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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战后初期，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贸易、援助、投资“三位一体”的经济合作方式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贸合作构成了双方关系发展的主要内容。日越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模式亦是如此。

 
　　二战后日本与越南之间的联系首先是从赔偿开始的。交往之初日本就面临着越南国内复杂的政治景象。当时越南存在着南北两个分立的政权，一个是胡志明建立的北越共产党政权；另一个是美国扶植的南越傀儡政权，这是美苏主导下的冷战的产物。日本选择的谈判对象以及后来与之保持官方交往的对象均为南越政权。对日本而言，战败国地位以及受制于美国的政经环境决定了其对外政策以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战略为重点，其对越政策也必然要服从美国亚洲战略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日本与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之间建立联系无疑是一种没有选择的必然的选择。而且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美国的主导作用也决定了这一结果。因为美国不承认北越胡志明政权，在1951年召开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上，将北越政权排斥在外，南越政权的代表成为了座上宾。所以，日越关系从建立之初就被打上了冷战的印记。

　　《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南越政权曾一再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并于1956年向日本提出了2.5亿美元的赔偿要求。对此，日本并未给予正面答复，而是采取了迂回策略。日本提出赔偿应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采取实物和劳务赔偿的方式，另一部分则以经济合作的方式加以解决，完全回避了以现金方式予以赔偿的要求。由于双方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直到1959年5月，双方才勉强达成协议，决定在协定生效后的五年内，由日本向南越提供相当于140.4亿日元(3900万美元)的生产物资和劳务作为赔偿；在协定生效后的三年内，日本向南越提供27亿日元(750万美元)为限额的贷款，这笔贷款也以实物和劳务的方式提供。同时承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赔偿协定生效五年后，日本企业将尽量向南越提供32.76亿日元(91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这样，日本通过所谓的赔偿，首先与南越建立了经济联系，随后在，政治和外交上承认了南越政权并与之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除赔偿外，日本还向南越提供了经济援助，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无偿援助，主要用于修建水电站、改建医院、为战争孤儿提供职业培训等项目；二是有偿援助，主要用于电话网和火力发电站的建设；三是技术援助，主要根据科伦坡计划，派出专家到南越进行医疗、农业和语言等方面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

 
　　这一时期，尽管日本与北越政权几乎没有任何官方往来，但在民间，双方的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活动却并未断绝。尤其是在贸易方面，虽然双方贸易量有限，但一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贸易关系。此外，双方的人员往来主要是经济考察团和贸易代表团之间的互访活动。日本之所以仍与北越保持着民间往来，一方面是出于对原料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为未来进一步开拓越南市场做铺垫。对日本而言，实现经济利益是其对越外交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基于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与重建的需要。与此同时，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日本对越外交又不得不优先考虑政治和战略因素。

 
　　实际上，战后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前越南，可供投资和发展的环境极其有限。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正是越南战事频仍之时。先是50年代长达八年的抗法战争，接着是60～70年代美国在越南进行的长达10年的“越南战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越南的援助与投资以及各种经贸活动必然受到影响。日本想进一步拓展越南市场的意图和计划受到了战争和政治等多种现实条件的制约而无法真正展开。

 
二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整个印支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内外两个方面为日本对越外交的扩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一方面，越战结束后，越南共产党建立了统一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内政治形势趋于稳定，但经济状况仍是百废待兴，急需大量的建设资金来进行战后的恢复与重建，这就为日本提供了通过经济合作打开越南市场大门的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势力被迫撤出，由于担心苏联填补真空，美国希望日本能够代表西方阵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为长期受美国制约的日本外交提供了自主发挥的空间。

　　早在1972年，越南战争尚未结束、正值美越谈判之时，政治敏感的日本就已从战事的进展和越南国内政治的变动中预见到了最终的结果，并开始设法接近北越。当时的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就公开表态：“西贡政权不仅不能代表全越南，连在南越也不是惟一的政权了。”1973年9月，日本与北越建立了外交关系。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后，日本在越南首都河内设立了大使馆，成为西方世界中最早承认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不久，日本公开宣称：“将超越政治制度的不同，进行国际合作。”计划将越南纳入其经济外交战略实施的范围之内。

 
　　经济外交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开辟外交新舞台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手段。对于新成立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日本同样采取了以经促政的战略。最初的目标是以经济援助为先导，逐步进入越南市场。1975年10月，日本宣布向越南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与越南签订了《向越南提供4900万美元无偿贷款的协定》。从；1975年至1978年的三年间，日本共向越南提供了175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00亿日元的商品贷款。1978年，日本与越南就经援问题达成协议，同意由日方分四年提供100亿日元的经济援助，分两年提供200亿日元的借款。日本积极对越实施援助的背后隐含着利用越南实现其经济与战略利益的双重目标考虑。然而，随后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边界冲突却打乱了日本的战略规划，使得日越关系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三

　　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纷纷主张对越南实行经济制裁。面对刚刚打开的越南市场，日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日本对越南的投入刚刚开始，尚未得到利益回报，此时撤出将可能前功尽弃，遭致损失；另一方面，若继续保持与越南的经济关系则意味着不参与制裁，这不仅会招致国际社会的不满与指责，导致威信扫地，而且还会得罪美国等西方盟国。为此，日本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策略，即继续实施已签约的援助，1979年以后尚未签约的新援助全部中止。日本的解释是：已签约的经济援助若因政治原因而停止，将使日本失去国际信誉，这样，日本与越南官方之间的经济联系才得以继续维系，除此之外，双方还保持着民间的贸易往来。这场战争虽然在经济上使日本遭遇了挫折和损失，却在政治上给日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和意外的政治收益。由于与越南之间有限的利益联系，反而为日本日后能够以调停人的身份在柬埔寨问题上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地区局势的改变使日本的对越政策发生了转折，从以经济为先导转为政治与经济并重。在日本看来，越南是对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主要还在越南方面。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日本希望能在柬埔寨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可以借此提高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可在局势稳定后重返印支市场时占据有利地位。针对越南的国情，日本采取了经济先行、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相互促进的战略。日本与越南的经贸关系出现了松动。1987年日本高级贸易代表团出访越南。双方的人员、贸易往来不断扩大。1989年日本对越南的贸易额为5.8亿美元，1990年增加到8.5亿美元。1989年，日本企业开始对越南进行直接投资。截至1991年底，日本对越投资项目已达21项，投资金额为1.03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仅次于苏联的越南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日本与越南之间的高层互访活动也重新开启。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日越经贸合作已逐渐恢复，但程度依然有限，主要集中在投资、贸易领域，日本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则始终处于冻结状态。这主要是为了配合国际社会在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行动，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违背美国的意愿。直至1991年10月，柬埔寨和平协议在巴黎签署，日越经贸合作才得以正式全面地层开。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最终扫除了日越关系发展的障碍。

 
四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柬埔寨问题的圆满解决，日本认为发展日越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加快了对越外交的步伐，日越关系有了显著的发展，尤其是两国间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日本首先恢复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1992年，日本将越南列为实施政府开发援助的10个重点国家之一，总额为2.8124亿美元。同年11月，日本宣布对越南提供3.69亿美元的优惠贷款。1993年，日本首相宫泽喜－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了针对印支国家的“连携式援助”构想，即与东盟合作共同对印支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同时，B，本还担任了国际援助越南咨商会的主席，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越南进行多边经济援助。1993年11月，日本在第一次援越会议上宣布提供600亿日元(约5.5亿美元)的援助，约占国际社会援越总金额的1／3，其中80％为日元贷款。1994年2月，日本海外协力基金又向越南提供523亿日元(5.2亿美元)的贷款。日本已成为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从1992年至2002年，日本共向越南提供政府开发援助82亿美元，占外国对越南政府开发援助总额的40％卸。

 
　　随着日越关系的恢复与不断发展，日越双方在投资和贸易领域里的合作也进一步得到加强。投资方面，1992年6月，日本在越南的投资项目达到24项，投资金额为1.45亿美元，占越南外资总额的4.1％；1993年6月，日本对越投资额增至4.53亿美元，占越南外资总额的5％。截至2002年底，日本在越南的投资项目共有368项，协议投资额为36.8亿美元，占越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8.9％，在所有对越投资国和地区中仅次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据越南《投资报》报道，虽然日本在越南的协议投资总额居第三位，但投资到位率却是所有在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最高的，达到61％以上。日本对越南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占总项目数的71.6％，大都分布在河内、胡志明市和同奈省三地。贸易方面，从1992年开始，日越贸易额持续增长，1991年日越双边贸易额为8；79亿美元，到1992年已达到13.21亿美元。1993年为17.08亿美元，1995年为26.37亿美元，；1996年为31.6亿美元，1997年为34.81亿美元，1998年为39.78亿美元，1999年为32.62亿美元，2000年为48.71亿美元，2001年为47.24亿美元，2002年为45.92亿美元。日本从越南进口的产品主要有服装纺织品、海产品、原油和原煤等；出口到越南的主要是钢材和钢制品、电子元件、汽车、摩托车、化肥、汽油和润滑油等。相比之下，处于初级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越南对日本贸易的依赖性明显高于日本，在日越贸易往来中日本始终掌握着主导权。目前，日本是越南最大的援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国。通过援助、投资以及贸易活动，日本已在越南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冷战结束至今，日本之所以积极推进与越南的经贸合作，除显而易见的经济目的外，其针对中国的政治和战略意图也十分明显。仅以经济援助来说，日本政府从2000年开始削减政府开发援助预算，对中国的援助也从2001年开始大幅削减，但对越南的援助额却连续三年增加，2003年度对越政府开发援助达到917亿日元。对此，日本《朝日新闻》明确指出，日本期待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国，起到牵制中国的作用，对越南政府开发援助的增加反映了日本所考虑的“国家利益”。2004年4月，日本政府修改了对越南的援助计划，在计划开头的理念和目的部分也毫不隐晦地写明：“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在我国对华外交的各种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明确表达了日本期望通过推进对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开展经济外交，使越南能够在中日关系上起到平衡器的作用。可见，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日渐提高，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不断改善，使得一向把东南亚作为“经济后院”并在该地区长期发挥主导作用的日本充满了危机感，因此，通过经济合作尤其是经济援助进一步密切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成为日本平衡和制约中国日趋扩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纵观日越经贸合作以及日越关系的发展历程，无不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体现了日本对越外交的实质，也反映了日本亚洲外交的重点所在。获取经济利益可以说一直是日本对越外交的主要目标，而不同时期政治利益和战略需求的变化也始终影响着日本对越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而且，随着国际格局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政经形势的发展，政治和战略因素在日本对越外交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加强。可以说，经济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最终也是为政治服务的，而政治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利益的实现。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