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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3年，中国克服了“非典”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继续保持了世界上吸引外资大国的地位。除港、台华资外，日本、韩国、美国成为2003年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前3位的国家。另外，据日本官方最近发布的投资与贸易统计，在2003年上半年，日本对外投资金额达25094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同期增长19.3％。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高达35.5％，高于平均增长值。尽管在日本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构成比重中，中国仅为6.2％，低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的34.6％，对欧洲直接投资的37.6％，但已高于日本对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各国、地区直接投资的5。6％。因此，可以说中国已与美国、欧洲一起构成了日本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三个最主要的地区。日本跨国公司在其全球战略中，已经将中国并列于美国构成一极。

 
　　2003年，由于“非典”的影响、世界经济开始复苏资金分流等原因，海外对中国直接投资(实际投入)有下降之趋势，但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仍保持着高增长。而且近几年中日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加强，中国政府实施的积极的市场开放政策及两国间优越的地理条件与文化的相似性等诸多因素，使得今后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队伍将迅速壮大。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通过科学的分析，探索出日本企业在中国实现更加有效的直接投资策略是本研究的出发点所在。通过对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与信息收集，以及系统的分析就盲目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的发展状况所进行的实证分析来促进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更加有效的投资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从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战略角度分析了日本企业进入方式的决定性因素。

 
二、理论背景及研究模型的建立

 
　　在国际商务研究领域中，有关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问题吸引了研究者极大的关注。不少学者认为，对企业而言，在特定的国外市场选择正确的进入方式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美国沃顿商学院教授，进人国际市场领域方面的著名学者Root认为，所谓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使企业有可能将其产品、技术、工艺、管理及其他资源进入其他国家(地区)市场的一种规范化的部署。一般来说，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采取三种基本方式进入到全球市场的每个国家或地区：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

 
　　通过专家多年研究成果的积累，已建立了几种影响进入模式决策的研究框架，并且经过了实践检验，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Carlson、Johanson & Wiedersheim-Paul以及Johanson & Vahlne等人提出的国际化渐进过程理论：以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Beamish & Banks、Anderson & Gatignon等学者广泛地应用交易成本理论说明企业是如何选择进入国外市场模式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数量的增加、投资领域的扩展以及投资方式的不断变化，有关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大都利用了修正的交易成本理论，如跨国公司的合作性战略，扩展市场能力以及分享国外公司更多的利益等。在国际市场进入模型选择的相关研究中，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应用最为广泛(Dunning)。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组织，其国际市场的扩展战略也越来越趋向服务于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因此，战略行为理论在国际市场进入的应用研究中得到了高度重视(Kogut、Liang Neng)。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研究进入模式选择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模型代表了多种理论及方法的综合运用：国际贸易理论、以资产为基础的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该模型的优点在于创造了新的决定因素，并将新因素与以往的研究结合起来。但该模型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利用三种优势来解释进入模式的选择有不少重复之处。因此，目前仍有新的原则和研究模型在不断探讨。
 

　　根据邓宁模型的研究思路，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在选择进入模式时，必须首先分析影响进入模式决策的关键性因素。我们将这些关键因素主要分为三类，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是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指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而东道国国内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所有权优势主要采取无形资产的形式，包括技术优势、营销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金融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内部化优势指企业在内部转移资金、技术、管理技能和其他所有权优势，以减少外部交易成本的能力。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是指企业在投资区位上具有的选择优势。

　　本研究将采用三个关键性因素，以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分析评价法为主，以在中国的日资企业为调查对象，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直接相关的企业所有权优势进行评估，并研究探讨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进入及国际化经营方面的若干决策。

 
三、研究假设及变量的设定

 
1.研究假设的设定

 
　　一般而言，企业的竞争优势同企业所拥有的有形、无形的内部资源优势成正比。依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越是拥有优秀资源的企业就越善于利用其资产所有权优势，同时将市场交易内部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依靠资产所有权形成竞争优势的企业在寻求海外发展时，在合资经营与独资经营两者之间选择后者的倾向更高。这些决定竞争优势的因素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技术能力、财务能力、营销能力等。对此所进行的先行研究如下：Caves通过R&D投资与长期经验积累对技术力量进行了说明，并且将其作为海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来研究；Hood & Young通过海外投资企业的竞争优势因素对依靠企业良好的信用度形成的财务能力进行了分析。另一方面，Denekamp通过美国制造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对营销能力进行了研究。因此根据这些竞争优势因素本研究建立了如下的假设。

 
　　假设1：技术能力越强的日本企业，会越优先选择独资经营方式。

 
　　假设2：财务能力越强的日本企业，会越优先选择独资经营方式。

 
　　假设3：营销能力越强的日本企业，会越优先选择独资经营方式。

 
2.变量的设定

 
　　如上述研究模型说明，自变量为企业所有权优势。自变量的具体项目首先选择先行研究当中共同使用的自变量，为了说明这些自变量，附加了具体的自变量。这些具体的自变量在Caves、Hood& Young、Denekamp等人的研究中已使用，而具有这些特点的变量通过问卷调查，以李氏5分量制测定。

 
　　日本企业在中国子公司所拥有的出资类型有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因变量。根据Stopford & Wells、Gomes-Casseres、Hennart等人的研究，拥有95％以上的股份时可视为独资企业，拥有 6％以上不到95％的股份时可视为合资企业。因此在海外的子公司如果拥有95％以上的股份时，可定义为独资企业，并且赋值为1；而如果拥有6％以上不到 95％的股份时，则可定为合资企业，同时赋值为0。

 
四、研究方法

 
1.样本的设计和收集资料方法

　　为了达到研究目的，需要以实际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对象的总体定为进人中国的日本子公司。本研究以2001年6月至今登记在“中国大中型外商投资企业名录(THE DL RECTORY OF LAR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上的485家日本制造企业为调查对象，从 2004年6月25日开始至8月11日进行了问卷调查。将问卷调查对象限定在制造业的理由是，为验证本研究中的各种假设所设计的调查事项，对于非制造业来说有很多都不适合，因此回答起来非常困难。

　　在研究当中，首先为了使调查对象充分了解研究目的与调查意图，在调查之前向调查对象详细说明调查内容，并且与调查对象承诺调查内容不会在调查目的之外使用并为其保密，然后要求协助。而且尽可能统一资料收集方法。为了提高效率，利用邮政、电话、传真等，发放问卷，然后再回收。

 
2.统计分析方法

　　在本研究中主要使用描述统计分析法、Cronbach's α值的检验法、主成分因子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factor analysis)、二项逻辑斯谛回归分析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并利用SPSS 11.5软件进行处理分析。

 
五、实证分析结果

 
1.调查样本的结构

　　首先根据问卷的回收情况以及对调查样本的结构的观察，运用描述统计分析了解主要项目的结果，由此掌握了日本制造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全面情况。向外界邮送的485份问卷中，回收215份，回收率达到了44.3％。剔除无效问卷，最后用于实证分析的有效问卷为204份。

　　按业务种类观察调查对象的分布，如表2所示，纤维服装(46家、占22.5％)为最多，依次为食品饮料 (30家、占14.7％)；化工橡塑石油品(27家、占 13.2％)，电气机械制造(25家、占12.3％)等等。
 

　　观察调查对象企业对中国的进入方式，204家企业中投资额占95％以上的独资企业有130家、占 63.7％；合资企业有74家、占36.3％。因此，可以说一半以上的被调查企业以独资方式进入中国。其原因主要有：首先，由于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加入WTO后政策透明度的增加，使得日本投资者没有必要通过合资方式来适应外部环境，而是更倾向于设立独资企业。其次，中国引资方式的调整，使一些已经进入合资企业的日本公司通过其扩大投资的部分产品和生产线转向了独资。

 
2.假设检验

 
(1)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用少量因子代替多个原始变量，选择提取多少个因子由本组选择项决定。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中有关影响进入方式的11项问卷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因子的旋转方式(varimax)，提取Eigen值超过1的三个因子(见表3)。这三个因子的负荷值，分别反映进入方式的影响因素的特征。所以命名<因子1>为财务，命名<因子2>为技术，命名<因子3>为营销。

 
(2)置信度的检验

　　由于因子分析所采取的三个影响因素是由针对企业管理者而设计的测定项目构成的，所以有必要对这些测定项目进行置信度(reliability)检验。因子分析的变量一般利用Cronbach′s α值来检验其置信度，但是Cronbach′s α值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Cronbach′s α值达到0.6以上时就可以用来判定置信度(Nunnally，1978)。在本研究中，进行置信度检验的结果，Cronbach′s α值都超过0.6。

　　
(3)二项逻辑斯谛回归分析

 
　　为了了解日本企业以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中国时的企业所有权优势与进入方式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进行了二项逻辑斯谛回归分析。

 
　　把通过因子分析组成的企业所有权优势设为自变量；把独资与合资经营方式设为因变量。在本逻辑斯谛回归分析中，以独资经营的发生可能性为标准进行了分析。假设在海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多数股份的概率可用下列函数式表示，同时它也是被定义为1的独资经营的发生概率。

 
    P(Yi=1)=1／[1+exp(-a-B Xi]

 
    Yi:因变量  Xi：自变量  B：回归系数  a：常数

 
　　自变量系数通过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而模型的准确与否可通过模型的卡方(chi-square)测试法验证。当逻辑回归系数为正值时，选择独资经营的比例较大。以下统计结果中模型卡方的显著性水平(sig=O.0040)小于O： 0.05，是显著的，这说明模型的总的拟合度高。

　　分析结果，在统计上，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的因素是财务因子；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的因素是技术因子。

　　财务因子由3个因素组成，其系数符号显示为 (+)，得到了与<假设2>同样的结论。  而且同<假设 2>的内容一样，日本企业财务能力越高越优先选择独资经营方式，即在财务能力方面确保竞争优势的企业，不需要别的同种企业的协助，也能在中国成功地独立经营。技术因子也由3个因素组成，其系数符号呈(—)，与<假设1>的内容不同，日本企业技术能力越高，越优先选择合资经营方式。对此可做如下的解释。

　　整体上讲，日本制造企业相对于中国同类企业在技术方面始终保持着较高优势。中国企业正是看到了这一差距，通过与日本企业合作的方式，掌握了更多先进技术。而日本企业利用这一点，在以合作方式挺进中国市场时，对于中国当地企业拥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可能。也就是说，可以形成合作伙伴为前提，以更为有利的条件签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通过这样的思路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技术能力越强大，越优先选择合资经营方式。

　　另一方面，虽然营销因子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其系数符号为(+)，它具有同假设相同的影响。

　　
六、结论

 
　　本研究把着眼点放在日本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和日本企业向中国市场的进入方式的选择上，并提出假设，然后用实证进行了证明。对在中国的日本制造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然后用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了实证分析，设定两个因变量，在此基础上再设定3个假设。

 
　　实证分析结果，进人中国的日本企业，财务能力越高，越优先选择独资经营方式；技术能力越高，越优先选择合资经营方式。但营销能力对进入方式不具有任何影响。因此假设2得到了支持；假设1、3被否定。

　　这样的分析结果给中国企业和政府提供一些战略的暗示。过去，由于日本企业主要对中国实施利用廉价劳务费的制造业投资，所以企业特有的技术优势因素不曾产生影响。但最近日本企业的投资多以电机、电子等技术集约型制造业为主，而且正如本研究结果显示一投资企业的技术能力越高，越优先选择与当地企业进行合资经营。因此，今后中国企业应该利用这一点与日本企业积极合作，迅速学到它们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利用日方的营销资源和国外销售网络，拓宽国外市场渠道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同时，为积极引进这些日本企业的投资，政府方面也得多加努力。首先，必须坚决执行人世协议内有关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的条款，使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不受太多政策法规的束缚；其次，必须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规范市场环境；第三，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投入。

 
　　本研究导出了对于日本企业走进中国具有影响的主要变量，在此基础上导出日本企业的进入方式选择的行为模型。这给今后有关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在此基础上，有关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会更为系统、合理。但是本研究中，在设计和分析研究模型方面存在着多种局限性。#p#分页标题#e#

 
　　第一，本研究以对在中国开展投资活动的企业实施的问卷调查为根据进行实证分析，同时所使用的资料多含有主观性较强的企业家个人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所使用的资料可能缺乏客观性。

 
　　第二，对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行为的说明不包括下列因素，即所在国家特征、相关产业结构特征及文化特征等。

 
　　在今后的研究课题中，应将上述因素也作为重要因素来研究，同时应增加以直接投资方式向中国进行投资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比较。并且由于企业的动态性，我们对同一样本需要进行跨时间序列的动态比较研究。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