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小泉”时期三任领导人不仅未能矫正此前改革的负面效果,且很快输光了靠改革而重建的政权凝聚力和新道统。加上麻生之前连续两任首相关键时刻“撂挑子”,令国民失望透顶,进而对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也产生了深刻的质疑和厌倦感。当初,英国工党上台,打出的口号是“够了、够了”,准确契合了英国选民对保守党18年执政的厌倦心理。此番大选,日本民主党对自民党的战术如出一辙。换句话说,是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忍耐到达了极限,民主党才“被选择”。
8月30日第45届众议院大选,改写了日本历史:民主党一举收割了全部480席中的308席,大大超出了单独过半的预期,成功兑现了“政权更迭”的悲壮毒誓。自民党遭遇了结党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在众议院席位从选举前的300席急剧萎缩至119席,与民主党换位,成为最大的在野党。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几乎等于一部日本战后史。老大政党自民党缘何衰落?深藏于其前世今生中的“遗传密码”是什么?导致其衰落的“衰减机制”何在?
经济增长与自民党长期坐庄互为因果
自民党的结党,标志着日本战后初期动荡政局的基本结束和新格局的产生,而这种新格局被称为“1955年体制”
在日本战后第一个10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民主化改革”。1945年9月,美国制定的《战后初期对日方针》所确立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目标的、和平与负责任的政府”。
为此,以盟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GHQ)为核心,对日本实行了被称为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造:释放政治犯、废除特高(战时恶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警察和《治安维持法》、审判战犯、颁布“和平宪法”等等,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初步被改造为现代民主国家,并通过《旧金山和约》,加入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实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复归。国内政治格局也从战败初期的“乱党林立”,到初步形成左右两个对立阵营的政党框架。
1955年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走向联合。随后,另一个独立左翼政党劳农党也并入社会党。统一后的社会党在国会中的地位陡增。为对抗社会党的势力,一个月后,两个各自独立的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实行保守联合,成立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
自民党的结党,标志着日本战后初期动荡政局的基本结束和新格局的产生,而这种新格局被称为“1955年体制”,对日后的日本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社会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只有自民党的一半,自民党的一党独大便成为其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但直到1993年,社会党始终是第一大在野党。
对于是“1955年体制”,或者说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导致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还是相反,即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导致自民党长期坐庄,反过来延长了“1955年体制”寿命的问题,学界始终有争论。
有学者(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日本政治史》作者升味准之辅)则把战后历史分期,如认为池田政权之后,“1955年体制”变成经济发展的促进体制。但无论如何,主流意见普遍倾向认为这是两个互为因果的问题,而少有认为二者互不相关者。
“铁三角”和派阀积重难返
小泉的失败在于,削弱派阀之后,却没能建立一套取而代之的人才培养机制,乃至派阀瓦解后,党内青黄不接
自民党缘何衰落?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些原因本身就是多重构造,重峦叠嶂,相互纠结,殊难描述。笔者权且从远因、近因和技术原因三个层面试分析之。
先谈远因。众所周知,自民党之所以独步天下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其成功的最大秘密有二:“铁三角”和派阀。
所谓“铁三角”,即由政、官、财三届构成的特殊利权结构:财界通过官僚拉拢政客,在国会游说;政治家通过国会斗争取得公共事业的国家预算;国家预算经官僚之手流向财界。
对财界来说,通过对公共事业工程的参与,不仅获得了实利,也“润滑”了与政、官两届的关系,从而确保恒久通畅的利益管道;对官僚来说,仅靠充当政界与财界之间的“黏合剂”,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且旱涝保收;而对政治家来说,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换来大笔公共事业预算,借此扶植家乡的产业,既兴国利民、回报乡土,又能扩大自己的后援团体,兑现大笔的政治献金,何乐不为?
正是这种可使政、官、财三届利益均沾的特殊利权构造,在自民党内滋生了大量被称为“族议员”的既得利益层(“道路族”、“建设族”、“邮政族”等,不一而足,连肩负国家防卫重任的自卫队系统都产生了“防卫族”),国民和舆论的批判声浪不绝。这客观上也构成了自民党“金属疲劳”的原因,借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表达,是自民党已过了“耐用年限”。
而最早坐下“金属疲劳”病根的,是前首相田中角荣。这位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建筑设计师出身的政治家,其所倡导的“土建国家”,本质上是当代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朴素经济发展观的“东洋版”。《日本列岛改造论》是一个旨在通过工程建设来维系国家可持续性增长的宏大叙事,理想主义色彩颇浓。但其背后,则是惊人的金权政治黑幕。
田中本人凭借其在建筑业上聚敛的财富,进军政界,一路畅行无阻,不仅成为“道路族”、“建设族”的靠山,而且亲手缔造并长年执掌自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系“田中派”,向首相府输送了数任总理,其影响甚至在田中身后仍不衰。
洛克希德事件被舆论曝光,日本国民得以窥视“铁三角”幕后黑金交易的规模和恐怖,田中本人也受到法律的追究,但金权政治的DNA和风土已然坐下,积重难返。
至于派阀问题,是自民党政治的一种特殊现象,舆论一向褒贬、评价不一:否定评价者认为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暗部”、长老政治的遗留,是自民党尚未进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的标识,同时也是金权政治在执政党内蔓延的“元凶”;而做积极评价者(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则认为派阀是党内民主机制的土壤,是激发不同意见和讨论的“诱发剂”,是人才辈出的聚宝盆。
真正做到了使自民党延命者,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这个打着“粉碎自民党”、靠反党起家的前党总裁,在“构造改革”的名义下,极大削弱了派阀的实力。
此前,历代首相上台,组阁名单几乎都是与派阀大佬“协商”、“调整”的结果。只有小泉特立独行,虽然自己出身于党内最大派系“森派”(即“田中派”的继承形态),但组阁时却把自己关在小屋中,拒绝与“森派”掌门人、前首相森喜朗商量。而且,首相履新后,便正式退出了所属派系。
可小泉的失败在于,削弱派阀之后,却没能建立一套取而代之的人才培养机制,乃至派阀瓦解后,党内青黄不接。
此番大选前夕,眼瞅着自民党大厦将倾,勉为其难的麻生太郎惨淡经营,在血气方刚的民主党的强大攻势下,不说别的,单从人才上看,怕也只有訇然倒地之一途了。
小泉接任者输光了政权凝聚力
想当初,英国工党上台,打出的口号是“够了、够了”,准确契合了英国选民对保守党18年执政的厌倦心理。此番大选,日本民主党对自民党的战术如出一辙。
再谈近因。对自民党的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有效调整,是小泉政权,他开出的药方是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构造改革”。
改革的成功,不仅成就了战后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而且确实挽救了党:2005年9月的“邮政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
可随后,随着美布什政权的终结,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加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菜单受到清算,小泉改革的负面作用也开始呈现(被称为小泉的“负面遗产”),其具体表现就是“格差”扩大、地方经济凋敝和农业萧条。加上老龄少子化趋势的进一步升级,各种社会矛盾呈表面化。
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掌舵者,或将小泉开创的改革进行到底,以期以改革的深化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或改弦易张,以其他政治议题来取代改革话语,无论如何应该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指明道路。
但“后小泉”时期三任领导人却采取了投机主义、鸵鸟主义的应对:并不正面否定改革路线,却在政治操作上背道而行。其结果,不仅未能矫正此前改革的负面效果,且很快输光了靠改革而重建的政权凝聚力和新道统。
加上麻生之前连续两任首相关键时刻“撂挑子”,令国民失望透顶,进而对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也产生了深刻的质疑和厌倦感。
想当初,英国工党上台,打出的口号是“够了、够了”,准确契合了英国选民对保守党18年执政的厌倦心理。此番大选,日本民主党对自民党的战术如出一辙。换句话说,是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忍耐到达了极限,民主党才“被选择”。
自民党领教了小选举区制的恐怖
小选举区,受制于当选人数限制,焦点必须集中,易受电视左右,极适合小泉那种“剧场政治”型人才演出
最后是技术原因。所谓技术原因,指选举制度方面的原因,具体地说,就是小选举区制。
小选举区制,是相对于过去那种每个选举区可有3-5名候补议员当选的中选举区制度而言:选区划分更细化,全国划分为300个选区,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补者当选。
曾几何时的“邮政选举”,小泉发动由前美女电视主持人或风格清新的青年才俊组成的华丽刺客军团,充分发挥小选举区的特点,一举夺取了大选的全胜。
自民党核心层恐怕做梦都没想到,4年后的今天,如此战术会被用在自己身上:被媒体称为“小泽的孩子”(但小泽本人和民主党似乎很拒斥这个说法,以回避国民对“小泉的孩子”的联想)的刺客们,正是利用小选举区的特点和选民的心理,“接管”了一个个被认为是自民党“牙城”的选区。
那些在“教父”小泽授意下,只提纲挈领地发表不长于3分钟演说的俊男靓女们,凭借自身包括“身体语言”在内的优势,几乎瞬间便准确地捕捉、把握民意,短、平、快地把那些满脸皱纹、啰里啰唆的老自民党政客打将下去。
通过这次大选,自民党充分领教了小选举区制的恐怖。因此,一些资深政治家、学者(如中曾根康弘和著名政治评论家、《读卖新闻》老板渡边恒雄等)力主再次改回到中选举区制。因为小选举区,受制于当选人数限制,焦点必须集中,易受电视左右,极适合小泉那种“剧场政治”型人才演出;而中选举区制,则可以设定多个焦点,深度辩论,被认为更有利于大党构筑长期稳定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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