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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述日本先民们生活的历史资料——日本神话中,其宇宙思维模式蕴含了军国主义的基因与文化密码，充满征服统治世界梦想的主题。

 

从文化上破译日本军国主义之“谜”，就必须对记述日本先民们生活的历史资料——日本神话，进行深层意蕴的译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文化上的连续性，并在该民族的神话中，以特有的方式记述民族性格与民族思维模式。日本军国主义的遗传基因与文化密码，可以在日本神话的宇宙思维模式中找到“原罪”依据。在以这些神话为载体的日本作为“正史”的历史资料中，其宇宙思维模式无不具有侵略扩张的自我中心特性，其内容又无不充满征服统治世界的梦想。日本古代两部史书《古史记》、《日本书纪》从天御中立尊或国常立尊开始，记述神统系谱。而在昭和初期公开的《竹内文献》记载，上溯宇宙创世，有皇祖皇太神宫，历代天皇在此即位后，乘“天空浮舟”,巡幸巡游全球万国。皇宫所在地越中成为世界中心，天皇为救世主，受神命要统一世界，这成为军国主义进行大东亚战争，“解放”亚洲殖民地的神话依据。另有一本《竹内文书》的文献记录：上古十四代天皇国常立自由往来于天日国与地球之间，是诸神战争之前世界的统治者，公元前800年左右，他向世界各地派遣教官、推广食具、家具、住居等，并乘宇宙船访问巡行万国，以表明他为世界之主，视天下为天皇一家之地产。据有关学者分析，产生这种神话的背景，其史实可能是日本先民们从世界各地漂流到日本前的史料，但他们在构造神话时，却把自己的历史颠倒，把曾一度生活过的地方当作统治过的地方，照此逻辑，日本自然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世界各国是天皇家产。在神话思维中，时空观念都同时是价值范畴，具有固定意义，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日本民族需要些什么，以及他们的前进目标。神政主义者把日本神话改造为侵略扩张的思想依据。军国主义以此神话为依据所发动的战争，在他们看来，在“道义”上只不过是为了收复古代天皇失地。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把神话传说变为现实，然而这一神话思维最终不仅使其征服世界的迷梦破灭，而且给亚洲人民和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无数日本人在神政主义者制造的神话传说迷惑下，甘为军国主义炮灰,这真是极大的悲剧。

 

二、日本古代社会在思想文化中不断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由此形成的浓厚历史文化奠基了军国主义的国民心理归向和趋进侵略心态潜伏为军国主义的强大精神力。

 

日本的关于国家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因其被列为国家正史性质的著作而获得神圣化、正统化藉此确立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在日本古代社会被不断强化，特别是6世纪以来。必须指出，这是日本当权贵族为提高皇室威望和国际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人为强化，这就在无形中为未来的侵略征服积聚精神原动力。著名的圣德太子(5742622)制定了《十七条宪法》，从法律上确立了天皇万世一系的神圣地位，任何他人没有资格部鼎皇位。他还为在国际社会中谋求与中华帝国的对等关系，为日本君主创造“天皇”一词。608年他与推古天皇遣使使隋时，国书开头就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对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传入日本的外来儒学、佛教、道教翻新改造，将其引入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神道教在民众中具有潜在的强大生命力神道教中的神国观念潜藏有日本优越于别国的思想，神道教的生命伦理认为，一个人在想到他的家庭前，应首先想到天皇，“事君致命，移孝为忠”。其强调死后追赠及崇敬死亡的人生哲学，具有强烈的刺激性，极为有效地鼓励活着的人加倍为天皇舍身殉死，神道教因而成为强化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利器。明治政权建立伊始，即宣布其为国教。植根于日本民族心理土壤中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作为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潜伏于一系列社会变革背后的一种无形的巨大精神力量,曾有力地推进了日本历史进程，尤其是近代化进程。但作为隐匿于一系列侵略战争背后的内在精神力量，又是曾驱动日本国民盲从、支持统治阶级进行侵略战争的精神恶魔。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正是打着天皇的旗号，把日本7000万同胞奉献于天皇的“至尊”之下。在这种积淀已久、较为深厚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只要是天皇的意愿或用天皇的名义，人们便似神在召唤，积极响应。不少日本国民认为，日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被拥戴的万世一系的天皇冠于世界国体之上，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正在为了日本民族，为了日本全体国民而献身。日本的国民之所以盲从于军国主义侵略战争，自古以来形成的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是起了支配作用的精神因素。客观讲，这股力量不可低估。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日本战败后喟叹：“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战斗力量。”

 

三、长期武家社会统治及其社会伦理支柱——武士道，作为日本特有的文化传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产生至为深刻的影响，后发展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古代日本历史曾经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自1192年建立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之后，武士统治日本长达800年，形成长期的武家社会统治,造就了以“武士道”为核心和支柱的并在全社会居支配地位的武家文化，遂使日本文化传统有着鲜明的尚武烙印，这也就必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产生极深刻的影响。武士道的主要内容是：强调主从关系中的所谓“忠节”，无条件忠君并要盲目绝对服从，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为荣；强调武勇武士必须磨练武功，以杀伐为“荣”，因殉君或战败，必须勇于拔刀切腹，“切腹”是武士道精神的一个标志;崇拜日本刀，宣扬日本刀不见血不算一个武士；强调“礼仪”，以“式目”规定等级制度、清规戒律;强调武士必须敬神侍佛、参禅悟道。这使得以杀伐为职业的封建武士们，被麻醉毒化为杀人不眨眼的凶神恶魔。这些规范是封建武士根据禅宗和儒道结合“武家习气”、“弓矢之道”而形成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武德素养而要求的武士规章王法，在长期的武家社会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加以宣扬。1868年的明治维新虽然结束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和武士等级的存在，日本军队尽管是按欧式组建，但它却继承了封建武士道精神，效忠首领的主从关系被改造为效忠天皇。武士道成为日本军人的精神信条，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军人事迹，被军国主义者用于对军人进行的奴化教育。1878年以陆军卿山县有朋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特别提倡封建的武士道精神，认为军人精神的根本在于“忠诚”(效忠天皇)、“勇武”(勇于为天皇卖命)、“服从”(作驯服的工具)。1882年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军人敕谕》再三重申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节等。军国主义还通过多种途径百般美化武士道，在军内外大力宣扬武士道，将其作为民族固有之精神文明，强加给广大士兵和人民。“武士道”不仅是日本近代军队教育的核心，而且是天皇制军国主义的灵魂，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总体来看，长期的武家政治造成了日本传统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崇尚武力，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相信“武力为立国之基础”；二是信奉“日本为万邦之本”，应该君临天下，征服世界。这些浓厚的军事封建因素在近代日本社会中，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权政治”结合，使国家民族滑向军国主义的深渊。

 

四、“大和魂”作为大皇国观念的核心，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的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大日本主义思想,发展成为后来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桥梁。

 

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扩张意识来自于以“大和魂”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大日本主义思想，作为军国主义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它包含了大和民族的优越感、独尊意识和扩张意识，因其具有很强的精神凝聚力，军国主义将其作为侵略的理论基础，以图建立强大的大日本帝国。这一观念的出现，首先是通过研究古典文化，在批判“唐心”、“佛心”的同时寻求被儒佛束缚的“大和心”，探索在儒佛传入前的固有精神和民族思想感情。儒学家山鹿素行晚年提出的以日本为“中央之国”观念,到江户时代中期即发展为国粹主义,并依此建立起“大和魂”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和日本主义基本观念。“大和魂”是国家主义的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表现形态，主要包括依据神话记载而建立的日本国体优越论，以天皇为万民之唯一家长的日本家族制优越论。这一为封建武士所持的世界观，与其追求领土的野心相结合，即形成近代日本国家主义刍形，最后形成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意识形态。日本封建武士追求领土的野心和侵略扩张的行为，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丰臣秀吉时代，1591年丰臣秀吉发动对朝鲜战争，1592年又战，公然声称“直捣大明国”，“占领天竺(印度)”。其后的德川幕府虽实行闭关锁国，但“大和魂”的国家价值观念却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层次中潜在地发展着。其发展的思想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佐腾信渊和吉田松荫的治国方略上。佐腾信渊主张扩张日本之“国权”，“讨伐东洋诸国吞并之”，其著作《宇内混同秘策》说，“以皇国开发它国，必先以并吞支那为其肇始”，力主灭亡中国。稍晚于佐腾信渊的吉田松荫在《幽囚录》中规划日本开国方策，提出“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吕宋诸岛，可渐示进取之势”，就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上述方策后来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核心观念和主张。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思维正是在“大和魂”的大皇国观念支配下，沿着朝鲜“利益线”、“满蒙生命线”、“大东亚共荣圈”这一领土扩张思路不断发展的。由此可见,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不过是历史上日本侵略和扩张领土野心的继续,其历史文化谜底就在“大和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