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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为何日本不仇官？因为其公务员内有道德权威、知识优势，外有议会压力、舆论监督。为何日本民众皆有“中流意识”？因为其政治生活中上有政党议员的政治制衡，下有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分析日本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特点，只为创新我们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经济社会如何发展？我们可以修正西方的东西，也可以学习一下日本，或者是创新出我们自己的道路。但是总的方向我们无法改变，因为我们都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两种不太健康的心态：“仇官”、“仇富”，如何解决？邻邦日本或可借鉴。日本这个国家比较奇怪，它是惟一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亚洲国家。但我们发现，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官民冲突曾经也有，但并不是十分激烈；腐败现象也有，但公务员普遍比较廉洁；社会有所分层，但贫富差距一直不大。原因是什么？与日本相对独特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有关。

一、日本不“仇官”

    现在国内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人将这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在诸多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公务人员追求私利，不能为全体人民服务，只服务于某特殊利益集团。现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人们对政府的认同也越来越低。日本在相同的阶段是否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呢？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日本经济由战后复兴转向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70年代。过程中，日本也遇到过类似我们官员腐败的问题，它是如何克服的？日本公务员始终能保持相对廉洁，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平时很难理解，在日本从政府部门到私人企业还有一个传统的员工管理习惯，叫“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年功”就是说你年龄越大，挣的钱越多；年龄越大，级别越高，官儿升得越快，这好比我们国内所说的“论资排辈”吧。按照我们国人的想法，如论资排辈那岂不是人才都跑光了？其实不是这样。按照论资排辈来晋升，整个社会比较稳定，人们的预期比较明确，每个人知道未来会升多高，挣钱有多少，特别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就可以长期保有人才。由于人们的预期都比较长远，所以很少有人会为了眼前的利益来贪污受贿。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论资排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次，我想这还和日本的传统文化有关。日本社会是从封建社会发展过来的，封建社会也就是过去所谈的武士社会。其中在江户时代形成了一种武士道精神。那个时候的武士伦理就是这种武士道。这个武士道我们初听起来似乎觉得它很残忍，其实不是这样。武士道的核心是儒教伦理。中国文化以“仁”为核心，日本文化以“忠”为核心，武士道就特别强调忠诚，强调对上级无限的忠诚、绝对服从，强调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集体观念高度深化。可以说武士道就是武士本身的行为规范。我们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并不是由知识分子发动的，也不是由外国势力推动的，而是底层武士兴起的一场改革运动。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成为了政府的官员。可以说，这种武士道精神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反而因明治维新和天皇制结合，延续了下来。与国家一体化的行为规范直到战后还存在，包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其实过去我们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也是很强的。那些士大夫都很强调清廉、忠君、为民，强调德、忠、孝等。不仅国民党时期这种儒家传统伦理存在，解放以后也有，比如毛泽东强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但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核心价值受冲击比较大。公务员群体发生变化、党员群体也发生变化，公务员和党员的行为规范越来越和传统脱节了，忠诚的对象既不是人民也不是党，而是个人的利益。老百姓看到这些就很难去信服官员甚至政府，政府权威已经开始减弱了。

    再次，日本的公务员不仅有道德上的优势，还有知识上的优势。过去日本社会也称“士农工商”，武士在社会中属于最高阶层，实际上武士就是封建社会的官僚。这些官僚识字，当没有事情做时，就教小孩读书，在知识上拥有优势。后来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搞了现代公务员制度，要进入公务员系统就必须通过考试，或者说必须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学习。也就是说，只有在东京大学法学部读书的人才能成为政府中的高级官员。所以老百姓就觉得这些公务员很聪明，拥有知识优势，自然就产生一种权威。所以在日本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的敬仰和尊重意识都是比较强的，即使到了今天虽然有很大变化，但公务员的这种权威仍然是有的。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日本老百姓对官僚的服从是自愿的。

    最后，日本的公务员制度比较健全，公务员承受的外部压力比较大，促使他不敢乱来。总体上说，这些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议会的政治压力。用学术用语就是“政治控制”、“政治制衡”。如果政府中出现一些小问题、一点小事，议会里的反对党或自民党自己也会马上提出来，责问政府这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非常多，日本电视上每天都在谈这些事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政府公务员必然是战战兢兢、非常谨慎。另外日本还有一种地方政府官员的罢免制度，类似公投。如果人们觉得这个行政首长或者议员不合格，公民可以联名罢免他。比如，政府的预算不合理，有腐败，公务员将钱用在吃喝嫖赌上，乱花了，地方老百姓就可以提出要求，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审计。上世纪90年代，日本搞了一个信息公开制度，正式名称叫“信息公开请求制度”，只要是老百姓提出信息公开的请求，如果不涉及国家安全，不涉及个人隐私，那就完全可以公开。如果政府不同意公开，老百姓还可以向委员会申诉。比如说老百姓要求发票公开，一看发票，发现公务员开的发票都是假的，那就可以进行公投罢免他。

　
    第二，来自司法的监督压力。日本的法院是独立的，检察院是独立的，实际上警察也是独立的。上级或其他党派是不能干预办案的。在判案方面法院都是自己独立判案。如果说某个首相、阁僚去干预判案，让警察去抓或不抓某个人的话，社会舆论马上就会起来形成干预。1976年，卸任首相田中角荣被指任内曾接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贿赂，作为回报，帮助该公司取得全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定单。田中角荣、前运输大臣和17位高级官员被捕，田中本人被一审判处四年徒刑。因为受贿政治家被抓起来，这种事在日本常有，当然，其比例较中国少了许多。

    第三，就是非制度性监督，或称非正式监督。制度性监督可以对公务员进行制裁。例如日本首相有问题，议会可以通过一个不信任案，罢免他。非制度性监督就是可以批评、可以骂，但是没有权力处分、撤掉这个公务员。通常来说，非制度性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日本的媒体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特别是在战后，媒体就自觉地监督政府，监督政治机关。如果读一读日本战后的报纸就会发现，它的第一版全是关于政治类的东西，首相在做什么？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做了些什么？日本有一个日本放送协会（NHK），受国家控制较大一点，其他的媒体全部是民营的，不受政府控制，相反的他们在控制政府。例如田中角荣案件刚开始是由独立评论家立花隆在著名的《文艺春秋》杂志发表长文《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与人缘》给揭露出来的，然后日本检察院就介入，最后就把前首相给抓住了。另外在日本，公务员是不能混合执业的。要搞学术做博导，就必须把公务员的职务辞掉，临时辞掉也可以，身份上一定要改变。要经商，退休后要隔几年才能到与公务员业务相关的企业中工作。如果有混合执业的，媒体会找到你，将你曝光出来。我们国内也有类似的规定，只是媒体不愿意惹事，基本没有类似的监督。日本是一个岛国，这个国家非常小，就像我们的内蒙那么大，不像我们如果在北京混不下去，可以到广州。在日本，如果在东京混不下去，到哪里也无法立足。因此公务员对个人的名誉是非常重视的。一旦某人在媒体上被曝光之后，他自己的羞耻心是比较强的，在政府中呆不下去了，只能辞职。

二、日本不“仇富”

    在21世纪之前，日本的贫富差距一直都很小。即使在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是很小的，那时候人们普遍有一种“中流意识”。现在我们国人感到自己生活过得很差，不如别人，当时在日本这种现象没有出现过。在日本，有90％的人认为自己处在中间阶层（日本人自称“一亿中流”），另外还有60％的人认为自己是处于中间阶层的中间。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不管是农民还是个体户，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保护自己的财产，政治不激进、社会比较稳定，也不会向政府闹点儿什么，官民冲突比较小。可以看到，日本战后长期以来两级分化并不严重，为什么？

    首先，我认为是日本公众政治参与度比较高。在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因为受美国影响，日本公众的公民意识比较强，政治参与越来越多。战后日本地方行政首长全部都直选，地方议员也全部直选。地方政府也受控于当地民众，当地民众的要求不听不行，所以地方行政首长一旦当选之后，就会给这个地方带来一些利益，解决这个地方的一些实际问题。这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行政首长是先任命，然后通过人大投票选举的。另外，日本民众除了通过这种正式制度参与政治以外，还经常参与一些市民运动。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福利问题、环境问题等一系列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日本就开始了市民运动，提出一些诉求，推选接受这些诉求的人成为地方行政首长。正是这些地方行政首长先于中央政府制定了福利政策、环境政策，解决了交通问题，然后逐渐扩散到全国，使得整个社会越来越公平公正。

    其次，在日本的行政文化里有一个传统，叫“体察文化”。政府部门在道德上、伦理上有一种优越感，在知识上也有一种优势，它似乎站在很高的位置，总要体察民情，要是发现什么困难，它事先就帮你解决了。如果体察不到的话，还可以通过“苦情相谈”来解决。“苦情相谈”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上访制度。你有什么苦情，生活遇到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去找政府。日本的政府跟我们的政府不太一样，我们的政府不是开放的，日本的政府是开放的。进入咱们政府机关时你要递身份证，一般人是不许进政府的。除了中央政府以外，日本政府的大门一般不设岗，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你去了以后，他们的公务员高兴得不得了，有问题他就去解决。他们就觉得有事儿做了，服务意识比较强。

    另外，我想这还和日本的农林水产省、自民党保护农民利益有关。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利益没有受到影响，相反有所增进。在西方国家普遍要求公务员政治中立，不要偏向于某一党某一派、某一个利益集团。但在日本实际不是这样的。2001年之后日本有十多个部委，之前有20多个部委，这些部委很有意思，几乎每个部委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比如农林水产省，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这个农林水产省代表谁的利益呢？代表农民的利益。要是想让某个部委完全不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说所有的部委都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话，那么从整体上我们整个社会的利益就实现了。而在中国我们农民、工人的利益没有人代表，在政策制定中逐步被边缘化了。我们国家的部委和日本不一样。我们国家各个部委权力不是很大，不是很强势的。部委上面还有发改委。发改委的权力很大，它实际上是整体上管理其他部委，进一步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在日本，各个部委的权力很大，他们各个部委的部长都是大臣，大臣基本都是政治家，即内阁成员。所以说这个部单独就能推动它制定的一些政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跟自民党执政有关。除自民党在上世纪90年代初被赶下台一次，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基本是自民党执政。自民党很有意思，它的执政基础是农民。虽然近年来有些变化，但长期以来自民党在日本农村的选区比较强势，自民党为了获得政权继续执政，它在保护农民、保护农村方面做了很多贡献，制定了很多政策。所以日本的贫富差距一直以来都很小。

  
　
    再次，日本还有一个制度叫地方交付税制度，相当于我们国内的转移支付。在日本的中央政府中有一个“自治省”，2001年机构改革变成了总务省内设的自治行政局，主要负责协调中央地方关系，还扮演地方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它首先测算各地方的公共服务水平，然后再测算各个地方的税收水平，如果税收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出现差距，中央政府就拨钱给它，让税收与公共服务水平一致。在日本，中央政府的税收规模巨大，其中一半以上都会转移到地方，供地方来使用。如果地方用的话，那又肯定是给农村，或者给经济条件不好的地方。这样一来，全国的公共服务就均等化了。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所享受的公共服务都是一样的。所以整个社会的差距不是很大。

    又次，日本个人所得税很早就实行累进税率。日本的累进税率很高，还征收巨额的遗产继承税，所以日本出不了很多的富人，收入越高，缴税越多。这些钱被用来解决穷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很多穷人不用缴费就可以享受到医疗保障。其实这相当于“劫富济贫”了，因为这些，日本人常常会说“我们日本才是社会主义”。

    最后，这也和日本议员的来源有一些关系。在日本，中央政府国会议员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世袭。我祖辈、父辈是议员，我就可以继承了我祖辈、父辈的选区。日本的选举制度比较特殊，你长期占据某个选区，你的支持者就比较固定，你不干了，你儿子干，选民也会支持你儿子，这是传统的权威。第二是政府官员。比如政府中公务员想从政了，他就辞去公务员的职务，去做候选人参与选举。人们通常看重这类人能力上的权威。第三是地方议员，这个比例是很大的。这三类来源的政治家参加全国的选举，成为中央政府的政治家，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想方设法把国家的资源引向支持他的那个地方去。比如说政府有个预算要修路，那他就把这个预算拿到他的老家去。这样一来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比较落后的地方就获益不少。正是这种政治结构的安排，使得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比较小。

责任编辑：蓝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