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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前，经济领域中的分配不公已演变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影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急需为收入分配领域提供更有力的政策保障，对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新时期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根源和后果，结合著名的“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论述了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并探讨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收入分配，不公平，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分配差距在急剧拉大。“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是一个从各项经济指标中都显示出来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个人们的感觉问题。譬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1]近几年的房地产热和2006年到2007年底中国股市的大幅度上涨，显然又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使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富人手中快速积聚。在这样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更进一步拉大，这亦是不争的事实。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变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一个焦点，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很显然，在我国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也会最终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一、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分析

 

　　1.工业化过程必然带来贫富分化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验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

 

　　可见，贫富差距的根子在工业化的先后。只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者赶不上，贫富差距就形成了。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先有机会离开农业的人收入就增加了，继续留在农村的人靠农业取得收入，这样的收入很难上得去。这可能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验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这恐怕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或者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是一个发展中必不可免的过程。政策方面的不当不是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总结发展过程时发现，人均收入为3000—5000美元时，是最容易发生社会动乱的原因。工业化起步之后人均收入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2.权力寻租加剧了两极分化

 

　　过去几年中收入增长最快的都是与权力相关的群体，如果把权力作为中心点，那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实际上形成一个“怪圈”——离权力越近的阶层收入增长越快，离权力越远的群体收入增长越差。权力及其接近群体的收入增长过快才真正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主要的因素，同时也是老百姓最不能容忍的因素。

 

　　我国有三个与权力相关领域的收入增长，一是权力寻租导致的权力阶层及其亲属阶层在过去几年中“租金收益”暴涨，二是权力赋予的垄断部门的收入增长大大高于竞争性部门的收入增长，三是与权力结盟的资本阶层（如房地产资本）分享租金一夜暴富。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并非由于市场化，而是由于缺乏制衡与规范的权力。

 

　　最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在《46000亿：新双轨制下的灰色收入》（高辉清、陶长高，刘小钢执笔）一文中，计算了2004年在“新双轨制”下以公共权力为背景，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以及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中形成得巨大的租金额，总额高达46787.07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1.5倍。其中，地价差导致租金为5285亿元，垄断行业垄断租金合计为2125亿元，国有资产流失为715.49亿元，腐败租金为200亿元左右，因此可大致测算权力垄断与权力腐败的租金额加总为惊人的8325.49亿元，占到了2004年GDP的5.2％，相当于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55.1％。[3]

 

　　高辉清、陶长高以及刘小钢三位博士的测算表明，如果没有新双轨制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那么中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为0.3797，大致还处于国际警戒线之内，但是腐败和管制迅速使得基尼系数恶化为0.4650。[2]至此，结论相当清楚，中国当前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最为严重，最主要的是权力（包括权力垄断、权力腐败、权力资本化）造成的，说到底政府权力过大并且不受制约，市场化不足而非市场化过度才是当前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源。

 

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严重后果

 

　　1.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在空间上是并存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正是因为分配领域的严重不公平，才导致我国内需不足，消费不旺。

 

　　社会的平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种种迹象表明，收入的严重集中化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关于分配不平等可能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一观点在近二十年的计量结果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例如，Persson和Tabellini在1991年利用包括美国和8个欧洲国家追溯到19世纪中叶历史证据和二战后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表明，不平等和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Alesina和Perotti在1993年对70个国家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财富不平等与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显著正相关，而政治经济不稳定与投资负相关，投资是增长的基本动力，因此收入不平等与增长负相关。Deininger和Lysquire1997年的实证结果发现初始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不显著。而财产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且显著。此后Deininger和Olinto在2000年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有显著负相关，并且发现不平等与人力资本负相关，资产不平等有负向激励作用，会减少投资。[3]

 

　　2.引起社会问题

 

　　收入严重的集中化，强烈地（从物质和心理上）阻碍了公众对发展的参与，损害了民众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毫无疑问，在高收入者和贫困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当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常用于奢侈性的挥霍上，只刺激了某些不正当的行业发展与寄生阶层出现时，社会公众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也就比较容易为人所理解了。

 

　　首先，贫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条件损害了他们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结果只会使生产停滞不前，大大降低效率，这就使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要走很多弯路。

 

　　其次，不平等的现状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因为在民众寻求更大的平等背后，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识，即它在社会公正方面有种独立的价值，对国家凝聚力具有健康的作用。而中国目前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毫无疑问使国家凝聚力下降。

 

　　3.收入分配不公平影响政治文明

 

　　“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是健康的，只有中产阶层占大多数，才有利于民主制度的深化。而“纺锤形”的分配结构呈现两极分化态势，极易造成贫富对立，终归是穷人在数量上占多数，从而导致“拉美化”的“暴民政治”，影响民主进程。我国《<物权法>草案》的一波三折就是明显的例证。

 

三、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看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性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社会主义在生产领域就是效率原则，即从效率出发，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股份制还是合伙制，而不是用公有制的多少来衡量。

 

　　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样子。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所以，社会主义在分配领域就要坚持公平原则，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两极分化。

 

　　在经济加速增长和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扩大是难以避免的。50年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发现美、英、德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曾经历了随着经济发展而首先上升，而后逐渐下降的过程[4]，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见下图）

 

　　我们应当清醒地记住这样两个基本原理：第一，发展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坚实基础，而市场机制——以追逐经济利益为动力的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的基本动力；第二，合理的差距是激励效率的基本动力。例如，当人多面包不够吃时，每人平均分配少吃一点可以缓和一下饥饿，但这只是暂时的；而要从根本和长远解决问题，必须把大家生产面包的积极性激励出来，从而把面包生产得更多一些。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如上图，过了这个特殊的转型期，我们就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构建公平的和谐社会。

 

四、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1.关键在于实行公共财政

 

　　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财政收入是纳税人的钱，财政应当是公共的。然而，我们现在的财政怎么开支，由政府说了算。

 

　　首先中国的各级政府机构可以自定编制，不需人大通过，不受法的约束。于是政府机构急速膨胀，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个农民冒充县委书记批示，竟向政府各部门安插了30多人。

 

　　其次政府预决算，民众既不知情，又不能监督，人大讨论也是形同虚设。美国政府发生议会通不过预算、发不出工资的事。这叫预算约束。我看到一篇关于农村财务公开的报道，村干部的开销单据由村民代表审核，这叫事后审计。然而我们的政府怎么花钱不受民众的约束和监督，政府公务员的收入越来越多、政府公务员的待遇越来越好、政府公务员的办公楼越来越高，大学生考公务员的热情自然也是越来越高。

 

　　政府把属于公众的蛋糕自己先吃了，又以发展第一的名义做蛋糕，最后剩下的才分给民众作为公共开支，教育、卫生、医疗的费用自然就不够，占GDP的比重不仅比不上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还低。民众从经济的增长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怎么会满意呢？

 

　　2.社会保障和财政转移支付

 

　　社会保障是减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因为它们可以为居民在面临失业、退休、疾病和收入过低等情况时提供保障和救助，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或增加他们的收入。但这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会造成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会产生奖懒罚勤的效果，影响经济发展和投资、就业的积极性。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低保制度提供的保障水平还很低，而且只限于在城镇地区和少数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实行。在农村全面推行这些社会保障，超出了目前的财力负担能力。

 

　　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当然也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长期保持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待遇是不公平的。但限于财力，需要通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来逐步解决。少数富裕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的条件。对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居民来说，虽然目前建立全面的社保体系条件还不成熟，但有些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首先解决，例如农民没有钱看病的问题。需要尽快普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一些地方的经验证明，形成一套村民自治的群众监督机制，是保障合作医疗体系有效运行的有效方法。

 

　　3.加大加快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

 

　　国内外许多文献都指出，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全民教育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2004年关于农民工收入的最新调查结果，全国3000名随机抽样调查的进城农民工和来自农村的个体经营者按照学历分类的平均月收入如下：小学未毕业769元，小学毕业815元，初中毕业960元，高中毕业1268元，大专及以上1554元。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5]显然，提高教育程度，是提高低收入者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一个根本途径。

 

　　目前我国有上亿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打工，还有三亿多人仍然从事农业，平均收入仅为城市人均工资的几分之一，有待继续向城市转移。但他们多数人的教育水平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过剩。城市劳动者中也有不少人因下岗、失业致贫，但由于缺乏专业技能而难以再就业。市场需要的有较高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则供给不足。因此，加强中小学教育的普及，扩大职业教育，对缩小收入差距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方面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我国目前虽然每年已经有超过400万人进入高校学习，但同时有超过1700万人不经过高等教育直接就业。尽管如此，尽管社会每年对具备中等教育水平而同时又具备专业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在数量上远远超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但目前占主体地位的普通中学教育基本上是以向高校输送生员为主要目标的应试教育，完全不注重技能培训。整个教育体系的主导思想是以进入大学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志。五分之四的适龄青年是作为被淘汰的失败者输入劳动者大军的。这对我国劳动者的技能、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具有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中专、职校等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居于从属地位，数量非常有限。2003年与1999年相比，全国中专的财政性经费只增加了3亿元（增长2.5％），技校减少4亿元（下降16％）职业中学增加30亿元（增42％）。与高校和普通中小学的经费增长相比微不足道。此外，各地普及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排斥，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5]

 

　　中国的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希望靠转移支付全面消除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但在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更加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提供更符合社会和市场需要的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以缩小其差距，则完全是有可能的。#p#分页标题#e#

 

五、结语

 

　　中国正在面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我国目前存在若干导致扩大收入差距或不利于减小收入差距的因素。这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制存在缺陷，教育机会不够公平，教育体制不利于促进就业，农村和落后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就业机会不足，以及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贪污腐败等社会不公平现象。对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其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是需要解决教育的公平性以及教育与经济发展和就业脱节的问题，需要解决通过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问题，需要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清明政治、端正政府行为、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但不会影响经济效率，而且只有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才能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谐以及经济的高效率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World Bank，2006，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2006：Attacking poverty，the World Bank publication，Washington，DC.

　　[2]赵晓。分配公平的关键在于规范权力而非诅咒市场[J].中国发展观察，2007，（1）。

　　[3]王振中。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不容忽视[N].中国经济时报，2005-09-01.

　　[4]Kuznets，Simon，1955，“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5，No.1，1-28.

　　[5]王小鲁。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1）。

　　（作者简介：于卫军（1954-），女，天津人，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列教研部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