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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与其轴心国伙伴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表面上受到它们在1941年12月11日所订条约的支配。条约规定了三国将“以一切可以采用的有力手段共同战斗”，直至战胜英国和美国为止。他们保证“如果没有相互的完全谅解”，不对英国和美国单独休战或媾和。它们也都同意在战争胜利后，在以1940年9月27日三国公约为基础建立的世界新秩序中，继续保持紧密的合作。 

 
　　根据该公约，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而其他两方也同样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领导权。三国同意在努力建立各自的新秩序方面进行合作，并在它们中间任何一方受到未卷入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的攻击时，务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互相援助，但明确规定本条款对苏联不起作用。三国公约还规定建立联合技术委员会来讨论有关执行公约的细节问题。 

　　在这些政治协议之外，还补充了一项军事协定。这项军事协定是1942年1月18日在柏林签订的，签字的有凯特尔将军、马拉斯将军(根据三国公约建立的三国军事委员会的意大利首席委员)以及日本的坂西将军和野村直邦海军大将，他们分别为驻德国首都的陆军和海军武官。当时的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后来宣称这项协定是对他保密的。协定规定了日本作为一方，德国和意大利作为另一方的军事行动范围。日本的范围是“自东经70度左右向东到美洲大陆西海岸的海域，以及位于以上海域中的大陆和岛屿--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新西兰”。它还包括大约同一经度以东的大片亚洲陆地。但是日本根据以后和其盟国的协议，可以超出这个协定中所规定的区域。 

　　协议还规定，如果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力量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地区进行活动，日本将派出部分海军前去同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会合。反过来，如果英美海军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地区，那么，这两个欧洲盟国的部分海军也将派到太平洋来帮助日本。1月18日的协定还规定，三国公约国在计划和执行重要军事行动方面要保持联络，并交换军事情报。他们还要在进行经济战争中以及发展德、意、日空中和海上交通中共同合作。 

　　但是，尽管有这些条约，德国和日本都选择了单独进行战争的做法。两国都各自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标。很少关心其盟国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对盟国的利益影响如何。例如，从1940年12月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这段时期内任德国驻东京大使馆陆军武官的冯·克雷奇默尔在东京法庭上说，在太平洋战争前和太平洋战争期间，德国和日本之间不够开诚布公。他本人并不知道德国打算在1941年进攻苏联。他还接到指示，如果日本参谋部问起有关这事时应进行辟谣。日本人也同样不告诉他日本人的战争计划，包括对珍珠港的袭击在内。克雷奇默尔说，事情发生时，“德国不得不尽量设法应付1941年12月8日日本制造的局面，正如日本不得不迁就德国在1941年6月22日所制造的局面一样。” 

　　这种事态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存在。三国公约中曾规定，应在柏林和东京两地各建立一个旨在交换军事、经济和一般性情报的委员会。克雷奇默尔声称，在东京只举行过两次会议，一次在1943年墨索里尼即将倒台前，另外一次是在1944年。在这两个场合，日本人对他们的德国和意大利同事作了一次对太平洋形势的纯粹宣传性的叙述。 

　　一个日本证人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讲了一个关于柏林委员会的同样的情节。他就是小松将军，1941-1943年期间曾在柏林任助理武官，后来继坂西将军任正式武官。小松声称，柏林的三国委员会在1941年到1943年初开了“两三次会”，在这些会议上，德国人对他们的军事形势和前途作了乐观的叙述。根据小松回忆，以后再没有开过会。 

　　冯·克雷奇默尔说，他曾试图使双方真诚地说明自己的处境并有效地进行合作，但是没有成功。“我为敦促德国和日本最高统帅部更密切合作所作的努力全都失败了。看来两国的最高司令部都一心一意只管自己打仗。” 

　　其原因之一是联合行动有实际困难。除了通过潜艇，以及偶然突破海上封锁的船只外，欧洲轴心国无法和它们的东方盟国通过海上进行联系，而德苏战争又排除了陆上联系的全部可能性。它们本来也许还可通过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空中联系，尽管这是有危险的。电报通讯是可能的，但是有被人截取和破译的危险。 

　　考虑到这一障碍的严重性，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并没有尽更大的努力来协调它们的战争行动以便互相建立联系，正象它们根据1942年1月8日的协定所规定的那样去做呢？那年春天，有个很好的机会摆在日本人面前。海军大将南云冲进印度洋，那里的英国舰队由于在力量上大大不如日本海军，撤退到了东非洋面。印度洋的控制权似乎落在日本人手中了。1942年4月15日，丘吉尔警告罗斯福，日本海军对西印度洋的控制“将造成我们在中东整个局势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这样就阻止了我们去中东和印度的海上运输，并且还由于中断了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没有石油，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无论是海上或陆上的地位。”就在那时，德国人盼望着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3月23日，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日本应占领锡兰并在马达加斯加取得基地。德国人非常愿意让日本超越其原定范围的界限，进攻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部队手中的这个法属大岛。日本的这一行动将和隆美尔在的黎波里的进军以及德国即将对俄国南部和高加索的进攻相配合。日本如果切断了英国经红海达埃及的交通线，从而有利于强悍的非洲军团的挺进，那么很有可能同它的轴心国伙伴会合。 

　　但日本并没有这样做。海军大将南云率领他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舰队回到了日本，印度洋上就没有再出现过一支相当强的日本海军力量。日本舰队后来行动时，是向太平洋前进得更加深远，也就是向远离它的欧洲同盟者的方向前进。接着日本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战役中的失败，使日本海军失去了攻击力量。这时日本就被削弱到进行战略防御了；在企图救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日本军队时，它更加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虽然这不过是事后聪明，说来容易，但现在看来，如果日本当时能满足于战争初期它在太平洋地区得到的利益，而在印度洋上进行一次可能成为决定性的打击，那才是日本的上策。由于日本没有这样做，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很薄弱的。1942年夏，德国军械专家尼默勒上校乘着一艘德国船胜利地通过了同盟国两面夹攻的封锁线而来到日本。但他无法再回去了，因此他留下来专门组织那些被切断归路留在日本的德国工程师，把他们编成一组，在军备生产方面给予日本技术帮助。除了做其他事情以外，他们还帮助日本人生产雷达设备，并组织他们的防空保卫工作。即使这样，日本也还不能在技术方面跟上最新的发展；在这方面他们还远远地落后于自己的敌人，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唯一的其他合作行动是，曾经有一些德国潜艇被派遣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他们的船员同日本人相处得不好，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几年中，那时日本油船的损失和储备油的耗尽，使德国潜艇指挥员很难得到其同盟者的石油供应。1943年德国人迫切要求日本人在德国潜艇战役中合作，派出他们的潜艇部队去袭击同盟国的商船，而不是袭击军舰。但日本的潜艇并不是为这个目的设计的，他们的船员也缺乏必要的作战训练，因此1943年春，希特勒给了日本两艘德国潜艇，用来作为日本建造新潜艇的样品。然而此事效果很小，这与其说是日本海军不愿意，还不如说日本海军没有能力建立和训练一支能有效地攻击商船的潜艇舰队。确实是这样，他们在失去海面控制权后，竟然把自己的潜艇用作运输工具，以竭力维持对他们在太平洋岛屿上已被孤立的部队的供应。 

　　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没有做到真正有效的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各自在心里怀疑和不信任对方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的几年里，就有足够的证据。日本在1937年进攻中国，德国起初是不赞成的，而日本则强烈抗议德国人卖武器给中国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在蒋介石军队中活动。1938年德国在这些事情上向日本做出让步，站到了日本一边，但结果发现并没有得到它想要的报偿--它希望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给予德国工商业特惠地位。1938--1939年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的三国联盟谈判失败，因为日本不愿意严格承担义务保证对英国和法国作战。于是德国暂时抛弃日本，不让日本知道德苏互不侵犯协定谈判成功。签订这一协定的消息使日本感到非常恼怒，并且导致当时的日本政府倒台。的确，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曾经一度有过恢复友好关系的趋势。1940年夏天，当德国似乎肯定会在欧洲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人很担心，惟恐德国会谋求荷属东印度群岛作为其战利品的一部分。根据1940年9月缔结的三国公约，德国承认了日本在东亚的霸权。这个公约暂时减轻了日本的担忧。但是德国人已经表明，日本人也曾希望，这个公约的缔结将促进苏联放弃它对自由中国的外交上的支持，并成为三国公约国的朋友。当情况并非如此，而德国完全改变了其政策并进攻苏联时，日本再次感到惊讶和恼怒。日本拒绝照德国那样做；在和美国的会谈中，如果能够使美国按照日本所希望的方式解决远东问题，那么即使不是在形式上，至少在实际上，日本是会抛弃三国公约的。当日本没有能达到目的时，它没有和德国商量，自己作出了作战的决定；而且东京意识到德国有可能拒绝正式和美国开战，但这并没有影响日本的作战决定。希特勒决定对美作战，显然不是为了顾及日本，而是为了想借此放手派其潜艇部队给予英美海上交通以决定性的打击。 

　　希特勒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最初胜利的反应是：既为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受挫感到高兴，又为以后白种人在亚洲的威信降低感到忧虑。的确，在纳粹德国这个北欧日耳曼民族优越观的拥护者，和日本这个自命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亚洲捍卫者，这两个同盟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1942年1月27日，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美国正在拼命想使我们卷入有关种族问题的讨论中去。特别是关于日本。……我甚至已经禁止德国新闻界提到这些相当棘手和微妙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对日本和东亚问题的立场是相当不坚定的，因为我们在种族观点方面的意见是不可调和的。  

 
　　戈培尔写道：他曾被迫采取“有力措施”去阻止在德国进行关于黄祸的任何讨论。他谈到了希特勒对于白种人在东亚遭受的重大损失深表遗憾。根据冯·哈塞尔的《日记》，据说希特勤在1942年3月曾经说过，他将乐意派遣二十个师去帮助英国击退黄种人。无论他是否确实表达过这种意见，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真实感觉，而且很多德国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德国并不真正希望看到日本在亚洲胜利，而日本也担心在欧洲已占优势的德国今后在远东会谋求些什么。

　　可是，希特勒象他的主要对手丘吉尔和罗斯福一样，的确是从总体上来看世界冲突的，并且把握了全球的战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和他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经几次警告日本人，三国公约国必须坚定地站在一起，否则它们将被各个击败。但是日本的眼光比较短浅。日本的战略家似乎曾经认为，并且心里希望，西方几个大国会自相残杀到大家筋疲力尽为止。这样就能够使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巩固其既得利益。因此，日本人宁可打自己的仗，而让其他轴心国打它们的仗。1940年三国公约缔结后，德国人曾经迫切要求日本人参加反对英国的战争，并进攻新加坡。虽然日本大本营那时口头上答应照此建议办理，但心里决意按兵不动，除非德国真能入侵和征服英国，那时再作考虑。甚至连叫喊得最响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1941年春访问希特勒时，也在这方面回避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尽管他表示他个人是热烈赞同这个意见的。 

　　接着，德国进攻苏联，这在德国和日本政府之间引起了持久的政策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的隔阂也就扩大了。也许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德国和日本在1942--1945年期间缺乏合作的最主要原因。最初，希特勒以为他能迅速地压倒苏联--的确，在同盟国军界中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日本人一开始就对此怀疑。他们曾经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同俄国人交战过，在后一次战争中遭到了惨败。这使他们对苏联的武装力量有所畏惧，他们宁愿观望一下，而不愿投入到德国一方。1941年7月，日本政府在一系列会议以后同意了日本最高统帅部的意见，他们将不进攻苏联，除非等到德国在欧洲对俄国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再作考虑。在那种情况下，日本可以稳稳当当地采取行动，在苏联远东地区捞到几块土地。再不然，只有在莫斯科允许美国在苏联远东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的情况下，日本才去打。1941年余下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一直坚持这个决定。实际上，当日本人要求德国参加他们和美国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时，倘使德国提出要日本参加对苏联作战作为条件的话，日本是准备放弃德国的援助的。希特勒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显然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相信自己已经大大削弱了苏联的战斗力，使之无法恢复了。他未能攻下莫斯科，而且后来在1941--1942年冬天俄国反攻期间，他的军队又处于危险境地，这样就很快使他醒悟过来。他总算把受挫的德国军队集中起来，避免了由德国人重演法国人在1812年的悲剧。但他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做到这一点的。因此他在1942年决定在俄国发动一场新的进攻时，他希望得到日本人的援助，以便尽其所能使新的打击起决定性作用。 

　　 1942年1月，日本政府授权驻柏林大使大岛将军同德国讨论关于两国间可能发生的所有一般政治性和战略性问题，只留下一些技术细节问题让三国委员会去讨论。所以，3月23日里宾特洛甫就总的轴心国战略问题同大岛进行了讨论。里宾特洛甫指出，虽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获益很大，但是只有彻底打败其敌人，才有希望保持这些利益。因此三国公约国应该采取大胆的、进攻性的军事行动。至于德国，它打算在1942年给苏联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日本加入这场战争而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向贝加尔湖挺进的话，这将大大有助于彻底打垮苏联。然后德国将在中东推进，以便和日本会合。这样就能决定战争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英国将达到崩溃的地步，而美国也就无法作出任何严重不利于三国公约国的事情了。根据里宾特洛甫所述，大岛回答说，他还没有接到有关他的政府意向的消息，但是他个人完全同意里宾特洛甫的说法，并将尽力说服东京介入反苏。大岛本人在东京法庭上受控而为自己辩护时，说在这次和以后的几个场合，他除了向东京转达里宾特洛甫的建议这一项本份工作以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但是这种答辩是没有什么份量的。4月19日，德国国务秘书魏茨泽克会见了大岛，并告诉他来自波斯的有关苏联对日本准备插手而感到不安的报道。根据魏茨泽克所述，大岛回答说，这样就必须分散日本的海军力量，因此日本政府似乎至今尚未决定在什么时候同苏联作战。魏茨泽克提出，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国潜艇部队并没有什么可怕。大岛答道，他正在努力工作，以便结束在德国和苏联打得难解难分之际而日本仍与俄国和平相处这种完全反常的局面。 

　　但是这并不是大岛第一次和他的政府有争论。日本大本营和外务省都十分不愿介入反苏，竟然非常一致地都愿意在德国和苏联之间进行调解。1942年3月，日本海军参谋部派了一个密使去试探驻东京的德国海军武官的意见。日本的使者宣称，按照海军参谋部的看法，只有同苏联和平谈判才能使德国不致于耗尽力量而灭亡。虽然他们没有从莫斯科接到关于同德国接触的任何请求，但是日本海军当局相信俄国人是不会断然拒绝接受调停的建议的，因为苏联政府为了日本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的胜利曾向日本在莫斯科的代表祝贺过。这个德国海军武官显然是根本就不赞成同苏联打仗的许许多多德国军官中的一个。他抓紧时间立即向海军上将雷德尔汇报了这次谈话的情况，以便转告希特勒；但是希特勒恼火了，结果他受到了连累。这个不幸的武官被告知说，元首不接受日本主动提出的这种荒唐的建议，他怀疑这是由于这个武官流露出了失败主义情绪而促使日本提出的。 

　　日本海军没有再作任何试探。但是1942年6月底(按照1941年以后担任德国驻东京公使的埃里希·科尔特所述)，日本陆军参谋部指示最干练的年轻参谋官之一--辻中佐提出调停建议。辻中佐通过一个德国中间人同科尔特进行接触。日本参谋部提议派出由一个将军和一个日本内阁成员率领的日本特别代表团乘飞机到柏林去讨论关于德国和苏联之间取得和平的可能性。  #p#分页标题#e#

　　这项计划准备对驻柏林的日本大使馆保密。科尔特对此很感兴趣，但对要使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同意则不存多大希望。他告诉辻中佐，这个使团的目的应当说成是就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进行商讨。于是就照他的话办了；驻东京的德国大使奥特拍电报给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关于日本建议派遣代表团前往的事。据科尔特说，里宾特洛甫起初很热心，同意为这次旅行提供一架远程飞机；但是，接着里宾特洛甫拍来第二个电报，询问日本提出的访问究竟目的是什么。显然，他心中产生了怀疑。科尔特没有具体提到这些电报的日期，所以，事情发生的前后进程是不清楚的。但是，里宾特洛甫最初知道日本提议派代表团一事，大概是在7月初。那时，德国在俄国南部进行的大规模夏季进攻刚开始大踏步前进，里宾特格甫可能猜想日本是想来讨论关于日本从远东进攻俄国的问题，这件事是里宾特洛甫一直迫切希望的。但是，大岛在7月27日接到自己政府的指示，并在三天以后把指示内容转达给里宾特洛甫。日本政府声称，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行动已使美国和英国受到严重打击，因此，这对总的战斗的胜利具有重大贡献。如今，日本希望采取措施，消灭重庆政权，使之不再成为战争中的对手；日本还要防备美国反攻。对日本来说，如果要对苏作战，那就有分散力量的危险，同时又有遭致美国反攻的危险。因此，日本在始终防备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希望避免在北方增添麻烦，而想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 

　　大岛试图使里宾特洛甫不太失望，于是对他说，日本政府给他的这一指示并不就是一个拒绝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最后决定。日本仍然可能在1942年秋天或1943年春天进攻苏联。当前，它还必须切断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并占领中途岛。大岛和里宾特洛甫都相信了日本官方关于这些战役的说法，并不知道日本在珊瑚海上的挫折和在中途岛所遭到的惨败。 

　　德国大使馆在回答里宾特洛甫的询问时说，日本代表团是想来讨论有关共同作战的问题。但是这次联系，就象他们询问这个使团是否可以启程一样，没有得到回音，可见事情不妙。据科尔特说，在月底，里宾特洛甫又发来一个电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真相已经泄露了。东京有惯常的泄密漏洞，而日本报纸上也登载着日本想为德苏战争进行调停的谣言。看来大岛也知道了这回事，因为里宾特洛甫已和他讨论过这件事情，并且对他说，日本参谋部无权向德国提出这样的建议。德国将在1942年彻底击败苏联，因而不想进行和谈。 

　　不久，科尔特又得到辻带来的消息。辻说，大岛已把自己和里宾特洛甫的晤谈情况向参谋部作了汇报。里宾特洛甫明确指出，日本军队缺乏勇气。参谋部着实为此烦恼，而且感到生气的是，大岛和坂西已经知道了这个调停计划，特别是他们也指责这个计划，并认为德国肯定会打败苏联。辻说，日本参谋部认为德国将在俄国耗尽力量而灭亡，但是，由于调停已遭到拒绝，日本人将不再为促进德苏和平而努力，除非德国有这样的要求。科尔特又说，辻不久就调离东京了，在日本参谋部里，对于德苏战争的政策很可能有过意见分歧。 

　　这件事使里宾特洛甫更加怀疑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此人本来就一直被纳粹党认为不是自己的心腹。确实，起初委派他到东京担任武官，后来任大使，这与判他流放没有什么两样。如今，奥特在试图促进日本参谋部的调停计划后不久，又激起了柏林新的愤怒。1942年10月，奥特接到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要求日本政府给英国战俘戴上镣铐。希特勒已命令对在德国的英国战俘这样做，作为对英国命令其突击队捆绑被俘的德国士兵的一种报复手段。希特勒要他的日本盟友也这样做，以表示对他的支持。据科尔特说，这是因为当希特勒说“我们抓住的英国战俘要比他们抓的德国战俘多”的时候，英国政府威胁说要把意大利战俘也包括在内，这样就使战俘数目在对比上大大有利于他们。因此，希特勒想把日本的英国战俘也计算在内，以达到平衡。科尔特说，奥特和他都认为这整个事情说明双方都有点发疯了，应该加以阻止。因此，奥特回答里宾特洛甫说，由于日本军事当局的“武士道精神”将不会允许他们对战俘采取这种手段，所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是不可能的。里宾特洛甫对于这个回答非常愤怒，特别是由于大岛好象已告诉过他，日本政府可能会同意这个建议。然而，英国政府宣布，他们已经取消了原来那个引起希特勒愤怒的命令，因此整个不愉快的争论就此平息了。但是，里宾特洛甫并没有忘记和原谅奥特的反对意见。1942年11月底，德国政府指示奥特征求日本政府同意由海因里希·施塔默尔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奥特自己则不得回国，他接到命令要他留在日本，但又不准他参加任何政治和外交活动。其表面理由是，奥特曾信任过一个名叫理查德·佐尔格的海通社记者，并向他透露了秘密，而此人实际上是个苏联间谍，因此奥特的柏林上级认为，日本再也不能把他看作是受欢迎的人了。但是，佐尔格及其间谍集团在一年多以前就被逮捕了，所以里宾特洛甫此时才作出这个结论，实在是相当迟了。据科尔特说，1942年4月，里宾特洛甫确实曾拒绝奥特自己提出的离职请求，也拒绝让他通过科尔特了解一下日本政府是否希望把他更换。科尔特自己也被调职，派往南京。奥特后来到了北京，在那里过退隐生活，一直呆到战争结束。 

　　日本参谋部--或者是其中一部分人--试图劝使希特勒同意让日本为德苏战争进行调停而没有成功，与此同时，日本外相东乡也一直在试图使莫斯科对这一调停建议感兴趣。东乡自己在东京法庭上说，他曾希望在德国和苏联之间重建和平，以此作为走向全面和平的一个步骤。他说，1942年2月天皇曾对东条说，他希望看到战争行动尽早结束。东条没有把这件事传达给外相。东乡说，他是在1942年7月，当他报告天皇，内阁决定拒绝德国提出的要求日本参加对苏战争的建议时，才从天皇那里知道这件事的。 

　　东乡是在被控阴谋加紧侵略时，为给自己辩护而说这番话的。但他确是一直赞成保持日本和苏联之间的和平关系的。我们很可以相信，他确曾想促进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和平，以便使日本摆脱一种尴尬处境，并在一种妥协的基础上促成全面和平。甚至在日本进攻珍珠港以前，东乡就曾告诉苏联驻日大使斯米塔宁，日本愿意尽力帮助恢复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和平。1942年1月，斯米塔宁正准备回莫斯科休假时，东乡托他带信给莫洛托夫。这封信中重申：如果苏联政府愿意为了和谈而同德国政府接触的话，日本愿意任调停人。苏联政府显然没有对这一提议作出反应。1942年2月。佐藤尚武接替建川任日本驻苏大使。据佐藤自己说，同年7月，东乡要他一有机会就从外交使团的临时驻地古比雪夫到莫斯科去，看看他在促进苏德之间的和平方面能做些什么。但是，佐藤回答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他看不到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在8月中旬，东乡寄给佐藤一份关于日苏间新的捕鱼协定的草案。东乡说，这将给佐藤提供一个借口，让他到莫斯科去一趟，在那里寻找机会提出日本愿为德苏和平进行调停的建议。但在佐藤还没有来得及照这些指示去办时，东乡就辞职了。这似乎暂时中止了日本外务省在这方面的努力。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日本陆军试图在莫斯科进行调停。据说，他们曾在1942年9月向伏罗希洛夫元帅探听关于在恢复领土原状的基础上由日本在德苏之间进行调停的可能性。根据那个说法，伏罗希洛夫回答说，苏联还要德国进行赔偿，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并默许苏联对土耳其提出的苏联与土耳其共同管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要求。但是，政治局指责伏罗希洛夫讲得太多了，拒绝了日本的建议。 

　　近卫亲王也似乎曾对促进德苏和平很感兴趣。1941年12月28日，意大利驻东京大使英德利向本国政府报告了他和亲王的一次会晤情况，会晤中亲王向他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个主意使墨索里尼感到兴趣，他也希望看到在俄国的战争结束。但是，他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即同希特勒谈这个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 

　　因此，在1942年内，德国和日本在对苏政策上一直是分道扬镳的。德国要求日本进攻苏联，希望加上日本这股力量，选择时机，配合德国的进攻，就能使苏联一败涂地。而在日本方面，则希望德国和苏联讲和，这样就可腾出手来对付英美。若不这样，日本担心--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德国会负担过重，腾不出手来，因而要使日本单独对付西方民主国家的联合力量，后来的事实表明，情况也确实是如此。 

　　但是日本人自欺地认为希特勒或者斯大林可能或者愿意在1942年放弃这场斗争。两人中无论哪一个，这样一做都不可能不损害自己的地位。对希特勒来说，在他的部队已经深入苏联国土的这个时候，接受恢复原状的和平，那就将粉碎当时在德国人中广泛怀有的虚妄信念，即认为希特勒是不可战胜的，是无所不知的。另一方面，对斯大林来说，如果要放弃某些领土而取得和平，同样也会有损于他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这种传说。因此，日本人企图在1942年促进德苏之间的和平，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的确，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即日本人苦于在政策上存在着内部分歧，同时又太专心致志于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计划，结果在1942年丧失了作出某些有决定性的行动的机会，因此，尽管他们在早期取得了胜利，最后还是遭到失败。因为，里宾特洛甫同大岛的谈话中明白地指出了一个真理，他告诉大岛说：三国公约国必须同生共死，他们取胜的最好时机，是在他们的敌人还没有能够发挥其潜在力量之前就大胆发动进攻。如果日本人能切断同盟国与埃及和波斯之间在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其结果将会是一次粉碎性的打击。1942年春季，当前线抗击德军的苏联部队中出现士气低落的不祥之兆时，如果日本人把已作好全部作战计划的关东军开入苏联远东地区，那么力量对比就会不利于苏联而导致苏联的崩溃。如果他们不进行这些决定性打击，那么也可执行对重庆的进攻计划，那样他们也可能推翻自由中国，从而把冻结在那个土地辽阔的国家里的大部分日本军队抽调出来。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却决定远离其他的轴心国而深入到太平洋地区中去。从把这次战争看作是纯粹的日美冲突这样一种观点来看，虽然他们试图去做而未做到的事情，也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从全球观点来看，这种战略是目光短浅的。即使他们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也不能就此给美国以致命的打击；如果由于他们介入而帮助德国打垮了西方在中东的同盟国，或在旧大陆的“心脏地带”打垮了苏联，那么，他们就可以同德国在欧洲称霸一样，在亚洲保持绝对优势。 

　　到了1943年春季，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当时三国公约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彻底失败。在俄国，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遭到了惨败，他们想迅速打败苏联的希望破灭了。在地中海地区，同盟国在阿拉曼得胜，并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成功以后，着手征服北非。对于墨索里尼来说，这种在非洲的败退如果不能加以制止的话，就会给他带来毁灭。日本自己还未曾遭到任何决定性的失败，但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和新几内亚的战役中损失了大量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日本领导人中比较具有远见的那些人也能够看到，一旦德国和意大利被他们的敌对联盟所打垮，日本也将遭到同样的结局。 

　　另一方面，苏联已遭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它是否会有力量把德国人赶出自己的领土，还不清楚，更不用说攻入德国了。据加濑所述，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陆军将领们倾向于认为，在苏德前线上可能会形成一种僵持局面。他们认为这将延长欧洲的战争，从而给日本以充裕的时间来加强大东亚的防御。据加濑说，外务省则相反，认为德国可能会屈服，日本最好还是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设法摆脱战争。 

　　军人和外交官员们都一致认为日本绝不可卷入对苏战争。克雷奇默尔在东京法庭上说：1942年秋季，一直回避表态的日本参谋部明白地告诉他说，日本不打算介入对苏作战。确实，据说他们在12月底又一次试图调停，把内川上校派往柏林，提出在下列基础上实现和平：德国从苏联领土上撤退到1941年6月的边界线以内；把巴尔干半岛划分为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国支持苏联迫使土耳其接受一个苏联和土耳其共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这项建议的证据来自哈尔德将军的供述；但是科尔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在辻的提议遭到断然拒绝以后，日本参谋部是否愿意再去碰一次壁，这似乎是颇成疑问的。无论如何，根据里宾特洛甫自己的说法，虽然他此时已开始赞成同斯大林讲和，但希特勒仍决心要打倒苏联的这位独裁者，并且仍然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因此，希特勒再一次要里宾特洛甫通过大岛催促日本政府在远东配合德国，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日本政府的答复实际上是最后的拒绝。1943年3月6日，大岛根据东京的指示，把在日本首都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所作出的下述决定通知里宾特洛甫： 

　　 ……日本政府完全认识到来自俄国的危险，并完全理解盟邦德国要求日本方面也参与对苏战争的愿望。但是，考虑到当前的战争形势，日本政府不可能参与这个战争。日本政府相信，目前不发动对苏的战争，是为了共同的利益。  

 
　　然而，他们答应在别的地方重新发动进攻。但事实上，由于他们自己被逼得越来越紧，已没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德国了。里宾特洛甫怀疑——从加濑后来的陈述来看，这种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东京有那么一些人愿意让德国和苏联都打得筋疲力尽，并相信日本有充分的时间可资利用。他继续要求日本参战，并抱怨说，德国在战争中首当其冲，而日本的地面部队却远远没有全部投入战斗。如果德国由于压力过重而崩溃，日本的处境将会如何？但是他的呼吁没有得到反应。东京的那些认为俄国还不至于筋疲力尽而崩溃的人，仍在考虑苏德之间实行妥协和平。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也在考虑这一点。他对迟迟不开辟法国第二战场感到气愤；他怀疑他的同盟国，因为由于美国的反对，他还未能从它们那里获得条约上的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承认并确认苏联在1939年损害了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利益而获得的领土。据说，俄国人曾在1943年春天试探过德国是否可能在恢复1941年6月战前领土状态的基础上讲和。驻斯德哥尔摩的日本海军武官显然是此事的中间人。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但是对未来的和平试探者并未关门。正如戈培尔在3月20日的日记中所写的，希特勒仍然相信，俄国人在人力耗尽时就会出现崩溃。所以，希特勒正在计划向苏联发起一场新的进攻，希望这样就能加速取得他所指望的结果。因此之故，他仍然不理睬墨索里尼的恳求，墨索里尼要他和苏联讲和，或者至少在俄国采取守势而给予意大利更多的援助。但希特勒一意孤行，这给他本人以及他的不幸的独裁伙伴带来了灾难性的结局。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夏季攻势遭到了惨败，接着，苏联军队转入了反攻。到1943年9月，苏军收复了哈尔科夫，向第聂伯河逼近。在这期间墨索里尼垮台了，巴多里奥投降了，盟军在意大利登陆，而德国的师团则集中在那儿进行抵抗。 

　　这种形势的变化使日本外相重光认为在德苏间进行再一次调停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了。现在，希特勒肯定会听从劝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愿意从俄国的泥沼中脱出身来。当苏军的推进由于春季的融雪而停顿下来时，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低落的士气又有点重新振作起来了。而且戈培尔尽量地利用了盟国在卡萨布兰卡所公布的无条件投降公告中的词句。他一直对德国人民说，他们必须战斗到胜利，否则就会面临毁灭。有许多人相信他，但是，在新的重重灾难面前，这种暂时的对士气的刺激不可能持续长久。如果希特勒能够同苏联讲和，从而拆散了与德国作战的敌方联盟，那么，他将能恢复一些自己有政治魔力的名声，并将能使德国脱身出来对付西方盟国即将发动的进攻。但是，尽管希特勒现在显然已不再反对同斯大林实现最终和平的想法，他认为当苏联军队仍在向前挺进的时候去和这位苏联统治者打交道是不合时机的，为了这个理由，他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调停建议。 

　　接着，重光决定想看看苏联政府是否更愿意接受日本进行调停的做法。因此，1943年9月10日，佐藤向莫洛托夫探询，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接待一个日本特别代表团。当这位苏联外交部长问到这样一个代表团是否有权处理纯属苏日关系以外的事情时，佐藤告诉他，它拥有这个权力。他的回答使得这一目的足够清楚了；但是三天以后，莫洛托夫在第二次会见佐藤时拒绝接受这个建议。他说，拟议的这个代表团无疑是打算在苏联与德国之间进行调停。但是，“既然苏联政府没有看到任何与德国停战或媾和的可能性，那么，它就不能接受日本政府的这一建议，尽管苏联政府对提出建议的这种精神表示欣赏。”加濑说，莫洛托夫“高声读了一份措辞有礼貌的照会，其中包括一项声明：如果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可能会认为它有责任接受日本调停的建议。”  #p#分页标题#e#

　　 9月16日，苏联驻华盛顿代办葛罗米柯对美国国务卿谈到日本的建议。葛罗米柯说，他的政府“认为与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卫星国实行任何停战或和平都是绝对谈不到的，因此拒绝了这一建议”。赫尔对此表示热烈感谢，并且说，他认为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对日本的试探表示坚决反对的一种答复”。 

　　苏联的态度是否象赫尔所设想的那样坚决，是颇有疑问的。斯大林无疑希望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因为，如果联合起来一道与德国作战的话，德国的决定性的失败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但是，如果苏联弄得太筋疲力尽，以致无力利用战胜的好处的话，那么，就是胜利了，苏联也不会有多大得益。因此，斯大林坚持要求西方盟国攻入法国。如果苏联继续在陆上战斗中首当其冲，就会耗尽精力。那时，美国和英国就可以将其战后解决办法的主张强加于人，而斯大林在1943年9月的时候还不知道这种主张究竟如何。如果这些主张并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对他说来，与希特勒单独媾和或许更好些。在当前，不要太粗暴地拒绝日本人，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他毕竟还怕日本与德国联合起来同他作战。另一方面，他让美国人知道日本的建议，可以略起一种暗示作用，表示除了继续与德国作战以外，他私下可能还有另一个办法。 

　　然而，接着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获悉了美国和英国政府关于战后对德国处理办法的非正式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德国全面解除武装，瓜分其领土的可能性，盟国共同占领德国，允许所有非纳粹党人的德国人政治活动自由，以及偿付赔款。按赫尔记述，斯大林高兴地接受了这些建议。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于赫尔坚决主张把中国包括在“四大国”之中，并作为正在考虑建立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并不那么高兴。他们和丘吉尔一样，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起一个强国的作用；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在这个次要问题上继续反对罗斯福和赫尔以致与他们产生隔阂，那是不明智的。斯大林很可能想到，如果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是如此支持中国，他们可能已打定主意想在远东看到日本力量的彻底毁灭，正如他们想在欧洲看到德国力量的毁灭一样；而这对于苏联的前景来说将同样是有利的。不论怎样，在10月30日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告别宴会上，斯大林特意告诉赫尔，苏联将在德国失败后参加对日作战。赫尔十分高兴，特别是因为那时斯大林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接着，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召开。参加开罗会议的有蒋介石、丘吉尔和罗斯福。会议决定在日本失败以后不仅要剥夺它自1931年以来所攫取的一切领土，而且包括长期来为国际条约所承认的属于它的领土：福摩萨、澎湖列岛、朝鲜以及太平洋中前属德国的岛屿。11月28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在德黑兰的首次会谈中，罗斯福似乎就把这一决定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重复了他的许诺，说一等到打垮德国后，只要给苏联一定的时间把增援部队开到远东去，他将立即参加对日作战。他在那时不愿透露他要什么报偿，虽然他暗示他是有一些要求的。事实上，还是罗斯福主动建议苏联可以进入大连，大连可以在国际监督下成为自由港。斯大林说，中国人可能会反对这样做，但罗斯福确信他们不会反对。 

　　德黑兰会议主要谈的是对德作战的计划。斯大林取得了在1944年春季将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然而，这个诺言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德国在法国的空中和地面力量不超过一个预计数字。对丘吉尔来说，这里可能还有个空子可钻，他对这次计划中的进攻肯定不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斯大林很可能对英国和美国在这件事上的信用抱有怀疑，如果他确是如此的话，那就可以说明1944年1月发生的一个稀奇事件，当时苏联报纸指责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正在进行单独媾和的试探。俄国人也象纳粹分子一样，有一个习惯，喜欢指责别人在做他们自己正在打算做的事情。有些迹象证明，1943年12月和1944年1月，柏林曾通过驻斯德哥尔摩的日本公使馆把和平试探者派到莫斯科，而这次俄国显得比以前有更好的反应。但是德国要求让乌克兰自治，并要求苏联在德国对西方大国的战斗中给予德国经济援助，这些要求是斯大林所难以接受的。 

　　下述事实使上面所谈的一段情节更添上几分真实性：1944年1月24日，重光再次企图促使德国与苏联讲和，他还对施塔默尔说，为了脱出身来去对付西欧和地中海方面对它的威胁，德国应当放弃乌克兰。从这件事上看，他似乎知道，希特勒想对乌克兰保持某种控制，这是使苏德可能达成协议的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但是正如里宾特洛甫的答复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仍然是固执的。重光被告知，希特勒现在想等到他打败了——他指望能打败——西方盟国对法国的进军后，再作考虑。希特勒认为，这样将会促使斯大林按照希特勒要求的条件讲和。 

　　重光并不因碰壁而气馁，他又一次转向莫斯科。在1944年4月8日的一次会谈中，佐藤向莫洛托夫提起日本在1943年9月提出的派遣一个进行调停的特别代表团的建议。莫洛托夫问，德国是否现在已请日本调停；对此佐藤只能作否定的回答。接着，4月12日莫洛托夫声称，鉴于形势依然未变，所以苏联对这个建议的回答只能同样保持不变。4月13日，葛罗米柯再次通知赫尔，日本提出调停的建议，遭到了拒绝。 

　　其后德国遭到了一系列新的灾难。到1944年8月底，西方盟国已经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彻底击败了德国在法国的军队，将其残余部队全部驱逐到低地国家和德国。德国在东线的崩溃几乎同样严重。芬兰和保加利亚被迫求和，罗马尼亚倒向对方，而俄国军队正在威胁着东普鲁士，并涌进波兰中部。希特勒的彻底崩溃已指日可待。 

　　在这种新形势下，重光决心再次试图恢复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和平。他亲自和施塔默尔谈了这件事，并指示大岛去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谈这件事。约在9月中旬，施塔默尔得到了希特勒的回音，并即向重光报告说，大岛和希特勒已经谈过了关于在日本主持下德国与苏联单独进行和谈的建议。希特勒答复道： 

　　我们看不出苏联政府愿意同德国达成谅解的迹象。我们认为，斯大林只有当他深信已无法胜利地继续进行战争时，才会试图与德国达成谅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德国政府十分感谢日本政府的建议。然而，由于上述原因，如果日本政府对此事不再采取任何步骤去与苏联政府接触的话，德国政府将表示感激。  

　　斯大林现在既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的确丝毫不会考虑单独媾和了。9月16日，佐藤奉东京指示，再次要求莫洛托夫同意由日本派一个特使到莫斯科去。莫洛托夫再次拒绝了，并再次把这一情况通知了美国。 

　　如今，日本政府除了坐看纳粹德国的垂死挣扎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1945年5月，德国的末日来到时，日本对德国的投降发表了一份正式抗议，并重申他们自己将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5月15日，他们接着宣布，1936年的共同防共协定，1940年的三国公约，1941年12月11日的三国公约，以及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其他协定，此后一律无效。这时，日本也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它的结局不会象德国那样惨，因为日本没有那么一个独裁者有足够的权力能使他的国家与自己同归于尽。 

责任编辑：王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