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信息平台
中日经济技术研究会 | 北京唐藤经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中日通专题

  “官主导说”与“发展型国家理论”

 

    较早主张国家应主导经济发展,实行产业政策是筱原三代平。1957年他在《产业结构与投资分配》一文中认为,产业结构的后进性是当时日本落后于欧美国家的原因,但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不可能改变产业结构,需要政府借助产业政策的力量,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60年代以后,这种论点得到西方人的肯定。1962年,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认为政府对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应给予必要的保护与扶植1967年的《经济学家》又将日本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七个方面,包括政府对企业的保护与扶植、有能力的官僚等。

 

    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肯定日本政府作用的研究日渐增多。1970年,美国学者赫尔曼·卡恩出版了《超级大国日本的挑战》。1979年,美国学者沃格尔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详细分析了战后日本在政府领导、政治结构等方面的状况1985年,沃格尔又出版了《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再论日本名列第一》,认为日本经济是典型的“官民合作”型经济,政府对经济趋势、布局的先后次序等都起决定性作用。

 

    1982年,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出版了《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认为战后日本资本主义是一个官僚主导型的资本主义,他强调,日本的奇迹应归功于政府的产业政策。约翰逊的观点影响很大以国家为中心来研究经济发展,强调政府作用的方法为一批学者所采用,形成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美国学者罗伯特·韦德在1990年出版的《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一书中,提出了“驾驭市场理论”,认为日本等国的成功源于政府不仅外在地追随或管理市场,而且置身于市场运作中,是市场中的一个枢纽,组织并最终驾驭市场的运行。

 

    还有一些日本学者从“市场缺陷”的角度来进行探讨,认为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弥补市场缺陷而设计的。1984年,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等出版了《日本的产业政策》,其对产业政策功能的定位是“弥补市场缺陷”。村上泰亮在1992年出版的《反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中认为,虽然产业政策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但在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阶段是一种合理的开发政策。

 

  “民主导说”与“亲善市场论”

 

    在解释日本及东亚经济奇迹的过程中,新古典经济学是“民主导说”的坚定支持者。他们认为,东亚的发展成就应归功于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市场导向性质和外向性质,如自由贸易原则、开放的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机制和强势社会等因素;克鲁格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1978年发表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一文,1995年又出版了《东亚经验中的增长理论》,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猛烈批判,指出政府干预使寻租现象普遍发生。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形成了“亲善市场论”,这种观点认为,东亚的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宏观经济稳定,而政府对特定产业的干预或者不起作用,或者对资源配置造成有害的或扭曲的影响。他们认为,竞争性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有效地生产和分配货物与劳务的最佳方式,政府干预只有在对市场能产生“友善”作用的情况下才可能是有益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世界银行的《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政府不要主动地干预,除非干预会产生更明显的良好效果,否则就让市场自行运转。报告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行动的重点应体现在投资于人民、改善企业环境、向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等方面。

 

    1993年卡德尔的《战略资本主义:日本产业金融中的民间企业和公共目的》是实证研究的典范;他主要以产业金融配置问题为突破口,来探讨日本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政府战略并没有在产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日本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不是政府而是以长期信用银行和企业集团为代表的民间部门。

 

    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不利作用开始被学界更广泛地加以讨论。“亲善市场论”的一些观点得到了更多人的肯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一观点更加盛行,世界银行2001年出版了《东亚奇迹的反思》,对日、韩等国产业政策的弊端作了反思。

 

   “市场增进论”和“官僚多元主义”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专题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是一种基础性政策和干预性政策的混合体。该报告虽未直接肯定这种干预性的政策,但认为这些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对弥补市场缺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介于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之间的中间论点。

 

    以青木昌彦为主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市场增进论”。1995年,青木昌彦等出版了《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政府观,即“市场增进”论,认为政府最积极的作用在于增强和发展每个人的意志行使能力与经济活动能力,并更有序地协调民间分散的决策。

 

    1999年,青木昌颜与奥野正宽、冈崎哲二等合编了《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一书,试图从日本社会结构来分析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其中把战后日本国家定义为“官僚制多元主义国家”。青木昌颜等人认为,官僚制多元主义是一种每时每刻通过等级结构不断谈判而延续和再生的政治与社会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学术界将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实证性分析,其中代表性著作有通渡展洋的《战后日本的市场和政治》,日本政治学会编辑出版的《战后国家的形成和经济发展》、《现代日本政官关系的形成》等著作。通渡展洋认为,战后日本是“被组织的市场”和保守势力占优势的政党体系。

 

    应该说,战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种官民协调型的体制。政府的职能在于促进和引导市场机制的形成与改进上。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民间部门较为虚弱、市场机制不够充分,政府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营造经济高速增长所需的政治经济环境上,如健全市场法制体系、完备金融财政制度等。

 

 

责任编辑:玉玲

 

 

上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全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