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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依托以专业银行为特色的金融体系，日本实施产业政策，分配稀缺资金，推动了经济腾飞。但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经济持续增长，企业自有资金不断增加，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下降，再加上居民储蓄快速增长，资金短缺的局面发生改变。这给以存贷业务为主的银行传统盈利模式带来了严峻挑战。日本银行需要打破对经营范围的严格限制，积极开拓新的收入来源(如个人理财、金融交易等)，创建新的盈利模式。

    日本银行业的转型，由于以下原因而变得更加复杂：(1)日元快速升值使日本企业可以从国际市场筹集廉价资金。为了给剩余资金寻找出路，各家银行把大量资金投向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虚幻的股票和不动产盈利延续了旧有的盈利模式；经济泡沫破灭，又给银行带来了巨额不良资产，各家银行不得不负重前进；(2)日元升值改变了国际价格对比，日本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和转移，重塑比较优势；(3)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要求日本把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成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国外。而带来日本奇迹的“年功序列制”、“永久雇佣制度”以及以财团为核心的封闭产业结构，却和剧烈的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曾采用过扩大财政支出、注消银行坏账、大幅放松金融管制等措施，但日本经济仍难见明媚阳光。作为经济深层次矛盾的外在反映，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十多年来居高不下。金融体系带病运转，反过来又拖累了日本经济，使九十年代成为日本“失去的十年”、“停滞的十年”。

    和八十年代的日本相比，我国也拥有以分业经营为特色、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拥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同样面临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压力，这就决定了：必须认真吸取日本金融发展的惨痛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拯救日本》一书的出版，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深入了解日本金融体系的角度。与以前绝大多数“自上而下”的、缺乏文化背景和政治角色的宏观理论分析不同，该书作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切入，通过“自下而上”地剖析案例，形象而生动地分析了日本金融问题的起源、演化和应对之道。而选择长信—新生银行作为案例，又具有特别的典型意义。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以下简称长信)成立于1952年，早期主要为配合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发放长期贷款，身上集中了日本传统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由于政策原因(如严格的业务范围限制)，再加上经营失误(如向房地产提供大量贷款等)，最终于1998年破产。长信的破产，又为其被美国企业收购、推进激烈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可能。2000年6月，原长信更名为“新生银行”，重新开业。新的银行管理层采用典型的美国方式管理银行，经过数年业务转型、资产剥离的努力，到2003年底，新生银行已经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当然，美国投资者也获得了丰厚收益)。

    长信—新生银行的浴火重生过程，充满了东西方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对立和冲突。了解了这种差异性，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日本的结构性改革会一拖再拖？为什么日本经济会陷入长期的停滞？本书作者敏锐地抓住文化差异作为切入点，全方位地记录了长信—新生银行发展、衰落、毁灭到走向新生的全过程。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大野木克信(长信前总裁)个人成长为主线，叙述了长信问题的由来以及管理层为拯救长信所做的种种无效努力；第二部分围绕美国企业家蒂姆·柯林斯展开，介绍他如何组织一个财团，从日本政府手中收购长信；第三部分则围绕八城政基——一位高度西方化的日本银行家——而展开，介绍了新的管理层进行大刀阔斧的业务重组和改造，使新生银行恢复活力的历程。全书情节跌宕起伏，叙述引人入胜。作者吉莲·泰特曾担任《金融时报》驻东京记者站财经记者，近距离观察的有利条件和大量的采访记录，保证了该书叙述的准确性和分析的敏锐性。

    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在一个拥有巨大金融资源的国家，拖延的代价能够长期被掩盖；但是捂住问题只会使得解决问题的最终代价更加可怕”。日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更加有效而灵活的办法，使得它的经济能够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淘汰已经失败的企业”。这些结论，对于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