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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则是农民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2008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8亿，农村人口7.44亿，占总人口的57％，农村劳动力约有5.3亿左右（马晓河等，2007）。通过计算农业从业人员和当前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的劳动力之间的差距，估算了2006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约为1.1亿，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因此，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关键需要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

　　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1955——1975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减少了近60％，（金茂霞等，1997）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达72.5万人，占同期非农产业部门新增劳动力总数的6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事司，2004）。1965——1975年，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增加4.5倍，同期农业劳动力人数下降了近一倍，家庭平均人口下降了1/6。在农民收入提高幅度中，由于农业人口的减少而起到的作用超过50％（隋忠诚等，2005）。通过探究日本转移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解决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情背景与日本的相同点

　　1.中日两国同属亚洲国家，文化传统、耕作方式、食品结构和生活习惯较为接近。同时，两国都是人多地少，耕地资源十分有限。受国情现状、历史沿革、地形地貌和心理条件的影响，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采取像美国和前苏联那样的大规模机械化农场式的耕作方式，而只能与日本差不多，主要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由于生产规模小，农产品的产出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因索较多，如地域差异以及季节和天气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相似。

　　2.中国幅员辽阔，农作物的种植从温带延伸到亚热带。日本虽然国土面积比中国狭小了许多，但由于其国土呈东北至西南的长条状，也覆盖了温带和亚热带，所以，主要农产品的种类相似。这个条件为两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结构的调整及支撑农业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可比性。这里所说的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撑，是指农业和工商业、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关系，农业的发展，不单纯取决于农业自身，或者说主要不取决于农业自身，而主要取决于城市的发展和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互动，取决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和经济致策为农业创造的条件。

　　3.从20世纪50～7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商品的价格上涨，固定资本投资大幅度增加，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因此日本的劳动力转移大部分在此时完成。同日本的情况相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经济始终高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日渐扩大。农村由于经济增长缓慢，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被排挤出来，要转移到城市。

　　
二、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引导政策

　　1945年后，大量复员军人、海外撤离以及城市疏散人员的返乡，致使农村人口急剧增加。1947年日本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53.4％。经过战后恢复和十几年的高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就业人口下降到10％，2003年只剩368.4万，占人口的3％左右（罔部守等，2004），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日本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发达国家需要80一120年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分析势动力转移的过程，我们发现，其中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的关于引导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政策。

　　第一，20世纪70年代，日本农村已经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进入80年代以后，已经成为全世界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农业机械化得以迅速普及，既减轻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也减少了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分完善。使农户获得了充足的兼业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是由“农协（农业协同组合）”完成的。农业生产资料、化肥等的购买、田间管理服务、农业技术指导、农机具的修理、农产品的销售、农产品储藏、农用资金的融资、各种保险等均可由“农协”提供服务。农协提供的完善的综合性服务，大大减少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工业强国战略，在部分地区大力发展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使工业和非农产业部门就业容量增大，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迅速转移而离开农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后期，日本非农部门的劳动力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特别是工业她区的劳动需求更旺盛。

　　第四，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些直接引导农民离开农业的具体措施，如1955年的《町村合并促进法》、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促进农地的流转，可以带来规模经营效益，促使下层农户效弃土地所有和土地经营，离开农村，进城定居。

　　第五，推行振兴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农民离农。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现代化筹措法》等鼓励城市大企业到农村地区投资设厂，以便予农民就业。同时，完善交通设施也为农民兼业，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六，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日本政府一直很重视对国民的教育，1965—1973年，日本的公共教育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7.6％（张季风，2003），超过了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使日本农业劳动力更能适应非农领域的就业，并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日本政府也十分重视职业培训。为此，日本政府还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业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的能力。

　　第七，鼓励推行农业兼业化。所谓农业兼业化，是指农民除了从事农业劳动以外，还从事其他非农业的工作，但是受家庭需要的限制尚不能完全脱离农业的现象。在日本，农业劳动力兼业化普遍存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更是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至7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兼业农户占全部农户的比例从1960年的65.7％（金茂霞等，1997）上升至1975年的87.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外事司，2004），特别是第二种兼业农户（指从事农业外劳动为主、农业为辅。并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兼业农户），其比例由1960年的32％（金茂霞等，1997）增至1980年的65％（揭新华，2002）。兼业农户，特别是第二种兼业农户的不断增加，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保障其他产业劳动力供给、缩小城乡差别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八，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吸收农业劳动力。由于中小企业大部分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为吸纳剩余农业劳动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以在制造业从业人员为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为例，1955年的中小企业人数占99.6％，从业人员数占73％，1970年的比例分别为99.3％和67.5％（隋忠诚等，2005）。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被二、三产业的中小企业所吸纳。

　　
三、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思路及构想

　　根据中国自身情况，日本劳动力转移的经验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农村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关键。因此。要在国家总体就业规划与就业政策指导下，将农村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畴，取消各种就业准入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开放、规范、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力凭学历、技能竞争就业，农民和市民享有平等就业的机会，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竞争。完善劳动力市场调控机制，建立劳动力市场规范体系保障公平竞争。完善劳动力市场开发机制，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智力、体力和道德素质的培养，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改善知识结构。

　　2.打破城乡分割体制，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转移。在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空间转移都是以向城镇的异地转移为主，即非农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客观实际决定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必须走自己的路，变城乡分开的就地转移为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相结合的模式，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转移。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层次递进、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网络式、金字塔形的城市结构体系。

　　3.形成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管理机制，促进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能型和智能型转变。

　　第一，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一是以提高素质技能、培育输出龙头为目的，形成以市场为导向、政府推动、多方参与的劳务输出协作机制。为进城农民创造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二是积极鼓励返乡创业。对于那些率先外出就业，经历了市场经济风雨，见识了工业现代化世面的技术人才和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应鼓励他们回乡创办企业，形成劳务输出与返乡创业双向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运作机制。

　　三是制定包括城市化进程、劳动力市场建设及劳动力进城的动力机制，吸引并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管理机制。促进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能型和智能型转变。四是建立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之前具备基本素质与技能。五是构建城乡资本正常流动机制，注重城乡资本的有序流动，极力推行城乡经济建设一体化战略，通过财政信贷政策，支持农村中非农产业的发展。

　　第二，营造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制度环境。一是进行农业体制性改革，继续给农民松绑，建立和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原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一些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农村的第二次改革，完全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建立和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逐步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使城市的大门对农村劳动力开放，让户籍只起表明居民居住地的作用，而不再作为社会身份的一种标志。改革与户籍制度紧密相连的劳动就业、人事管理、住房、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制度。努力创造一个使城乡劳动力在就业、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权利平等、机会均等的制度环境。三是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800～l000美元，便开始由工业“反哺”农业，而中国正处在这个阶段，因此，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由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变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