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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和财政赤字问题

　　对世界来说，日本是一个实验室。日本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财政赤字问题，其制定的解决方案，将为各国决策者和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未来，日本的命运取决于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和财政赤字问题。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突现出来，过去十年日本工作年龄人口减少了约200万，同期总人口增加了约200万。即使包括65岁以上的劳动者在内，1997年以后男女劳动力参与率也一直在下降，加之日本出生率持续下降，日本老龄化趋势无法扭转。

　　人口老龄化对国家财政也会产生影响。尽管日本经济正在好转、公共支出从1996年占GDP的8.9％下降到最近的4.6％，但是，基本收支仍为赤字，约占GDP的4.8％，主要原因是养老金和医疗护理支出增加。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要保持稳定，财政收支基本余额应为占GDP3％的盈余。因此，我们认为，仅仅是为了避免债务过快增长，也应加大调整财政收支的力度，调整幅度至少为GDP的8％。

　　面对人口老龄化和财政赤字问题，日本制定什么样的经济战略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保持不变？

　　通过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我们可以得到答案，即生活水平等于生产率乘以劳动参与率。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参与率下降，因此，为了维持不变的生活水平，生产率增长幅度至少应等于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政府必须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目前，日本正在基于这一方法制定未来发展战略：一是提高生产率，二是促进资源的流动。

　　此前，日本已经制定出许多成功的战略来提高生产率，但是，目前需要加快这些政策的实施。尽管日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对中小型金融机构来说，应更加彻底地贯彻这些新规则，特别是地区和政府金融机构。日本正在与亚洲一些国家进行FTA（自由贸易协议）谈判，日本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正在继续。日本也在开展企业改革，计划2005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企业自由进行“三角并购（triangle-mergers）”，这是促进跨国投资的关键一步。这些政策将有助于政府实现即定的公共目标：2003-2008年外国直接投资翻一番。政府科技预算持续增加，而其他支出逐步削减。私有化是2005年改革议程的最优先项目，其中包括邮政改革。

　　发展战略的另一组成部分是促进资源的流动。关键是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采取的措施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几年前已立法，但我认为需要做的还很多）、改革税收制度、削减养老金。另一个目标是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措施包括给予生育补贴、增加托儿设施。此外，政府正在进行移民政策改革，使外国熟练工人能更容易地在日本找到工作。日本认识到，除非政府帮助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效地运用技能、克服语言障碍，否则日本将不会成为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

　　如果不进行财政改革，上述措施不可能取得成功，原因仅仅是赤字增长过快将削弱人们储蓄和工作的动力。2003年首相小泉纯一郎进行了养老金改革，进一步削减了养老金支出，但养老金缴费提高的幅度低于社会福利部的预期。然而，由于对出生率的预测过于乐观，今后几年日本将不得不再次修改养老金改革计划。更加紧迫的任务是医疗制度改革，医疗成本正在迅速上升，而技术发展相对滞后。政府的一项国家级项目是促进医疗IT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鼓励医院共享病人信息。不幸的是，此项改革计划不可避免地需求增加税收，因为仅靠削减财政支出来填补财政赤字将使医疗服务水平低于可接受的最低限度。最近，公共舆论调查显示，日本人支持削减财政支出与支持提高税收的比率为3：1。

　　日本在提高生产率、调动资源、财政改革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各个方面仍存在相当多的问题，改革时间紧迫。上述战略必须同时启动，才能使日本居民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不变，并为世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过去几年的改革经验表明，日本有信心成为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改革的敌人是自满，人们正拭目以待。

如何解决收入流向问题

　　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能源和原料价格上涨，新兴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由于供需平衡被打破，收入正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国家。这一趋势导致发达国家面临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特别是日本。尽管反复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但全球股票价格收益曲线仍向下调整或走平，预示着发达国家经济今后的走向。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好办法来阻止经济下滑，而且政策拉动力也很有限。发达国家在实施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后，又被迫采取了经济紧缩政策。日本在十年前就遇到了这些问题，并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经验表明政府干预政策只是暂时的应对之策，并且效果有限。政府过度干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认为，在利率机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日本的短期货币市场和成熟债券市场非常符合上述情况。

　　操纵汇率仅仅是为了争夺有限的收入，这种方法的有效性甚至低于财政和货币政策。尽管美国是唯一有能力操纵汇率的国家（因为美元是国际主要货币），但我们认为美国政府不可能依靠美元贬值来修正外部失衡。外部失衡仅反映宏观收支状况，利用汇率调整来修正失衡只能使短期解决方案更难以操作，虽然出口会增加，但货币升值国家的国内需要将下降。我们认为，在价格竞争促使失衡加剧之前，美国政府应该关注结构性问题，而非采取美元贬值政策。

　　随着新兴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长期来看，全球收入水平趋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经济调整将继续下去，直到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趋于一致。例如，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币的升值（就象20世纪60 -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情况），长期内日本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将逐渐缩小。利用无效的手段，孤注一掷地抑制通货紧缩，例如调整汇率，将是一场零和游戏。

　　日本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所犯错误甚至更为严重。2004年初日本无节制的干预外汇市场，实行了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由于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无法升值，出口部门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加之政府采取零利率政策，导致日本不得不承受通货紧缩的压力。自2003年下半年后，日本经济增长率开始回升，最初似乎是受国内需要的推动，但实际上是由于向制造业中心---亚洲---的出口增加。我们认为，8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经济扭曲埋下了地雷，这种扭曲超出了日本银行大量未偿还票据所造成的扭曲。另一方面，经济扭曲还源于日元计价的短期政府债券。日本大藏省已经建立了货币直接互换头寸，但是这些头寸没什么用，不能用于对冲操作。美国和日本已经达成了货币联盟，其紧密程度超出了两国的军事同盟，而且能够左右两国的命运。干预日元升值，成本巨大。外汇储备导致的资本损失可能对将来日本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尽管日本无节制地干预外汇市场，但出口部门获得超额利润不会使非贸易商品部门得到好处（非贸易商品部门占经济总量的80％），而且在上一次经济复苏时期，居民收入的增加依赖的是非贸易商品部门的增长。当非贸易商品部门在采购时面临全球价格竞争时，居民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不会得到改善。以前日本央行强调的“水坝理论（dam theory）”---出口企业增加的收入将流向居民---已经崩溃。这一理论第一次失效发生于2000年8月日本央行抛弃零利率政策时，第二次失效出现于最近的经济衰退时。由于出口部门增加的收入没有促进居民工资和收入的增长，严重依赖出口部门收入增长导致了经济失衡加剧。放弃这一理论是一种选择，日本经济将面临长期的不适感觉，正象英国前几年面临的问题一样。

　　在不令失衡加剧的情况下，日本如何防止经济下滑？答案是可以利用经济失衡期积累起来的储蓄资金，其可用于弥补政府欠债（目前政府债务已超过了名义GDP的140％），有助于防止日本出现象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典型的债务危机或货币危机。居民把大量的储蓄投资于股票市场，而且最近企业利润也持续增加。然而日本处于经济的下降周期，由于缺乏国内需求的支持，经济失衡正在加剧，同时，企业也找不到有效的投资机会。我们认为，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居民收入增长应超过企业收入增长。鉴于日本失去了宏观调控能力（财政、货币和汇率），实现这一目标似乎不可能。我们认为，有节制地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使货币政策正常化（结束零利率政策）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企业收入和储蓄增加不仅仅涉及工资和就业的调整。我们认为，日本居民收入减少、企业储蓄增加是由零利率政策造成的。

　　自2001年以来，居民储蓄/投资比率迅速下降，2003年储蓄与投资之差甚至变成了负值。低利率、经济疲软、工作和工资结构调整导致90年代居民储蓄明显减少。同时，企业出现巨额盈余，资金量足以弥补财政赤字缺口，相反居民收入持续下降。我们一直关注资产通缩问题，其也是导致居民和企业储蓄/投资发生逆转的原因。在资产价格通缩期，现金和储蓄资产实际价格上升，而这些资产主要由老一辈人持有，因而刺激了消费增长。另一方面，企业利用资产通缩清除了帐面负债。

　　当我们获得了评估收入趋势的数据后，我们分析了过去十年影响居民和企业收入的因素。

　　这一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了2万亿日元，同时消费支出增加了16万亿日元，导致居民储蓄减少了18万亿日元。可支配收入的结构变化表明，雇员收入仅增加了4万亿日元，而社会福利增加了20万亿日元，财产收入减少了21万亿日元。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和利率超低是居民储蓄减少的主要原因。由于福利收入最终是要花出去的，因此尽管社会福利增加，但整体储蓄率仍然出现了下降。在零利率政策环境下，利息收入和其它资产性收入减少，这是导致居民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同期，企业储蓄（包括金融和非金融公司）增加了25万亿日元，增幅最大的是资产性收入，增加了27万亿日元（利息收入、股息，等等）。尽管企业营收减少了63万亿日元，但支出额更是减少了90万亿日元。非金融公司的净支出减少了19万亿日元，金融公司的支出减少了8万亿日元。

　　我们发现非金融公司从零利率政策中获得了许多好处。由于财产收入减少，居民是零利率政策的受害者。零利率政策使收入从居民流向企业（特别是经济泡沫破灭后受到伤害的非金融公司）。如果取消零利率政策，收入流向将发生改变，收入将从企业流向家庭。重新发挥利率政策的功能可以促使居民收入和储蓄增加，特别是能促使收入从企业流向居民。这将对提高居民购买力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使萎缩的个人消费得以提高。

　　然而，我们不清楚，资本流向的这种变化是否足以抵消收入流向新兴国家造成的通货紧缩的影响。要与新兴国家不断增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竞争，很明显，要靠加大研发投入来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

　　显然，我们不认为仅仅取消零利率政策就能解决储蓄/投资失衡的问题，以及经常项目失衡的问题。而且，就核心CPI的现状来说，2005年日本央行不可能提高利率。

　　即使收入从企业流向居民，除非居民有效地利用这些收入，否则宏观经济将失衡。消费和投资行为（居民是否把收入用于扩大消费和投资，企业是否增加资本支出）取决于未来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对于政府来说，增强居民和企业的信心是解决财政赤字和社会保障问题的可靠的、长期有效的方案。2010年年初消除基本财政赤字的目标缺乏可行性(现在基本财政赤字为GDP的4％)。我们认为，日本的财政问题可能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得到解决。真正的困难是这期间没有人对财政政策负责。

　　我们认为，忽视财政赤字问题、采纳零利率政策将导致居民收入减少、国内储蓄耗尽，最终结果可能是出现象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债务危机。在2005年发生债务危机之前，日本必须使财政和货币政策正常化，日本宏观政策正常化工作也会有助于纠正全球经济失衡。

如何解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失衡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开始减少，人们担心中国的迅速崛起将威胁到日本的经济，人们对日本经济前景的看法变得越发悲观，一些人认为，日本经常项目出现赤字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与这种观点相反的是近来经常项目盈余再次增加，今年三季度盈余达到9万亿日元，约占名义GDP的3.8％，接近80年代末（日美贸易磨擦恶化期）4％的水平。1995-2003年日本经常项目总盈余增加了4万亿日元，对美贸易顺差增加了5万亿日元，对欧洲贸易顺差增加了2万亿日元，同期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减少了5万亿日元。日本顺差扩大是导致近年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加剧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认为，顺差的存在不是日本自身问题造成的，仅仅因为日本保持贸易顺差就批评日本出口增加导致了贸易逆差国失业率上升或是批评日本是重商主义国家是不正确的。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于全球贸易失衡是否能持续下去，失衡调整可能引发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如果我们看得远一些，不仅仅盯住调整外部失衡所面临的潜在问题，那么对日本来说，近期内继续寻求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日本人口接近最高点逐步减少后，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理论上，经常项目总是与国内投资/储蓄保持一致的。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经常项目盈余将进入长期收缩期，国内储蓄率也将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研究的依据应是寿命周期假设和储蓄率下降的影响大于投资变化影响的假设。如果投资下降的速度等于人口减小的速度，那么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为负值。当人口减少时，为了保证本世纪内潜在经济增长率为正值，日本必须进行教育改革、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从而提高总要素生产率，此外还要增加投资以弥补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必须制定促进这一战略实施的政策，以增强日本未来的经济实力，而不仅仅是为了修正外部贸易失衡。如果上述战略启动，那么外贸失衡问题也会相应得到解决。

　　与经常项目一样，资本项目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从资本项目的角度看，经常项目盈余意味着过多的国内资金用来购买了外国资产。巨额经常项目盈余表明，日本国民储蓄率高，但是国内缺乏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大部分国民储蓄经本国银行和保险公司以资本投资的形式流到了国外。重要的是要清理泡沫经济的遗物，通过提高资产收益率来增加投资回报。如果这一改革取得进展，那么国内投资将回升，有助于最终减小经常项目盈余。

　　即使投资回报率增加，如果最终需求恶化，企业投资的动力也会枯竭。因此，要扩大最终需求、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信心。日本大藏省的企业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三季度以来，所有行业所有规模企业的利润连续9个季度增加（平均增长率为21.1 ％），但是，同期雇员名义薪酬持续减少（平均下降1.2％）（除两个季度略有上升外）。企业正在逐渐减少正式员工的数量、增加兼职员工的数量，薪酬制度也从按资历发放薪水转变为按业绩发放薪水，人员成本得到了严格的控制。这种趋势表明，企业营收的增加没能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

　　居民消费回升前，首先要消除居民对未来的忧虑，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金融服务信息委员会针对居民金融资产的调查（2004年）表明，90年代以后，担心老年生活的市民数量持续增加，近年来这一比例达到了80％。始于2003年年底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只进行了一半：略微限制了福利支出水平、放缓了保费提高的速度，没能进行全面系统性改革。财政紧缩措施（如2006年1月的定率税减税计划，2007年的消费税增税计划）可能会增加居民的负担，可能有损消费信心的回升。正如90年代瑞典和意大利的财政复兴计划和经济增长计划一样。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重建财政信心和进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但是，政府制定的2010年初国家和地方财政基本收支实现盈余的目标，使人们对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险福利的预期过余乐观，没有可信度。我们看到，急需进行的改革被搁置在一旁。最近,2005年税法修订框架得到了立法机构的批准，原则上定率税减税计划应在2006年启动，但主要的改革将在2007年实施。由于临时性制定财政、税收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计划，公众正在失去信心，而且可能导致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加。#p#分页标题#e#

　　日本经常项目盈余不断增加导致贸易失衡加剧，全世界都已经感受到其产生的影响。停止干预外汇市场、扩大市场开放度是修正这一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未来日本应坚决采取措施来保持未来的经济实力、提高总要素生产力、创造国内投资机会、增加居民收入、消除不确定性因素，这样外部失衡问题也将得到解决。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