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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1991年5月，日本经济结束了持续54个月的繁荣，开始进入衰退，并最终转变为一种长期萧条。萧条持续了十几年，除了个别年份外，GDP增长率持续下降，失业率则一直增加，经济前景毫无起色迹象。这次萧条历时之长，部分经济指标跌幅之大，在世界经济周期史上实属罕见。
 

　　日本经济异乎寻常的情况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他们各自给出了意见各异的诊断书。这些诊断书中所列举的日本经济的病因大致可归结为四大类：周期性因素、经济结构因素、“泡沫经济”破灭因素以及日本特殊的制度因素。对病因的见解虽然众说纷纭，但矛头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凯恩斯主义一直信奉的总需求不足。诊断的结果决定了治疗的手段必然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日本政府就是按照这种处方处理总需求不足的。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政策将日本经济拖入了长期萧条的泥潭。

　　在现实中，每一次经济危机的产生，必然有许多影响因素，所有因素最终都必然归结到需求。但这里的需求并不是凯恩斯主义所说的总需求。在总需求中，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它主要取决于工资和收入流量，后者又受制于生产状况。而投资需求则属于引致需求，它一方面受到消费需求的限制，另一方面通过作用于存量资本影响工资收入流量。流量与存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只有存量与流量同时达到均衡，结构性有效需求得以维持，经济增长才能保持稳定状态。所以，只有将结构性有效需求分析清楚，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危机的本质，才能找出危机长期化为萧条的原因，才能找出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

 
二  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危机与萧条的根源

 
　　从古典学派、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直至理性预期学派，研究宏观经济的传统是只重视流量的分析，而很少联系到资本存量。他们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都是以变量之间纵向的变动比率关系为主，而很少联系变量之间横向的结构比例关系。所以，他们要么是完全否定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要么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总需求不足。但是，在经济的变化过程中，经济变量纵向变动速度的变化必然导致经济变量横向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变化，经济变量横向比例结构的变化又制约着经济纵向的发展速度，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才能真正认识经济运行的本质。

 
(一)维持有效需求结构均衡的条件

　　企业是生产商品形成供给和生成收入形成需求的联结点，所以，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应该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作为理论起点。我们建立一种以企业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的收入—支出模型。在一个封闭经济中，有：

 
    W+D+r+Ⅱ=C+I

 
　　其中，W为工资，D为折旧，取决于折旧率(d)和资本存量价值(K)，即D=dK，r为利息，如果把股息看作是按照贷款利率(i）支付的利息，则r：iK，Ⅱ为企业利润。所以，上式又可以写成：

 
　　W+(d+i)K+Ⅱ=C+I

　　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反映了经济活动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工资起着关键作用。工资作为成本因素影响着供给，又作为收入要素影响着需求，它是供给和需求的一个联结点。所以，工资在成本和收入中同其他变量的比例关系，既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和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决定了经济体系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在消费倾向和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不变的工资对财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比率W／(r+Ⅱ)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W／(D+r)才能保证均衡解的唯一性，因为唯此才能维持有效需求的均衡结构，从而保证工资购买全部消费品，非工资收入者得到稳定的利润或利息率用于投资。

　　利润在所有这些变量中是最活跃的因素，它推动着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企业产量的增加或减少以及投资的扩张或收缩等决策取决于利润量，当利润为正时，企业将增加产出和扩张投资；当利润为负时，企业将减少产出和收缩投资；当利润为零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经济增长率不变，经济各变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将保持不变。

 
(二)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的产生

　　经济处于稳定状态仅仅是一种理想情况，利润的变化会导致经济偏离稳定状态。从短期看，资本存量是给定的，决定了企业的固定成本不变，如果工资在契约中已经规定下来，则利润完全取决于总支出。若某种外在因素导致投资的增长率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利润将为正，会引发更多投资，从而带来更多利润，进而引发更多投资，凯恩斯的“寡妇的坛子”出现了。但投资不可能无限扩展下去，投资流量和收入的比例在此起着关键作用，它构成了经济稳定性的内在机制。因为本期的投资流量将转化下一期的资本存量，本期投资的增加将引起下一期资本存量的增加，从而使折旧和利息成本增加。投资流量的变动和进而引起的资本存量的变动会导致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动。

 
　　在收入结构中，短期内的折旧、利息和工资由于存在以前的契约可以看作是给定的，这样利润一般和经济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是提高的。利息在收入中的比例也会因经济高涨阶段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比重的增加而有所提高。工资在经济高涨和企业利润高时也会相应提高，但其上涨幅度不会大于利润。所以，当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投资以累进的比率增加时，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将下降，即工资收入比利息收入和利润收入的份额W／(r+Ⅱ)要低。如果工资收入的消费倾向大于非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倾向时，则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将降低消费倾问，提高储蓄率。

 
　　在成本结构中，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提高，在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时，企业成本构成中的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比重下降，即W／D+r下降。

　　这样，随着经济的扩张，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产品成本的上升，到了一定阶段，必然形成工人的工资与按现行成本生产和定价的产品的非平衡关系，而如果企业降低产量，就会引起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增加虽然可以暂时弥补消费不足情况，但投资的增加将会导致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重进一步提高，从而使收入结构和成本结构更加扭曲。
 

　　现在，面对着严重的产品积压，企业被迫降低价格，这意味着企业的亏损。对单个企业来讲，它的理智选择只有两条路：减少投资和降低工资。减少投资会导致利润下降，而降低工资虽然可以降低成本，但也会引起消费的减少，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亏损或利润的下降。利润的下降反过来又对投资的减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消费、投资、利润的这种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企业的破产和合并。破产和合并的资本存量价值是按照清算价格计算的，会大大低于原来的账面价值。接管这些资产的企业在计算成本的时候是按照接受时的清算价格进行计算的，所以固定成本就会大大降低。资本存量价值的收缩并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原来的资本存量被新企业接受后，生产就可以恢复，失业的工人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和原来不同的是，通过资本存量价值的收缩恢复了它与收入流量和投资流量的均衡比例关系，从而使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也调整到均衡的比率，按照现在成本制定的价格刚好可以被工资购买，经济又恢复到稳定状态。

 
(三)从危机走向萧条：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与有效需求结构的进一步扭曲

　　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自我恢复均衡的内部机制。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干涉会破坏这种自我调节机制。随着存量和流量比例失衡与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扭曲的加剧，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将引起产量和失业的增加。对此，凯恩斯主义者的诊断是需求不足。为了应付这种状况，他们开出的药方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配合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如果?让我们结合着图2来进行说明。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可以暂时增加需求。在图2中，当经济处于E2时，经济中出现了产量减少和失业增加的现象，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是使总需求曲线向外移动到AD3位置。不考虑经济政策的“挤出效应”，短期内企业生产的成本不会增加，所以总供给曲线仍然在AS2位置，从而使产量暂时恢复到均衡时的水平(Q1)。但是，企业的资本存量价值被保持了下来，由于固定成本占了产品价格的很大部分，工资增加的余地就比较小了，所以，总需求虽然增加了，但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失调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随着总需求的增加，增加的投资部分会使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价值继续提高，这进一步加剧了流量和存量之间的比例问题，而且会使固定成本继续上升。这时，经济处于E3位置，产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进一步下降，就业形式更加恶化，并同时导致更高的价格水平。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是萧条的严重化和长期化。

三  日本“平成景气”与有效需求的结构性扭曲

　　1986—1991年间，日本经历了连续54个月的“平成景气”，该时期日本的平均经济实际增长率达到4.4％，远远高于同样处于繁荣时期的其他发达国家的同期增长率。也正是由于推动日本如此高速经济增长的因素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变量的结构比例失调，导致了只有在日本才出现的史无前例的经济萧条。

 
(一)经济高涨的原动力：充足的货币供给

 
　　货币经济学把货币供给增加影响经济的渠道归结为财富效应、替代效应、资金供给效应和信贷配给减缓效应。其实，货币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方式应该是利润和投资的互动效应。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和利润率的上升，从而刺激投资的增加。投资增加会进一步引起利润和收入的增长，由此形成一定期间内一个自我增强的趋势。出现“平成景气”的推动力就来自于经济中货币量的大量增加。

　　货币供给量增加在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超过了实物资产的积累速度(见表1)；M2+CD对GDP的比维持在高位，并在经济增长时期有了较快增长，为保持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融资上的支持。
 

　　货币增加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贸易收支盈余。从1981年开始，日本贸易盈余有了巨额增长，并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货币供给量的大量增长开辟了另一个渠道。

 
　　另外，80年代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使8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大规模的金融缓和，为货币增加创造了制度方面的条件。同时，日本政府在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政策也为货币的供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6年到1987年间，日本银行连续五次下调利率，1987年利率最低为2.5％，—这在当时工业化国家中是最低的，也是日本银行有史以来最低的。1986年日本实施了综合经济对策，1987年又推出了公共投资总额为6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1988年度政府总的公共项目预算比1987年度又增长了20％。

 
(二)经济变量内部结构的失衡

　　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激励引起了投资的大幅度提高。在1987年至1990年期间，日本设备投资平均增长率为12.7％，相当于同期实际增长率的(4.7％)2.7倍。所以，“平成景气”又被称为投资型主导经济。

　　投资的增加使企业利润大幅度增加。据统计，1989年的第二、三季度全产业法人企业的经常收益率高达11％。企业收益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投资的提高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投资的增加累计为资本存量价值的增加，表现为股票和土地价格的剧烈上涨。从表中可以看出，日经平均股价在1985— 1989年的四年间，增加了2.7倍，平均每年增长28.4％。而从实际GDP看，1985年为3429503亿日元，1989年为4091835亿日元，平均每年增长4.5％。也就是说，每年股价平均上涨率是 GDP上涨率的4.3倍。“平成景气”期间的平均地价平均上涨率是11.5％，是GDP平均上涨率的2.5倍。所以，资本存量相对于收入流量的比率大幅度提高。

 
　　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比率的大幅提高，导致了收入结构和成本结构的失调。1987—1991年日本全产业的工资上涨率分别为2.0％、3.5％、4.1％、4.7％、3.5％，低于同期日本名义GDP增长率4.4％、7.2％、7.3％、7.9％、6.2％，更远远低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所以，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同时，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趋于下降。一方面是资本存量的增加带来了固定成本的快速攀升，另一方面是消费倾向较高的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下降，结构性有效需求问题逐渐凸现。虽然投资的增加可以暂时弥补消费的不足，但持续累加增长的投资是不能保证的。当货币供给减少，利润率开始下降，投资将因为资金约束和刺激消失而逐渐下降。

 
　　日本实际经济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发展的，“平成景气”后期，存量和流量的比例严重失调，结构性有效需求问题导致居民消费支出减少，并很快转为负增长。当银行受股市拖累而收缩贷款时，投资开始逐渐萎缩，并最终转变为负投资(见表6)。按照存量和流量以及收入结构和成本结构的自动调节机制，在固定成本的增加和需求减少的共同作用下，企业产品将会严重积压，企业被迫降低价格，从而导致亏损。为了避免损失扩大而减少投资和减少工人或裁员，对单个企业来说是理性选择，但对整个经济来说却只会导致需求进一步减少，亏损进一步加大。许多企业破产清算或被收购兼并，从而使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降下来。这样，存量和流量之间、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失调就可以得到纠正，从而使经济恢复稳定状态。是什么阻止了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发挥作用，而使日本经济长期陷入萧条的深渊而不能复苏呢?下面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

四  阻止日本有效需求结构恢复均衡的元凶

　　从前面的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前期“平成景气”中经济内部比例的失调。投资的过快增长传递给资本存量，引起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的结构失衡。衰退来源于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过高，而衰退转化为长期萧条的原因也在于过高的资本存量和流量比率不能得到调整，使经济中的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不能恢复到均衡状态。经济中长期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抑制了消费需求，并进而影响到投资需求。 1993—2001年间的年平均私人消费增长比1983—1992年间缩减了三分之二，而实际固定资产总投资平均为零。

 
　　阻碍日本经济均衡状态恢复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日本政府所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不良资产长期得不到清理而难以降低存量价值总额。

 
(一)刺激景气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对这次萧条的诊断是总需求不足，所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增加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日本政府也是按照这个处方抓的药。在 90年代，日本政府总共推出九次利用财政手段刺激景气的经济对策，总额达129.1万亿日元，相当于2000年度GDP的近四分之一。政府支出的扩张与税收收入的减少使日本政府赤字和债务总额与GDP的比例迅速增加，日本政府债务余额2000年底实际达到了666万亿日元，相当于当年GDP的 128.5％，约相当于全年税收收入的15倍，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测。政府投资最终不得不大幅度减少，说明财政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p#分页标题#e#

　　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日本政府推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数次下调官方利率，使利率从1990年的6.00％，下降到 1991年的4.50％、1992年的3.25％、1993年的1，75％和1995年的 0.50％，直至2002年的0.10％，官方利率几乎下降为零。

 
　　但是，力度如此大且代价如此高的经济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经济增长除了1996、1997两年内稍有反弹，其他时间经济都毫无起色，并有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在于，萧条并不是总量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存量资产价值太高所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可以临时缓解症状，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投资的增加反而会进一步增加资本存量的价值，使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继续增长，导致收入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更加扭曲。针对总量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不但不能使日本经济走出萧条，反而使萧条更加严重。

 
(二)长期虚值存在的巨额不良资产

 
　　有效需求不足意味着企业亏损，而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又阻止了破产的发生，所以亏损逐渐累计起来就形成了庞大的不良资产。1992年3月，大藏省公布的城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和信托银行的延滞债权额为8万亿日元。1993年3月，城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和信托银行公布的破产者债权和延滞债权合计为6.76万亿日元。到1995年9月，根据银行自身推算，全国银行当时的不良债权合计为31.03亿日元。

 
　　尽管从1992—1997年日本金融业累计处理了45.71万亿日元的坏账，但处理了旧的坏账，新的坏账又产生出来。1996年末，大藏省公布的所有经办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为 26.9万亿日元，1997年9月底，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8.078万亿日元。1998年1月，大藏省根据新的统计标准公布的日本146家银行自查的不良债权总额为76.708万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12.28％。据日本金融厅(Financial Service Agency)公布的数据，截至2001年3月份，日本的不良资产总额达150万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2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其中日本各大银行的不良债权总额达到33.5798万亿日元，比2000年同期增加了4％。按照日本政府2001年9月出台的按市值计算资产价值的规定，以市值重新计量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不良资产的实际水平将会更高，依据高盛公司的预测，日本的不良资产总额将达到237万亿日元，约占日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不良资产长期得不到有力清理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企业的组织模式与内部治理结构；二是日本政府对不良资产的救助行动。

 
　　由于沿袭历史传统，也是出于稳定性考虑，日本企业间形成了相互渗透和结合的组织形式。企业通过纵向的资本系列的结合形成“企业集团”，有些通过横向的相互联结形成“企业组合群”。其中，企业集团在日本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试图越过不同的行业，加强集团性的协调机制，通过经理会的设立、股票的互持、高级职员的相互派遣、系列贷款、集团内交易、作为集团整体向新事业领域的扩展、共同的商标管理、标记符号的展示等方式形成关系错综复杂的联合体。集团内各成员既有相互利益又相互制衡。因企业集团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当同一企业集团内的企业形成不良资产时，银行一般不会要求该企业破产清算，而是继续向其提供贷款，以帮助其渡过难关。这种企业组织模式和内部治理结构阻碍了不良资产的及时清理。

　　为了保持低利率，日本政府通过日本发展银行和财政投资与贷款系统向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补贴性贷款，并通过存款保险机构或直接注资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供援助。1992年4月至 1997年11月期间，存款保险机构为解决破产银行问题，共提供拨款2.1万亿日元、贷款80亿日元、购买破产银行不良资产 1174亿日元。1998年3月，日本政府对东京三菱银行等21家大型银行注入1.8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1999年3月又对上述21家银行中的15家大型银行注入超过7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日本政府的救助延缓了不良资产的处理。

 
　　不良资产在清算前，仍是按原值在财务账上计为企业的存量资产。只要不良资产按虚值存于账面，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就不可能降下来，按这些存量资产账面价值计算固定成本所制定的产品价格和收入结构不能匹配，产品积压和亏损的：累计会生成更多的不良资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良资产是产生不良资产的根源。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阻碍了不良资产的清理，使产生不良资产的根源并没有得以根除，一部分不良资产处理了，更多的不良资产又会生成。用这种办法治疗萧条无异于“饮鸩止渴”。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