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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4月1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州“中国课”新设“日中经济室”，作为负责与中国经济谈判和制定对华经济战略的专门机构。“日中经济室”室长由熟悉中国经济问题的地域调整官松本盛雄出任，人员编制暂定5人，今后将逐步扩大工作范围和人员编制，最终同外务省经济局负责经济贸易的相关人员合并，升格为专门负责日中两国经济问题的课。[1]在当前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状况下，日方“日中经济室”的设立无疑有着深层次的背景和考量，笔者试图对其缘由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新设“日中经济室” 的背景和缘由

       从中日长期交往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损”，这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日本方面站在维持中日经济发展态势的战略高度，率先在外务省内部设立“日中经济室”，表明了日方对中日之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高度关注与重视。笔者认为，日本外务省在当前情况下新设“日中经济室”，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中日之间政治层面的“冷”已逐步导致经济由“热”转“冷”。

      “冷战”结束后，日本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正加快向“普通国家”转化的进程，凭借其经济大国的实力，希冀尽早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与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相比，这一时期两国间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小泉纯一郎执政以来，对“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不进行彻底反思，而且连年参拜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与此同时，还以政府行为修改历史教科书，美化其侵略史以及否定南京大屠杀等系列行径，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导致目前中日关系处于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局面，两国首脑互访中断，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几乎达到“冰点”，这是两国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由于中日经济超强的互补性，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相对政治关系来说较为平稳，两国经济交往异常频繁，进出口贸易额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双方贸易总额连续第7年创历史新高，达1844.4亿美元。尽管如此，有识之士已经发现，中日关系政治上的持续低迷已经逐步影响到两国的经贸往来。

        近年来，两国贸易增长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总额为1004.5亿美元，同比增长6.5%，但低于上一年27.2%的增幅；日本向中国进口的总额为839.9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同样低于上一年23.7%的增幅。最近5年，即2001年小泉首相上台以来，中日两国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877亿美元、1018.9亿美元、1335.7亿美元、1678.9亿美元、1844.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16.2%、31.1%、25.7%、9.9%。由此可知，虽然两国的贸易总额仍继续以较大的绝对值增长，但增长幅度在2003年后出现了倒退。这说明，小泉首相执政后，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对两国的贸易已产生了实际的影响，“经热”有转“凉”的趋势。这一趋势在短时期内表现得特别明显。

       2005年10月17日，小泉首相在我国“神舟”六号成功返回之际，第5次参拜靖国神社。第二天，101名议员又集体拜鬼，使得原本僵化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对以后几个月进出口贸易影响较大（表1略）。

 
        从日本向中国进口情况来看，2005年7月至2005年9月，当月进口金额由69亿美元升至74.9亿美元，但受10月参拜的影响降至69.3亿美元。尽管11月份有所回升，但仍阻止不了其下滑的趋势，2006年2月又跌至58.8亿美元，比2005年7月减少了10.2亿美元。从月增长率来看，波动很大，总体下跌。在参拜以前，增长率虽然缓慢，但毕竟是呈上升的态势。在参拜后，立即下滑，参拜当月随即下滑了7.5个百分点。此后的一个月虽有所回升，但仍然改变不了下滑的趋势，特别是在2006年的头两个月，增长率为负的两位数。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同样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当月出口金额和增长率起伏波动，有负增长率的出现，特别是2006年1月出现了-26.5%的“高峰”。

        第二，试图遏止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保持高速增长。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中，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断增强，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2005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二，最新统计表明已超越日本。

       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贸易统计速报显示，2004财政年度（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日本与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额达到22.71万亿日元（约2000亿美元），超过日美两国之间的20.6万亿日元。[2]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

       2005年，两国的贸易额进一步增长，中国继续保持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02年、2003年、2004年，日本出口贸易额分别增长32.6%、13.0%、20.3%，其中有2.2个百分点、4.2个百分点、3.5个百分点是通过对华出口实现的。2002年开始，中国就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国。[3]这表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有所加强。

       中日两国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中国对日贸易依存有所弱化，越来越独立，掌握着主动权。自1993年以来，日本已经连续11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中日贸易总额，日本已经退居为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0%左右，下降到2004年的14.5%，2005年又降至12.96%。
  
       尽管中日贸易的增长率高，但还是比不上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至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以24.56%的年均速度增长，而同期中日两国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17.29%，二者相差7.27个百分点。中日之间的贸易增长幅度与中国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增长幅度相比，前者与后者也有较大差距。另据中国海关统计，2005年中国同欧洲和美国的贸易总额增幅为22.6%和24.8%，其中进口增幅分别为5.0%和9.1%，出口增幅分别为34.1%和30.4%。同俄罗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进口增幅分别为31.0%、23.4%、15.3%，出口增幅分别为45.2%、26.2%、22.2%。而同期同日本的贸易总额增幅仅为9.9%，除中国向美国进口的增幅外，进、出口增长的6.5%和14.3%均低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增幅，表明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依存有所弱化。

        第三，缘于中日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进一步增强。

       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两国贸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1980年中日双边贸易 额仅为92.0亿美元，2005年迅速飙升为1844.4亿美元，25年中增长了20倍，年均增长率为12.7%。2005年日本对华进出口较1980年分别增长20.84倍和19.43倍，年均增长率同样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分别为12.9%和12.6%）。虽然从建交至今，中日之间政治层面的矛盾、冲突不断，甚至有时出现严重的立场分歧，但两国进出口贸易仍能保持高速度的增长。究其内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很强。

       鉴于两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的不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浪潮下，两国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更具互补性，中日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两国经济的合作。

       日本是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拥有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其技术水平在许多领域都是世界一流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滞胀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乏力。在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出口的情况下，发展外资，尤其是同已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之间的贸易，可以推动日本经济的增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大物博，拥有约世界20%的人口，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随着最近十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的消费需求激增，尤其是对IT、汽车等“朝阳产业”的需求为甚。在这些领域，就目前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来说，仍需大量进口，这为日本的强势产业出口到中国提供了机会，半数以上的日企首选的投资场所是中国。日本的本田、丰田等汽车巨头通过与中方合作已进入中国市场。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65.3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8%，占日本对华投资总额的15%以上。[4]日本著名学者大前研一认为，“中国特需”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是1个百分点左右;多数日本企业领导人认为今后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比现在要增长一倍以上。[5]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经济合作与发展存在着必然的互补性。

       与此同时，两国的贸易结构和资源配置的互补性也日益增强。2005年中日之间的贸易结构表明（表2，表3略），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前十类产品除84、85、90为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外，其余的62、61、95等8类都是诸如矿物燃料、服装、食品等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且这些产品占中国对日出口的69.2%。另一方面，日本向中国出口的前十类产品，却主要是钢铁、电器及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具有高科技含量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型产品，这十类产品占日本对华出口的80.4%。这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主要向日本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它为日本提供了大量在日本因原料、劳动力成本太高等因素无法生产或生产成本较高的初级产品，使日本市场上有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保护了日本消费者及企业的利益。日本的比较优势产品则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型产品，满足了目前中国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在经济交往中，中日两国的资源和技术可以达到最 大限度的优化配置。随着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能源问题开始凸现，节能和环保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新课题，中国新一代的领导集体正极力降低GDP的能源消耗量，构建节约型社会。而日本所拥有的节能，环保技术在发达国家中也是领先的。这些技术，如能运用推广到我国，对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日本在华企业的发展都能做出巨大贡献。日本的节能技术对中国已成了“稀缺资源”。[6]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也体现了两国对另一方市场的特定依存关系，这也是日本新设“日中经济室”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应对两国间经济纠纷和保护日本知识产权的需要。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本着互惠、互利和双赢的原则，大的贸易纠纷较少出现，但最近几年，双方多次出现限制与反限制的贸易纠纷，大规模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2001年中日之间首次大规模贸易摩擦为例，2001年4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和国内许多人士的强烈反对，强行宣布自4月23日起至11月8日止的200天，对我国出口日本的大葱、鲜蘑菇、蔺草席3种农产品超过限额（即大葱5383吨，鲜蘑菇8003吨，蔺草席7449吨）的部分，分别征收256%、266%、106%的关税。6月8日又宣布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家禽及禽类产品，对华限制进口涉及的金额约为1.5亿美元。

      由于日方的一意孤行，中国政府不得不于同年6月8日作出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气调节器3种进口商品加收100%的特别关税。这样双方互打贸易牌，使消费者、投资者的利益受损。小泉首相也表示：“要认真了解情况，冷静地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不宜将事态激化。”[7]为了尽快处理好类似的经济突发事件，使日方的损失降至最低，日本外务省经过一番考虑新设了这样一个主管中国经济关系事务的机构。

       当今社会被称为知识经济社会，“知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也越来越重视保护知识产权。近年来，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中日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方面似乎认为中国国内市场不够规范，盗版、假冒伪劣产品横行泛滥，存在着大量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有悖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使日本企业在中国蒙受重大损失。为了保护日企的利益，日本新设这一机构也是为了加强同中国的所谓“经济斗争”，要求中国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完善市场。日本外务省期望设立专门负责中日经济问题的机构，努力减少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阴霾面带来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处理，防止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二、新设“日中经济室”的意义和影响

       日本新设“日中经济室”，表明了对中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视。在两国未来的经贸合作与发展中，“日中经济室”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助于降低两国经济受“政冷”影响的程度，巩固和加强日中的经贸往来。

      众所周知，因为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上的分歧过大，两国的政治关系在短期内是很难恢复的，在一定时期内，“政冷”还将持续。正如中国驻日大使王毅所言“中日关系是相当艰难的。”[8]显然，在如此艰难非常的时期，日本新设这一机构，试图将经济问题单列出来，同政治问题相区别，能够使两国的经济少受政治风波的影响，维持经贸合作与发展，扭转两国间进出口贸易增幅下滑的趋势，引导中“中日经济关系向‘普通关系’的方向发展”。

 
       由于有了这一专门性的机构，两国在经济交往中将会避免很多不利因素。对此，我们可以预测，今年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幅将会超过去年的9.9%而逐步回升；进口、出口增幅也会在去年的基础上逐渐上升；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同样会继续上扬。2005年，中国继续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国，有效地拉动了日本的外贸经济。据日本贸易振兴会预测，2006年两国的贸易额将再创新高，超过2000亿美元，第8次刷新历史纪录，中国继续保持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新设“日中经济室”，有助于两国通过平等的对话和协商，及时掌握当前经贸的发展状况，使两国在更深层次上进行贸易往来、投资与合作，进一步使两国经济逐步由粗放型的、低层次的垂直分工关系，向深层次、更广阔的的水平分工、互为补充的经济关系发展。

       第二，应对中日经济贸易的发展变化，为其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预案和准备。

       在日本看来，中日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和严重的经济问题，日本新设这一研究日中经贸的机构，可以为同中国进行有关经济问题的协商加大研究力度，把握中日贸易的整体脉搏，并为政府高层进行政策方面的预案和准备。

      新设“日中经济室”，可以加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密切追踪中国经济走向及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 ，及时为政府和民间提供最新的有价值的参考意见，更了解中国的国情。如对于中国迫切需要优先发展的行业和领域，为日本政府，特别是民间企业提供及时的各方面信息，使其对这些行业和领域的投资更具理性，增加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再如对我国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分析，为日本政府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这一机构也为日中两国的经贸对话和协商增开了一个“窗口”，及时应对两国发生的贸易纠纷，构建政府、企业、中介组织三位一体的摩擦应对机制，加强同中国相关部门、企业的谈判，并在短时期内启动预案，作好政策准备，努力使日方损失降至最低。

       可以设想，如果中日双方都建立了类似于这样的研究对策机构，诸如2001年日本对我国农产品设限，中国进行报复性还击的贸易纠纷有可能得到更快、更好的解决。同时，若能通过这种常设的对话和协商机制，就完全可能增进两国的贸易互信度，减少经贸往来的壁垒，追求双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两国经贸的发展。#p#分页标题#e#

       第三，有助于缓和两国政治对立，间接推动两国之间的民间和文化的交流。

       任何经济机构的设置都不单纯只是经济意义上的，“日中经济室”同样如此。既然在一定时期内中日两国在政治层面上不能有效地缓解，那么经济自然成为两国交往的重中之重，这是当前也是今后一个时期中日交往的核心。“日中经济室”的设立可以使两国的经济交往更为密切，深化中日经济关系，而“中日经济关系的深入是中日政治关系的杠杆。”[10]因此，这一机构的设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化“政治坚冰”，为“经热”催化“政冷”提供某种可能。

       同时，在经贸合作与发展中，两国间人员往来和互访增多，为促进两国民间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表示：“我们应该欢迎各个层面的交流和对话，希望两国政府也能通过各个层面的对话，在广泛的领域构建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11]今年以来，日本的经产大臣和中国商务部部长开始互访、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率领日本友好七团体访华、重庆和广岛为缔结友好城市20周年举行大型纪念和互访活动，另有学术、旅游等民间各个层面的频密交往等。我们相信，今后两国部长级或及其以上的会谈将会增多，民间交往会更热。

       第四，从长远看，着眼于日中双方共同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构。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欧盟、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不断发生作用，而东亚地区却没有类似的组织。在经历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之后，东亚国家普遍认识到成立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从目前看，中日两国作为东亚的两个经济大国，是建构FTA的关键和领导者，但两国之间还没有达成FTA，真正的互信机制还没有确立。

       日本新设这一机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两国经济的进一步纵深发展，提高相互间的依存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难设想，经过十年或二十年，随着相互依存日益强化，中日两国终会达成FTA。中日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无疑会直接促成东亚FTA的建立，给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带来福音，符合地区可持续发展和整体利益。届时，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将会更加频繁，贸易额将会进一步增加。

       中日两国政治关系的冷淡对中国同样带来了不良影响，考量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我们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12] 中日友好毕竟是大势所趋。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今天，我们必须利用对我有利的条件来发展经济，求同存异；加强同日本的经贸往来与合作，吸引日企来华投资；防止“经冷”局面的出现。既然日本能够从“战略”角度出发设立日本新设“日中经济室”，作为回应，中方也是否可以在外经贸部内专设“中日经济处”之类的对等机构，积极地应对未来中日经贸的合作与发展。(常进、邓瑾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吴建华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