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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日本高科技发展失败案例

日本虽属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但其文化传统和欧美很不同。其现有政治体制是二战后确立,在美国占领下强行修改宪法所致。表面上日本在各方面追随美国,就连主食也从大米改成小麦,但日本并未建立美国那样的自由市场体制,政府对经济界实行强力控制,通产省以各种方式对产业发展指手画脚。这种体制在战后恢复期的确很有成效,推动日本经济迅速超过西德。这又进一步助长了政府的控制欲望。

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政府产生了强烈的登顶意识,希望在短期内使科技水平超越欧美。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政府先后策划了两次高科技冲刺,即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和高清晰模拟电视计划。两次计划均以失败告终,导致日本计算机技术与美国差距拉大。不清楚这种后果对日本整体经济有多大影响,但日本九十年代以后陷入长期萧条,很难说和这种行为方式没有关系。
 

失败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

 

 

电子计算机自二战后问世,先后经历了四代发展,即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日本政府于 1981 年公布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组织各大公司开发一种高智能计算机系统,称为第五代计算机。

该系统包括问题求解与推理、知识库管理和智能化人机接口三部分。它有一套庞大的知识库,其中要收集各种人类知识,并通过一种严密的结构组织起来。以此为基础,计算机可以完成知识查询、问题求解、逻辑推理等高级任务。以往这些任务只能由人脑来完成。该系统还要通过自然语言(即人类日常使用的语言)和图形图像来完成人和计算机之间的交互,类似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可见,这种系统应具备基本的人类智能,而不是传统计算机那样的普通运算和信息处理。

要构造这样的智能系统,必须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有重大改进,涉及方方面面的技术领域,需要众多大学、科研机构和商业公司的参与。日本政府期望借助这项计划一举超越美国的计算机水平,占领全球制高点。

日本政府严重低估了这项工程的难度。虽然所涉技术当时已有人在研究,但仅处于探索阶段,前面的路还很遥远。日本政府竟打算用十年时间凭本国力量独自完成。这项计划从 1982 年开始启动,到 1992 年,历经十年,耗资四亿美元,日本政府宣布计划失败。
 

失败的高清晰模拟电视计划

 

 

高清晰电视一直是各国关注重点,但发展高清晰电视并非简单地更新电视机,需要更新的是整个电视系统,从节目录制、播发到接收都包括在内。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虽然不像第五代计算机那样技术复杂,从设备研制到大规模生产和实施,整个过程也需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电视系统的重点是制式。一旦确定某种制式就难以修改。某种制式被淘汰,整个系统都要报废。所以,虽然各国都关注高清晰电视,但都停留在探索阶段,几乎没有国家贸然实施,只有日本例外。

日本从 1990 年开始启动高清晰模拟电视计划,到 1992 年开始试播,看起来一切顺利,似乎日本的 HDTV 将引领世界潮流,成为全球标准。

日本电视技术有一定优势,日本政府却高估了这种优势,同时严重低估了计算机技术对电视的潜在影响。计算机可以将一切数字化,电视也包括在内。数字化电视一旦和计算机融为一体,其制作方式和传播方式都将是革命性进展,非传统模拟电视可以比拟。日本政府不顾这种潜在变化,强行推动高清晰模拟电视,只过了几年便发现事情不妙,数字化电视技术像浪潮一样汹涌而来。日本政府硬着头皮坚持了几年,到 2000 年开始转向数字电视。其高清晰模拟电视于 2007 年正式停播。
 

两次挫折,一种根源

这两次挫折看上去原因各不同。第五代计算机计划过低估计智能技术的难度,企图把人工智能这样的重大课题压缩到十年内实现,而且想甩开美欧雄厚的基础科学,单纯依靠日本一国的制造技术来实现。无论从科学技术角度还是从管理政策来看,都显得很幼稚。高清晰模拟电视计划正好相反,过高估计数字电视技术的难度,把正在成熟的技术弃之不顾,强力突击将被淘汰的模拟电视技术。

然而,两种相反的错误却出于同一根源:在政府力不能及的领域显示政府的强势。

日本政府的强势政策由来已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表面上推行全盘西化,其实却在排斥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由政府和大企业联手垄断关键产业。这种政策在工业追赶期和战后恢复期成效显著。传统制造业技术相对简单,又有欧美技术可以借鉴,只要有资金、资源和劳动力作保障,政府的强力推动成功率比较高。其实,战前的德国以及二战前后的苏联也是类似国策,也都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工业产量。八十年代之前,韩国、台湾和巴西也有类似经历。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政策便不再奏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其显著特征是现代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成为全球经济的龙头,信息技术成为经济繁荣的催化剂。韩国、台湾和巴西都在这期间改变了政治体制。苏联则长期陷入经济停滞,导致九十年代初的大转型。

日本政府并未看到强势政策的局限性,也未看到以往成功的政府行为在新时期会过时,以为政府有足够的智力指导科学技术的拓展方向,凭借过去三十年积累的实力,可以一举超越欧美,占据科技制高点。这正是导致两次重大失误的内在原因。
 

美国的无为而治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政府一向比较弱势,很少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只有大萧条后的三十年代例外。美国政府会投巨资于国防科技,但不会直接插手大学和企业的科技研发。美国科学院并非政府机构,而是非赢利性科学家荣誉组织。在产业中,美国国家控股比例只有 1.2%,在西方大国中差不多是最低的,就连军工生产也是依靠民间企业。同时,美国还用反托拉斯法防止大公司的行业垄断,以保护民间的自由竞争。典型案例是 1911 年分解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和 1984年分解电报电话公司(AT&T)。

在微电子和信息产业领域,美国政府更是采取不干预政策,任由个人和企业去竞争。首台电子计算机 ENIAC 是二战后期产物,由军方主导研发。战后产品全部是民间自由竞争的结果,很多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之手。当今众多大牌公司都是由激情满怀的年轻人所创建。像英特尔、惠普、微软、苹果、甲骨文、谷歌、YouTube、FaceBook、Twitter 都是如此。那些曾经辉煌后来被兼并的公司更是数不胜数。

无数事实说明,面对茫茫的新技术领域,任何权威都会失去以往的优势。相反,权威会因以往的成功而趋于保守,失去发现新事物的敏感性。由权威来评价一项创新是否有价值,从而决定社会资源如何分配,其结果多半是把创新者扼杀在萌芽中。唯一公正的裁判是自由竞争。

    资料来源:微信公众号-日中科技
    转载时间:2016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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