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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5月1日文章 原题：从史观摩擦看安倍“修宪内阁”走向   如果说，对于以强硬路线为卖点，志在完成“修宪使命”的安倍新内阁的诞生，最初还有一部分人士对他存有“豹变”的期待的话，安倍内阁成立四个月后的今天，谁都能一目了然，看清“豹变论”其实是欠缺事实依据与想象逻辑，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的分析。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安倍内阁大打“靖国神社”牌和“历史翻案”牌。其结果是：韩国外长尹炳世决定取消原定访日的行程，中国领导层拒绝会见原本准备以安倍特使身份访华，携带安倍亲笔信的前外长，也是自民党副总裁的高村正彦。

与此同时，中韩两个意识形态相左，但皆承受战前日本侵略洗礼的国家发言人与舆论界，都不约而同发出强烈不满的声音，齐声抨击日本“美化军国主义”及不敢面对历史事实、逃避历史责任的行为。

可以这么说，安倍第二次内阁已将日本与中韩两个重要邻国的关系，推至小泉纯一郎下台以来最恶劣的境地，日本再度陷入了与中韩邻国不易正面对话的泥沼。

“皇国史观”与否定“反省”谈话

安倍晋三公开流露出其“皇国史观”，当然不是始自今日。早在去年12月的大选前夕，时任自民党新总裁的安倍就清楚表明要推行修宪派兵的路线，及其意图否定三个原本就未受亚洲民众充分认可的三个“反省”谈话——即“宫泽谈话”(1982年)，“河野谈话”(1993年)和“村山谈话”(1995年)。这就注定了新内阁必然将在史观问题与军事扩张问题上与邻国产生剧烈的摩擦。

所谓“宫泽谈话”，指的是1982年日本窜改教科书事件发生后，日本为缓和各方不满的情绪，不得不以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秘书长)宫泽喜一的名义发表“谈话”，向各国保证日本将重视邻国的批判，并予以纠正。

这项被视为收拾教科书问题残局的“官房长官谈话”，其要旨为：一、日本政府及国民深刻了解到日本过去的行为给亚洲邻国带来重大的损害；日本并没有改变1965年日韩联合公报及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的基本看法(即日本痛感其责任，并决心反省)；二、为了促进和亚洲邻国的友好和亲善的关系，在聆听各方对教科书问题的批判之后，日本政府有责任予以纠正；三、日本政府认为，上述的看法应该反映到学校的教育上。

但从往后30年日本官方检定教科书的态度和方向来看，当年宫泽发表的“(照顾)近邻诸国条项”谈话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日本的教科书不是真的朝着“反省”的方向撰写，而是变本加厉，沿着歪曲的道路迈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谁也未对“宫泽谈话”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样的，所谓“河野谈话”，并不是自民党时任“鸽派”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主动发表承认日本官方参与强制“慰安妇”的事件，而是在国内外舆论(特别是受害国韩国与中国)压力下，为日本长远“国益”计不得不发表“只反省、不赔偿”的官方谈话。

与宫泽徒有“照顾邻国反应”的虚名而不落实其许诺一样，“河野谈话”并未获得受害国的高度评价。

尽管如此，对于满脑袋子战前思维的日本政客与御用文人，要他们承认战前的犯罪行为及承认战前的大日本帝国为侵略国家，是难如登天的事。日本之所以与亚洲各国频频发生史观摩擦，原因就在这里。安倍等之所以千方百计，要取消“宫泽谈话”与“河野谈话”，目的就是要“还日本的清白”。说白了，在他们看来，这两个“屈辱性”的谈话，都是在战后日本“国力不足”背景下的产物，假以时日，日本还是要将这些不光彩的谈话(哪怕说的是场面话)移至“回收站”的。

“村山谈话”的妙用与“回收”

至于“村山谈话”，那是时任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率领社会党投奔自民党阵营，当上首相(日人称之为“轻量级首相”)，将社会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宝(包括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不承认自卫队等)卖得一干二净之后，为聊表社会党人良心犹存而发表的泛泛之谈的“对战前的反省谈话”。针对“村山谈话”，真正掌权的自民党人当场就以实际行动予以否定。

就在“轻量级首相”村山发表“村山谈话”的同一天，“重量级”通产大臣(贸工部长)桥本龙太郎率领九名内阁成员和一百余名自民党国会议员(另有36名新进党议员)，浩浩荡荡地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一强烈对照的行为，实际上是向世人表明哪怕是空泛的“村山反省”谈话，掌管国家机器的日本主流社会也不认可。

尽管如此，对于主宰日本政坛的保守政客与外务省(外交部)来说，徒有“反省”辞藻的“村山谈话”，也有其妙用之处。那就是：每当日本备受各方责难未对战前行为“谢罪”时，官方都会拿出“村山谈话”来当挡箭牌，或者让时任首相念念有词，诵读“村山谈话”经。先后被迫诵念此“反省”经的，既有以“庶民首相”为标榜的菅直人，也有在任期间每年一度参拜“军神”的小泉纯一郎。至于把社会党送上葬场的村山富市本人，更乐得在日本与邻国发生史观摩擦的任何时刻，捧着“谈话”穿梭其间，扮演其“和平老人”的角色。

既非“豹变”也非“两面派”

然而，对于外务省为照顾日本“国益”与“大局”而主导的上述游戏规则，第二度当权的安倍晋三已经感到厌烦和难以忍受。他要堂堂正正说出心底“不承认侵略战争”的谈话。为此，他在上台前就公开表明不同意“村山谈话”。4月22日，安倍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更郑重宣布“安倍内阁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话”，并扬言将于2015年发表朝着“未来志向”的“安倍谈话”。

了解了日本保守界对上述三个“反省”谈话的真正态度及其史观的立足点，第二度掌权的安倍不可能在上台之后就改弦易辙，其理至明。

尽管如此，在他上台初期，仍然有人对他存有幻想，期待安倍来个“豹变”。原因有二：其一是误信2006年安倍晋三登上首相宝座后“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战略及其破冰之旅，是“豹变”的具体体现；其二是将安倍定位为”两面派“的日本政客。

有关第一点，安倍在下台后就不止一次地公开表明，他之所以“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完全是在耍弄模糊战略，因为在他的内心里，早已决定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只是由于任期太短，来不及参拜罢了。2月7日，安倍首相更在国会对他在第一次内阁期内未能参拜靖国神社正面表示“痛恨至极”。足见所谓安倍“豹变论”也者(一家日本大报的社论当年就曾以《新安倍是君子豹变吗？》为题大做文章)，如果不是日方有意无意放出的风声，就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的解读，不足为信。

至于将安倍定位为“两面派人物”，恐怕安倍本人也要叫冤。因为，打从安倍踏入政坛不久的1997年，他就是自民党“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2004年，删除“年轻”二字)的事务局长。接着，他最受人注目的动向，除了涉嫌向NHK(日本放送协会，即准官方电视台)施加压力，要后者更换播映批判战时日本慰安妇问题的节目之外，就是发表诸多有关历史问题与靖国神社问题的鹰派言论。加之他从政的最大资本是他崇拜的外祖父，即有“昭和妖怪”之称、也是甲级战犯的前首相岸信介，这就决定了“官三代”安倍晋三无时无刻不在想为“战犯”和日本的侵略史翻案。

安倍首相在中韩强烈批评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之后表示“决不屈服于任何威胁”，并声称国际上和学术界对“侵略”的定义并无定论，毫无疑问，已导致日本再度位处国际舆论的孤立境地。就连东京最大靠山美国的媒体，也不得不对日本领导人的极端思维有所微言。

安倍重掌政权仅仅四个月，志在“修宪”的新内阁意图收回“反省”谈话、否定侵略战争的国家主义色彩已如此鲜明，一旦“修宪”成功，亚洲各国人民要对脱缰之马的日本走向感到忧虑与不安，显然并非杞人忧天。（作者是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文章来源：环球网

转载时间：2013年05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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