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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经济中心主义”，无论是内政，还是对外政策的实施或是外交行为的目的，都以国家经济的恢复增长和繁荣作为最主要的目标，都带有极为强烈的经济色彩和功利动因，可以说是一般性政治外交的经济化。而“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又决定了日本对外援助政策以“经济开发”为基本特征的原则方针和行为方式”。战后日本外交有两大支柱：一是日美同盟，二是经济外交。ODA则是经济外交中最具战略意义和政治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在经济利益驱动和主导下的对外政策导向和外交行为模式，又决定了ODA以“开发援助”为主的特点。

 
　　对于“经济外交”这一专用概念，日本学者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不尽相同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外交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为实现国家的诸多经济利益，而由该国政府尽量动员本国资源来推行的对外关系的一种方式”，突出了经济外交的动因、目的和行为主体。也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外交是“有关贸易、资本、金融、服务等各方面的市场开放，和随着经济摩擦而导致的进出口限制，以及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日本政府的各种政策”，强调了经济外交的内涵、外延和结构性的内容。中国学者认为：对日本的经济外效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读。在狭义上，经济外交“就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进行的外交活动。是相对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而言的。”在广义上，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前者强调了经济外交的手段、直接目的及其与政治和军事外交的区别，后者强调了经济外交的作用、功能以及间接的、长远的战略性目的和功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是以政府为行为主体，民间组织予以协助；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行为方式，涉及贸易、金融、资金、技术、知识、人力等多个领域；以对外开发援助为中心和先导，以扩大海外市场为直接目的，同时谋求长远的、潜在的政治、军事和安全的战略目标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

 
一、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出台

 
(一)扬长避短的战略选择

 
　　经济外交是战后日本外交最主要的内容和最擅长的领域。作为战败国，日本不仅失去了对外实施军事外交的可能性，政治外交能力也大为削弱。因此，对外开展经济外交，以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扩张经济势力并扩大政治影响，成为日本扬长避短的战略选择。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内外环境的制约限制下，为维护、实现和扩大国家利益而不得不采取，且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外交行为方式。从国际环境看，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长达6年，撤出后仍留下10几万大军和大大小小几十个军事基地，并与日本签署了对日本的发展和壮大起“瓶塞”作用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国际社会也强烈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规定了“防止敌国的侵略政策重演的地区性协定”，第107条规定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本宪章签署国之敌国的行动”，这些针对德、意、日等战败国的“敌国条款”，成为国际社会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日本在政治、军事和安全方面实施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可能性与自由度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无法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运用军事手段扩大国际影响、发挥国际作用，只能另辟蹊径、扬长避短，实行借助经济手段、采取经济方式、突出经济色彩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重返国际社会和海外市场。

 
　　从国内条件看，政治上，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对战争灾难的痛惜，使得战后初期的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空前高涨，产生了“和平宪法”，其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以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且宣布“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从国家根本大法、国内社会思潮和政治现状等角度，限制了日本在政治军事领域对外扩大影响、发挥作用、承担义务与责任的行为能力和政策意志，因而不得不致力于在经济领域、以经济方式为主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经济上，日本于50年代中期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的任务，开始步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具备了提供ODA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越发展、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有必要通过对外经济合作和ODA,保障海外资源的获得和不断扩大，以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是日美安保体制的制度性框架导致的功能性结果。日美安保体制的产生，既是美国出于亚太地区战略而对日本施加外部压力的产物，也是日本基于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进行的自内而外的主观选择，可以说是内外两方面动因合二为一的结果。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日本外交奉行“对美协调”原则方针和“惟美是从”的行为方式，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允许美军驻扎日本并享有治外法权)为代价，换取美国对日本提供军事安全的保护，日本则在国际事务上追随、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日本政府独立自主地实施突出政治军事色彩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大为降低，只能以经济方式和经济手段扩展外交空间、实现外交目标，把经济外交作为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即使是在面对政治、军事、安全的课题时，日本也往往谋求使用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加以解决，使得经济外交的作用和功能不仅不再局限于纯粹经济的范畴，而且扩大到政治、军事、安全等其他领域，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突出表征与核心内容。

 
(二)经济外交政策的提出

　　1957年，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一份《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当时日本外交的三项“重要课题”，“经济外交”即为其中之一，从而揭开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序幕。1958年通商产业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特意命名为《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其“前言”指出“经济合作的基点是立足于国际协调的精神，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还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为扩大输出市场和确保重要资源输入市场做贡献”，不仅强调了对外经济合作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解决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背景，渐渐进入一个新阶段”。ODA也随之作为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方式、重要手段与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和演变与经济外交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并呈现阶段性变化的特点。

 
二、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阶段性发展

 
(一)50年代：经济外交起步

 
　　50年代是日本的经济外交和ODA形成与初创时期。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了主权国家的国际法人身份和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地位。随即加入以美国为首的战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1952年8月，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55年9月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为开展经济外交、提供对外援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国际环境。1954年10月，日本加入了英国牵头、美国参加的“科伦坡计划”，试图通过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维护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开拓海外市场，获取经济利益，逐步完成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转换过程。1955年以后，日本政府依据《旧金山和约》第14条的规定，开始向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部分亚洲国家支付少量的、象征性的战争赔款，以及以贷款、商品、劳务等形式提供的、带有“准赔款”性质的“经济合作”。1958年，日本对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提供日元贷款，标志着日本正式从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并初步形成了以ODA为主要手段开辟海外市场，获取廉价资源，扩展经济势力的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行为模式。

 
(二)60年代：经济外交展开

 
　　客观上，60年代，日本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国际收支状况好转，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法和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但日本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赖性也进一步增强，有必要通过对外经济合作和提供开发援助，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和加剧，苏联为与美国争夺中间地带，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美国为了与苏联对抗，维护自身的全球经济利益和战略地位，也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并要求西方盟国也扩大对外援助。日本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自然追随美国扩大对外经济援助，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

 
　　主观上，日本扩大对外援助的政治欲望和政府意志也随着经济势力的增强而大为上升。1960年日本政府制订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法》，1961年成立海外协力基金会(OECF)，1963年成立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在有关省厅设立了管理ODA事务的专门机构，从而使日本的ODA具备了规范性的法律依据，以及专门的运作机制和实施机构，实现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开始步入全面发展的轨道。1960年，日本作为首批成员国参加了国际开发协会，准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息贷款。1960～1963年，日本政府分别参加了世界银行倡导的向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提供的多边援助计划。1964年4月，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随即当仁不让地以发达国家的身份，更加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力图进一步扩大经济势力范围，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同期，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的资金呈迅速增长的态势。从累计金额看：1955年仅为7870万美元，1964年达2.3亿美元，1968年突破10亿美元大关，1970年达到20亿美元，1978年飙升到107亿美元。对外资金合作的形式也趋向多样化。1965年以前大多是“项目援助”，1966年以后出现了“商品出口援助”，向国际收支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1969年，日本加入《国际谷物协定》的“粮食援助计划”，向粮食短缺的国家提供“粮食援助”。

 
(三)70年代：经济外交转型

 
　　由于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日本严重依赖海外能源的经济弱点暴露无遗。在石油危机冲击下，90％以上的能源需求依赖于海外进口的日本经济一时陷入混乱和困境。日本经济外交迅速转向，大力推进以保证能源供应为基本目标的“能源外交”，因而70年代又是以“能源外交”为特征的日本经济外交和ODA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于生产和提供石油能源的中东、海湾地区提供的ODA金额增长相当快，仅1973年～1975年3年间，就增长了13％(而同期日本ODA的总金额仅仅增长了2.6％)。如果说“能源外交”和“石油外交”的经济安全成分和功利主义色彩还比较浓的话，那么1975年以后日本的中东外交以及与此相适应的ODA就开始带有明显的政治和战略意图，尽管很大程度上还是对美国的中东战略的侧面配合。1975年8月，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与美国总统福特会谈，日方应美方要求，允诺向埃及提供ODA，以便支持美国的中东“和平战略”。向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提供ODA，显然与日本的经济利益并无直接的密切联系，因此日本对外援助的这一变化不仅是从侧面为美国分担战略性的国际援助责任，也反映出日本政府试图通过提供对外战略援助，扩大国际政治影响和发挥国际战略作用的长远性外交意图。

    因此，70年代中期可以视为日本的CDA从纯粹的经济外交和对外援助行为，转向兼具政治和战略意图的综合性外交政策行为的转折点。正是出于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目的，日本政府宣布将“超越政治制度的不同，进行国际合作”，于1973年3月决定向蒙古提供ODA(无偿援助)，1975年10月又决定向越南北方提供ODA。如果联系到当时苏联向东南亚扩张和越南企图在印度支那半岛建立地区霸权的东亚地区国际形势，可以明显看出日本的ODA在选择提供对象时所具有的明显的战略意图。1977年，日本政府发表了两份关于对外经济合作的“白皮书”，一份是历年来一直由通商产业省发表的《经济合作的现状和问题》，另一份是由外务省首次发表的《我国经济合作的现状和展望》。通产省主管以经济贸易为主的对外经济合作自在情理之中，而由一向主管政治外交的外务省出面发表有关对外经济合作的文件，说明日本经济外交中的政治因素和政治意图明显上升，开始了经济外交政治化的转换过程，政治因素不仅介入经济外交行为，而且日益成为日本政府在决策和实施经济外交以及对外援助时的重要参照系。对于此时的日本来说，对外经济合作与ODA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方式，而被视为有助于实现国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之—。

 
(四)80年代：从经济外交到大国外交

 
　　80年代日本政府宣称要成为“国际国家”，要在国际社会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作用，因此特别强调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所要达到的政治作用和安全效果，对外提供的战略型援助也大幅度增加。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亚太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也构成严重的威胁，为了从侧面配合美国对全球热点地区的战略援助，也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保，障，日本政府决定加强向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等“纷争周边国家”提供ODA。1980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宣称：ODA是“为确保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而付出的建立国际秩序的代价”，也是为“确保广义上的安全保障”所必不可少的。日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ODA的金额，扩大ODA的规模，利用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援助疲劳”之机，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并在90年代连续多年保持了世界上“最大对外援助国”的冠军宝座。

 
(五)90年代：从经济外交到全方位外交

　　90年代冷战结束，日本凭借多年的经济外交业绩积累的战略资源，竭尽全力更多地在国际社会扩大政治影响和承担安全责任，一方面其经济外交和ODA的政治功能和政治诉求更加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政治外交手段、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外交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作用开始为强有力的、积极主动的“大国志向型”的政治外交所取代。1997年7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出了“欧亚大陆外交”的战略构想，不久后又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从而极其明确地表示既要加强能源外交的经济安全目标，又要拓展外交空间的地缘战略意图。

 
　　基于地缘战略和国际关系现状的认识，日本政府在拓展全方位外交的同时，强调作为“亚太一员”的基本立场，大力推进“周边外交”。1993年1月出台的“宫泽主义”提出：“为保障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推动这一地区的政治安全对话，我国要积极参与地区新秩序的构筑”，“积极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开放，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更为明确地指出：“对于日本来说，亚太地区具有无可比拟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促进这一地区的安全保障、政治稳定与经济开放是日本外交最优先的课题。”因此“面向21世纪，我国的国际义务之一就是支持拥有巨大潜力的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也始终以亚太地区为重点。属于亚太地区的亚洲(不含西亚、中东)、中南美、大洋洲在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967年79％，1970年85.6％，1975年79.3％，80年代虽有所下降，但仍平均高达69.9％。#p#分页标题#e#

　　日本ODA自然也适应上述外交重心的要求仍然以亚洲作为最重要的投放地区。1992年确立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也明确表示：“亚太地区与我国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一地区依然存在着为数众多的贫困人口。基于这一情况，我国决定继续将援助重点放在这一地区。”这一政策方针在日本国内显然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据外务省1997年的舆论调查表明，对于重点援助亚洲表示赞成的比例达56.7％。1990年-1997年，日本ODA投放于亚洲的比例分别为：59.3％、59.5％、57.3％、54.4％、49.6％、46.5％，虽然呈减少的趋势，但一直是最大的份额，而且1998年又回升到62.4％。而亚洲各国也仍然对日本的ODA寄予较大的期望，希望日本能提供更多的经济开发援助。

 
三、日本经济外交与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

 
(一)和平国家

 
　　作为和平国家的基本立场决定了战后日本“经济开发型”对外援助的基本形态。日本法律禁止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也不提供军事援助，因此对外援助方式方法、行为目的、起点归宿，都主要以经济为依归。实际上，在对外援助政策中引进政治标准，把ODA的提供与否、数量多少、停止或恢复与受援国的军费开支、武器出口、军火输出等军备问题联系起来，也反映了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基本原则立场，至少日本政府是这样向国内外解释的。一旦受援国违背了上述军事方面的限定性原则，日本政府将以中止已提供的援助或不提供新的援助作为制裁。1998年，印度、巴基斯坦相继进行核实验，日本宣布停止对两国的援助，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本政府将继续坚持这一原则立场，把对外援助作为影响受援国军备政策与核政策的有力手段。

 
(二)西方国家

 
　　作为西方国家的原则立场，决定了战后日本ODA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战后日本ODA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除了直接谋求本国利益之外，都在不同程度上配合、支援了西方，主要是美国与苏联相抗衡的全球战略、安全战略、经济政策和人权政策。尽管冷战结束后，配合、策应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但日本政府仍试图通过ODA为美国建构单极世界秩序的全球战略提供财政支援。海湾战争时，日本一共拿出了130亿美元；解决柬埔寨问题时，日本出资占全部联合国所提供资金的25％左右；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日本迅速恢复了对印、巴的经济援助，并表示将为阿富汗的经济重建提供资金。“ODA四原则”中考虑受援国民主、人权状况的规定，也表明日本认同西方价值标准和人权观、民主观，以及试图借助ODA影响受援国国内政治的潜在意图。

 
(三)亚洲国家

　　作为亚洲国家的原则立场，主要是基于地缘关系的利益考虑，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投向和地域中心。由于日本地处亚洲东部，与亚洲国家在历史、文化、经济、安全等各方面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和平与安全、稳定与发展，也与日本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日本的出口市场、资源供应，大多仰赖于亚洲，因此日本外交乃至经济外交和对外援助的地域重心一向是放在亚洲。在《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中惟一明确提及的ODA重点援助地区就是亚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外交的基本原则立场。

 
(四)经济大国

　　经济大国的原则立场是由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力量雄厚与否、国际收支的状况好坏，是—个国家能否提供、提供多少ODA的物质基础。日本是在60年代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稳步发展以后，ODA的数量规模才得以大幅度增长的。而ODA的规模扩张又促进了日本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使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一经济关系的发展既是日本ODA增长和扩大的结果，又是日本进一步加强对外援助的强有力动因。同时，资源小国的局限，又使得日本必须通过ODA推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开发，以确保资源供应的稳定与可靠，这就决定了日本政府仍将以ODA作为维护和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但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低靡，政府财政困难，不能不影响ODA的政策方针、增长幅度和援助条件的进一步改变。

 
(五)国家主义

 
　　经济外交方面的国家主义的原则立场突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和传统政治理念，表现为“对日本的传统的独立性的重视”。在对外援助领域，国家主义理念首先表现为对自身经济成功的肯定和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甚至是俯视其他民族的优越感，从而有意识地利用ODA…向发展中国家宣扬和推广其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时，ODA的成绩和效果又使日本认为自己的对外援助政策行为和理念优于其他西方国家，因此日本应当在国际援助体系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并以此为基点扩大和强化对国际事务其他领域的参与权及影响力。

 
　　其次是对“经济巨人”与“政治侏儒”的不平衡感到不满，要求成为与经济大国身份相称的政治大国，并把ODA作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外交工具。日本政府80年代之所以增加对非洲国家的ODA，原因之一就是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看重40多个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投票权。

　　再次，是在历史问题上令人担忧的错误倾向。尽管日本政府反复声明决不重蹈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前车之鉴，但日本国内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战争罪行的言论和行为甚嚣尘上，使得日本政府的承诺无法让周边国家安心和信服。随着日本政府借反恐怖主义之名，突破“和平宪法”的法律限制，通过反恐怖三法案，实现了战争期间、超越周边地区的海外派兵，以及积极推进“有事法制”。人们不能不担心，作为政治大国的日本会不会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在外交和对外援助的政策行为上，会不会使国家主义取代和平主义和经济中心，成为主导性的决策因素。

　　日本学者认为：“国家主义”的外交原则和立场，与其他几个原则立场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和平主义”要求对侵略战争做出深刻反省，不再重蹈覆辙，这与“国家主义”美化侵略历史水火不容；经济大国应该继续在经济领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这与“国家主义”追求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截然不同；亚洲国家要求日本通过对外援助和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促进地区的共同发展，“国家主义”却谋求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建立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事务的主导权。此外“国家主义”要求日本独立性的立场也与西方一员的原则相冲突。因此，“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导致日本难以得到国际社会信任的原因。日本学者认为：“只要国家主义阴魂不散，缺乏对过去所犯错误的反省，甚至公然翻案，则日本的援助大国化就必然长期招致国际社会的警戒之心”。日本必须“在和平主义的自我规定下，严防‘国家主义’泛滥，尽量在增进国际协调方面发挥主动作用。而有效利用ODA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这种代表了日本国民的理性和良知的观点若能反映到日本政府关于ODA的决策中，若能体现在日本政府的外交实践中，将会有助于日本获得国际社会的充分信任与合作。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