑起与邻国的历史问题争端，实施“情绪转移”，在亚洲寻找心理宣泄口，其与亚洲国家的精神距离实质上愈见拉远。

    在容忍主权缺失的同时又追求着主权的完整，是定位于地区强国还是世界大国，是融入亚洲还是继续充当美国的传声筒，一系列身份认同上摇摆不定的困境使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明显不足。模糊的定位使日本总以一种功利性的眼光来看待与他国的外交，主要强调经济利益，以获取经济利益作为制定外交政策的前提条件；而与此相对应的外交行为则通常表现为学习追随强者，与强者为伍，但同时在本国由弱小走向强大的过程中，也时明时暗、时现时隐地表现出追随与反对强国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面性特征。

    独特的岛国地缘环境，孕育了日本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积累和创造，日本民族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日本文化。透过本尼迪克特的笔触，我们了解到日本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菊花”与“刀”的两面性。纵观日本外交历史，菊花与刀、自大与自卑、驯服与叛逆等双重民族性格对日本外交两面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消极的:以一种功利性、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与他国的外交，习惯于在弱小时攀附强权，欺压弱国，而强大时便开始由弱小时对强力的依附逐渐转变为对强权的反叛，渴望走向独立和自主，按照其自身固有的传统理念另搞一套，在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很少考虑道义原则，有时甚至表现出极度的自私和残忍。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