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的焦点问题,这表现在日本首相小泉连续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修改和平宪法及派遣自卫队出兵海外。中日两国政府为此一再交涉,学者屡发评论,民众反响强烈,国际舆论称之为困扰中日关系的“死结”。对于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日本左翼学者与保守派学者、中国学者内部,都存在重大分歧。笔者试图从日本文化的视角对近年来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的激化予以新的解读。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政治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世界经济更趋于全球化、世界政治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国家间的竞争转移到综合国力的竞争上来。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软实力方面的竞争越发明显,而作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作用也越发重要,越来越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重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意义,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以及采取具体的外交行动的时候,与该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文化心理和国民性有密切关系。具体地说,外交政策中几乎所有问题都广泛地涉及道德、信仰、原则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问题。国家确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时,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具体地讲,日本文化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产生影响。
1、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所谓“集团意识”是针对以个人为主体的西方文化而言的日本文化的一种类型。“就是以无比强烈的归属感为基础,个人对所属集团竭尽忠诚、无私奉献,并为该集团的成员与他人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日本人同美国人或一般西方人之间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非常强调集体,难免要使个人受到一些牺牲的倾向了”。这种集团意识体现出一种“樱花特征”。樱花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花瓣体小而相同,若将一瓣采下来实在微不足道,但千万朵樱花连成一片就能汇成花的海洋,就可形成蔚为壮观的场面。这正是日本社会崇尚集体生活的形象写照。集团意识具有两面性特征。一方面既可以将个体力量凝聚起来,促进民族兴盛和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又需要和谐和共性,更多是强调相同,而不是强调个性和自我,有时要求牺牲人的个性以服从集体,这样容易造成盲从,缺乏是非观念、善恶不分。正因为如此,日本国民在日本右翼分子、媒体的影响下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不断变化,以致于同意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占了多数。他们对日本的一些政要、右翼分子等的美化侵略战争言论,听之任之,缺乏抵制,以致于不自觉地接受。他们对和平宪法的修改,对自卫队派兵海外,因受媒体的影响由开始的不赞成到后来大多数国民的默许。
2、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日本相对封闭的岛国地理环境,养成了日本人的双重矛盾性格,这在世界其它民族的性格特征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揭示了日本人性格上的“菊花”与“刀”的两面性(菊花代表的是柔顺优美,刀代表剽悍凶狠,两者结合成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当日本人用这种矛盾性格看待世界时,一方面对强者———欧美人表现出顺从、卑躬屈膝和追随,“在弱小伙伴和实际利差这两者之际,日本国民总是抛弃前者而投奔后者”,亨廷顿也以为,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人在向强权屈膝时并不落后于人。一战前的日本利用与英国结盟,打败沙皇俄国。一战时又利用该同盟疯狂侵略中国。二战后,与美国建立安全保障体制,使日本政要由于有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又敢于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忘乎所以、大肆翻案。另一方面,日本人却从内心骨子里轻视亚洲,以亚洲代言人自居,表现出高傲自大和一种在亚洲人面前天生的大和民族优越感。因而许多日本国民从内心深处很难认同当年对中国等亚洲邻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是傲慢地认为日本是为了帮助亚洲国家将欧美列强势力赶出亚洲,然后建立由日本人领导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是从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内的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因而他们认为,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天经地义的),俨然把自己打扮成亚洲救世主。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多数普通日本国民,导致日本政要和多数普通日本国民不愿意承认对中国等亚洲邻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不愿向中国人民作出正式道歉,承担战争责任。
3、天皇信仰与天皇崇拜思想。日本民族本来主要信仰神道教。这是日本古代先民对自然界的崇拜而形成的本土宗教,认为“万物有神灵,万事有神佑”,“一草一木皆可见神”,因此到处建“神社”,几乎家家设“神龛”,战死则“成神而入灵位”。但自明治维新以后,为适应天皇独裁统治的政治体制的需要,政府颁布《神佛分离令》,“废佛毁释”,打击佛教等神道之外的宗教派别。“废佛毁释”表面上看是排斥佛教,独尊神道教,实际上最终结果是“废佛灭神”,以国家神道———天皇教代替传统宗教,将天皇作为“神”来顶礼膜拜推到顶峰。对日本人来说,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重心。天皇是“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子孙,是“世界之大君”,承认侵略就等于否定了天皇。“直到今天,对于日本国民来讲,天皇不应负战争责任,即使日本失败了,在日本,十个人中仍会有十人继续崇拜天皇”。再者,美国占领当局———盟军总司令部(GHQ)麦克阿瑟元帅利用了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威望而有效地实现对日本的占领统治,他们掩盖了天皇的真实面目,把战时的天皇说成是胆小如鼠、消极忍让,在该国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分子面前不过是个傀儡而已。这些因素阻碍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清算。实际上,天皇是要负战争责任的,他的真实面目是,“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裕仁独立于政府和官僚政治,在一个彼此制约的复杂的体制中,行使了实权和权威。他熟知战争和外交情势,具有渊博的政治和军事知识;他参与了制定国家政策,并向陆海军将领们发布大本营命令;他在制定日本战争战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指挥了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1941年,裕仁和他的宫廷近臣们,与陆海军中主张反美反英的强硬派联手,从而使亚洲———太平洋战争成为现实”。二战后,虽然国家神道被废除,天皇崇拜思想的作用大大弱化,但天皇仍是国家象征,仍具有神秘的光环,因而,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
4、日本的耻辱感文化。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揭示了耻辱感文化的特征。所谓“耻辱感文化”,是指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即以知耻为道德之本。“耻辱感文化就是对神也没有坦白的习惯。他们有庆贺幸运的仪式,但没有赎罪仪式”。“人死后是不会受罪的。日本人除了知道印度(佛教)箴言的僧侣之外,完全没有一个人有以今生的功过决定来世的想法,他们——除了充分理解教义的皈依基督教的人们——也不承认死后有赏罚或天堂与地狱”。在耻辱感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人一是没有道歉和真诚忏悔的想法,不愿意对自己历史上发动的侵略战争作真诚的忏悔和向受害国人民道歉。他们认为,当年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只是为建立一个完全以实力为基础的日本的努力已归于彻底失败,只是认为这做得不好,但不认为这做错了。所以日本人难以向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作真诚的道歉,一直没有以书面形式向中国人作正式道歉;二是形成死人无善恶之分、不追究死者生前的是非善恶、人死后都化作为神的生死观。这与中国人死后要追究死者生前善恶的生死观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曾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而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是对中国人生死观的精辟概括。这就不难理解中日两国在小泉首相和内阁阁僚参拜共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上发生严重分歧。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国内有学者批抨用日本人的生死观为日本首相及政要参拜清国神社开脱罪责。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在日本有一种‘神话’,强调日本的传统宗教文化认为‘人亡皆成佛,不再分善恶’,所以也不必追究甲级战犯亡灵的罪过,而可以参拜靖国神社。这显然是受到战时靖国神社宣扬的国家神道的无形影响,是一种严重的误导”。我们认为,日本人形成的不追究死者生前善恶的生死观是从日本耻辱感文化中推理出的结论,即使没有后来明治维新后国家神道的宣传,这种生死观也会延续至今的。问题的关键是如果甲级战犯是在日本国内犯的罪,日本人不追究死者生前的罪,这是日本文化和日本国内的问题,中国不会干涉。但现在甲级战犯不是日本国内的问题,他们不是在国内犯的罪,而是在侵略战争中对外关系中犯的罪,以日本国内的文化和逻辑来解决甲级战犯问题这本身是行不通的。混淆了国内外界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日本文化在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激化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且,日本文化有着悠久历史,是日本民族几千年形成的积淀,在中日关系中的未来还将发挥重要影响,不是立即可以消灭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所作为,只能听之任之。西方建构主义理论告诉我们:国际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过程,交往内容本身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取向;观念与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事物的最终结果,虽然它们是与物质的力量在一种复杂的构造中同时发生作用。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指出,“关键是国家的实践活动”,“建构主义理论更强调对外政策决策者的行为选择”。从建构主义提供的启示出发,我们要努力扩大中日两国文化和人员交流,积极推动两国政界、文艺界、科学界、教育界、宗教界、卫生界、体育界乃至工会、青联、妇联等各界人士相互访问交流,几倍、十几倍地扩大两国之间的人与人的接触,特别是加强青少年的交流。从而达到这样的目的,要让日本大多数国民逐步形成这样的观念,单单从日本文化的角度认识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是片面的,不容易为中国人接受。只有通过交流,培育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消除误解,增进共识,从中日两国人民都能接受的观念出发来认识两国间的历史问题,才可以达到缓解两国历史认识问题上矛盾激化的目的。
责任编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