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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成的广场协议为中心的国际协调，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呈扩大趋势的主要国家间的国际收支不均衡。根据广场协议，美国特别强烈要求日本通过日元升值和扩大内需来缩小本国的经常收支顺差。在这样的要求下，日本实施了以金融扩张为中心的内需扩大政策，并基本认可了日元的升值。这样的政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期得到了维持，而转向金融紧缩政策则是在1989年以后。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日本经历了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的急剧上升，也就是所谓的资产泡沫现象。而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将近十几年的时间内，日本的金融和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本文以最小篇幅记述资产泡沫破灭给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金融、经济所带来的严峻的通货紧缩现象，以及广场协议等国际协调给此后的国际货币制度运行所带来的影响。

 
广场协议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日本经济

　　20世纪?0年代，日本经济虽然受到国际货币体系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日元升值和第——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但仍然实现了年均5％左右的增长。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后遗症，从1980年到1983年日本连续四年保持3％左右的低增长。另一方面，日元汇率一改之前的升值趋势而开始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急速扩大(从1980年的2l亿美元升至1984年的440亿美元)。

　　这一阶段，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采取了相应的宏观政策措施。在金融方面，日本银行改变了为防止第二次石油危机可能带来通货膨胀而实行的紧缩政策，开始放松金融政策，多次调低官定利率(从1980年的9％降至1983年的5％)。在财政方面，虽然采取了公共事业追加措施，但因为继续坚持了缩小赤字的方针，日本政府的财政收支均衡状态得到了改善(财政赤字占GDP之比从1980年度的4.0％降至1984年度的1.8％，其中还包括社会保障费用)。

 
广场协议的国际背景

 
　　19日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西方五个发达国家(美、日、德、英、法)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就各国的外汇政策及金融、财政政策运行等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广场协议。

 
　　谈论该协议的国际背景，首先必须提到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的扩大。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是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即“尼克松冲击”)的导火索，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美元汇率的疲软，这种逆差一直保持缓慢增长态势。但是，进入80年代，美国高利率导致的美元汇率上升使逆差迅速扩大，到1984年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与此相反的是日本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同期顺差达到440亿美元)和德国贸易顺差的渐增(同期顺差达到220亿美元)。

 
　　对此，美国认为，这种对国际不平衡现象的放纵将严重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运营，也会助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当时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已经下降至年均2％左右，同期世界贸易额也下降了近一成。为此，美国强烈要求尽快实现在七国集团会晤中达成广场协议，即要求与会各国对美元汇率下跌进行联合干预、相互协调旨在促进增长的国内政策，而且在日美两国的双边协议中还强烈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在此期间，美国议会下议院和上议院分别通过了《1987年贸易及国际经济政策改革法案》和《1987年贸易、竞争力综合法案》，1988年更达成丁包括超301条在内的综合通商法案。

 
广场协议的内容

七国集团整体的承诺

 
　　“主要国家的对外立场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美国存在着数额巨大且呈增长之势的经常收支逆差，而日本和德国却持有大量且不断增加的经常收支顺差。与会部长及行长就采取措施对此前产生的大规模且依然呈扩大趋势的对外经济不平衡进行纠正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部长及行长们都认为汇率应该在调整对外经济不平衡中发挥作用。为此，汇率必须在目前基础上更好地反映基本经济状况。期望那些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有序的上升，部长及行长们准备采取紧密协作促进这一目标实现。

 
各国的承诺

 
日本的承诺

 
金融政策：“在切实注意日元汇率的同时，实现金融政策的灵性调整。”

　　财政政策：“在削减国家财政赤字的框架中，如果地方团体打算在1985年度中增加投资的话，可以适当给予其所需要的许可。”

 
　　其他方面：应保持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畅通渠道、实现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日元的国际化、消费者金融和住宅金融市场的扩大、管制放松等。

 
德国的承诺

　　财政金融政策：“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金融政策要继续确保能够实现国内需求持续扩大的稳定环境。”

 
　　其他：劳动市场规制和惯例的重新调整、向有效率的金融资本市场发展。

 
美国的承诺

　　财政政策：“为了缩小财政赤字，继续努力降低政府支出在GNP中所占的比重，有效实施1986会计年度的削减赤字计划(削减占GNP1％以上的预算赤字)。”

 
　　其他承诺包括促进储蓄、抵制保护主义等。

 
广场协议后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化

 
　　美元在1985年9月广场协议前不久就出现了急剧的疲软，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了1986年秋天；但从以稳定汇率为目标的卢浮宫协议(1987年2月)前后开始到1989年，就一直在1美元兑换120～150日元左右中徘徊。如果从外汇储备余额和当时的文献来考察日本当局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可以发现1985年以后日本当局依据广场协议同美国、德国当局实施了联合干预，采取了抛售美元的举措。这一举措受到了外汇市场的高度评价，正像前文所提到的，美元升值(日元贬值)趋势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减缓这一进程，日本当局从1986年开始扭转政策，大量买入美元，这一措施一直持续到了1988年。而在1989年美元出现升值反弹的时候又再次实施了美元抛售措施。综合汇率市场的变化和汇率干预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汇率市场次次都能非常敏感地反映包括日本金融扩张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协调行动。

 
日本政策承诺的实施状况

　　本来，如果是对广场协议进行评价的话，还应该详细探讨美国、德国等的政策承诺的实施状况和成果，但考虑到本文的目的，则主要集中论述日本的相关内容。

 
金融扩张政策的进展

 
　　从1986年到1987年，日本当局连续五次下调官定利率(利率从5％下调至2.5％。其中，有两次是与美国等国进行联合下调，还有两次则是与日美藏相会议以及卢浮宫协议同时实施)。之后转向上调则是在一年半之后的1989年5月，原因在于清楚地认识到1987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暴跌(黑色星期一)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这与美国和德国相比晚了近一年。这其中既有国际协调的考虑，也不能忽视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产业界因日元升值而造成的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压力。

 
财政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虽然采取了公共事业扩大措施，但在财政收支方面还是坚持贯彻改善路线，1984年占当年GDP1.8％的财政赤字(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到1989年实现了2.1％的财政盈余。

 
日本实体经济的变化

 
　　在认可日元升值和金融扩张两大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升到了年均4.5％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3.1％)。而且，在其构成因素中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成为了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对外经济剩余(出口减去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转为负数。经常收支顺差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3.7％缩小至1990年的1.5％。也就是说，仅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已经实现了向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的转变。(但是，如果考虑到贸易收支一般都以美元来进行计算的话，日本的进口几乎都使用美元计算，而出口则用日元计算，所以以美元计算的顺差额的减少还需要不少时间，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事实上，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从1985年的560亿美元激增至第二年的近千亿美元后就开始转向缓慢减少，到1990年时还不满700亿美元。)此外，上文所提到的民间设备投资激增，虽然和后面所要论述的资产泡沫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还是造成了90年代初的设备过剩，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不景气。

 
日本资产泡沫的表现和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资产泡沫的表现

 
土地价格暴涨

　　在日本，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土地价格的上升率高于名义GDP增长率的倾向，进入80年代后期的地价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甚至扩展到了全国各地(1990年的城市地价指数示1985年的3.1倍)。

 
股价飙升

　　股价不仅可以反映企业的良好经营业绩，也说明地价的上涨促成了企业所持用资产的升值。1986年，日本股价上涨的速度开始加快，达到顶峰的1989年年末时，日经平均股价达到了大约39000日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这是1985年股价水平的3倍，股价收益率超过70％，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处于显著高水平的。

 
资产泡沫发生、扩大的原因

　　关于泡沫发生、扩大的原因和背景，众说纷纭，不可能归结到一点上。如果要强行对其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为经济整体因素和金融层面因素。

 
实体经济因素

 
　　首先从实体经济因素来看，日本经济在过去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使其人均GDP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所谓“日本第一”的幸福感贯穿了整个80年代。在这种氛围下，在整个日本社会中，日本特别是东京的有限土地的价格因为外国企业的入驻将必然呈上升趋势的看法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制造业转产海外不断增加，日本经济的未来发展被定位为着力于第三产业的内需依存性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本来并没有错，而且随着规制的缓和，日本经济结构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80年代末存在的问题在于在过短的时间里，过于集中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开发等不动产投资。

 
金融层面因素

 
    在促成以上潮流真正实现为具体投资的过程中，金融层面的作用非常明显。

 
　　首先，随着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的大企业资金借入需求低下趋势的日益明朗化，银行开始致力于扩大对第三产业的融资和面向个人的住房贷款。其中，日本传统的银行融资基础即重视担保的融资手段，充分发挥了其通过不动产和股票等担保价值的上升而使贷款增加正当化的作用。而且，从80年代初就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特别是存款利率的自由化，使通过积累高利息存款积极推动融资成为可能。事实上，80年代的日本银行贷款以每年12％左右的高水平持续增加。仅仅都市银行的贷款，在泡沫时期就增加了约80万亿日元。结果导致这一余额占GDP之比大约上涨了18个百分点，达到了48％。初步估算一下，这个增长率，可以与此次美国次贷危机问题产生的原因即该国在过去十年内住房贷款和消费者贷款的合计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率(约为20％)相匹敌。

 
　　其次，股价的上涨，通过国内外资本市场使日本的骨干企业能够以极低的价格(某些场合下甚至是负成本)实现资本配置。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谨慎经营，不管是银行自身还是监督当局都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并不是说银行自有资本的重要性在监督当局的指导方针中不存在，但是并没有通过强制力明确指定为指标，从传统来看，与欧美银行相比，日本的银行的自有资本比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巴塞尔协议引入日本的规定，和欧美主要国家一样都是在1987年制定的，但其真正引入则是在1992年。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