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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本恕（左一）与徐敦信（右一）在绿茵场上。

    1934年生于江苏省扬州市。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和北京大学东语系。1962年入外交部后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处长、副司长、司长，驻日本使馆一秘、公使衔参赞等职。1989年起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1993年至1998年出任驻日本大使。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会长、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等职，并受聘为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特聘研究员。

　　
    上午的阳光映照着东交民巷这间朴素的公寓，徐大使面带微笑，优雅中透出职业的冷静。他语调舒缓，娓娓道出的却是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1978年8月6日晚8时45分，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的徐敦信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电话是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堂之胁打来的，他告诉徐敦信，园田外相希望访华举行两国外长会谈。当时，中日邦交谈判正进入到关键时期，徐敦信正是这一历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之一。而且，在此后大半辈子的外交生涯中，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中日关系这条主线。

　　
    中日缔约谈判始于1975年1月，期间一波三折，直至1978年，福田内阁在内外推动下，终于下决心重开谈判。从1978年7月21日至8月12日，谈判双方在北京共举行了16场会谈。

　　
    外交谈判的机遇有时就在分分秒秒。在谈判快达成协议的最后阶段，日方谈判团的重要成员奉命回东京商讨对策。关键时刻，短暂的沉默，也是一种较量。中方也作了各种因应预备。8月6日晚8时45分，中方代表团办公室的一阵铃声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默。“日本驻华使馆堂之胁公使给我打来电话称，园田外相希望访华举行两国外长会谈。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于是立即请示领导同意，直接电话报告小平同志办公室，秘书立即口头报告小平同志，不到一分钟，答复称：‘欢迎来访’。当晚9时15分，我电话复告堂之胁，对方既高兴又惊奇地说‘这么快啊’！因为前后仅用了半小时。”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这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平等条约，是迄今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合作的新起点。

　　
    “1992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下半年我们顺利地接待了日本天皇、皇后访华。”徐大使依然微笑着说，天皇此行在中日关系史上是日本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中国。中日双方都意识到天皇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论事关重大，可能成为此次访问成败的关键。

　　
    当时日本驻华大使是桥本恕。桥本也是徐大使共事多年的老朋友，他以个人身份找徐大使帮忙，原话是帮他完成一篇“作文”。徐大使说：“这个忙一定要帮，但作为中国的外长我不能越俎代庖。”桥本几经周折终于交出了一篇大体可行的“作文”稿。但文稿中涉及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时，使用的形容词是“多大”。日文“多大”就是巨大、很大的意思。但汉字“多大”在中文中是个不确定词。徐大使郑重地告诉桥本，“多大”在中文译稿中必须译成“深重”，讲“深重苦难”，更深沉、郑重，更符合历史事实。在徐大使的坚持下，这件事尽管一直等到天皇专机降落北京首都机场后，才得到日方肯定的答复，然而这位“微笑大使”的坚定和执着“的确令人折服”。#p#分页标题#e#

　　
     1993年徐大使到东京赴任，桥本早已退休，他们依然是老朋友，不时在高尔夫球场相遇，忆及往事，彼此都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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