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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共同体并不坚固的历史性基础

       日本民主党上台伊始，就以相当醒目的“亚洲复归”的姿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侧目，而鸠山首相关于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则是其最强音。但鸠山首相在若干国际场合(G 20、东亚三国峰会等)对该构想的一再阐释，并未如日方所期待的那样，获得中、韩两国的高调响应。如此“温差”的背后，既有民主党政权及鸠山本人对该构想的阐述尚停留在比较泛化的“务虚”层面，对其作为法理概念的内涵、外延缺乏展开，尤其是具体化的操作“路线图”付诸阙如，令亚洲相关国家对其必要性与紧迫性的理解大打折扣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并承认，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性基础未必如日方所想像的那样坚固，坚固到足以维系像欧盟(E U )那样的、可谈论在政治上让渡主权的跨国联盟的程度。

       当然，前一个原因是直接的、主要的，但也是表层的，而后者则是隐性的、深层的，但却是现实的，具有持续性的特点，且就其重要性而言，绝非次要。以今天中日关系乍暖还寒的微妙，不用说两国主流媒体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律”：尽量不把深藏于历史地表下的想法、感觉“表面化”，与当下的现实政治、国际关系混为一谈。说白了，就是谁都不愿戳破窗纸，某种对过去历史的既成看法被各自小心翼翼地藏起，不争论不等于是有共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家都明白争也无益，徒伤和气，不利和谐。可话说回来，关键时刻，正是这种类似“窗纸心理”的集体无意识，会不时浮出水面，偶露峥嵘。这种心理沉淀及其“表面化”，才是妨碍两国合作升级的深层阻力。譬如，举例来说，当日本首相在北京的东亚三国峰会上激情端出“鸠山版”共同体构想的时候，却在多少中国人的内心勾起了对诸如“亚洲一体论”、“大亚洲主义”及“大东亚共荣圈”等百年历史的杂乱联想。这里既有日本近代以来代代相袭的东亚战略和大陆政策的政治基因，也掺杂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不止一代中国精英分子对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以降，如过江之鲫般层出不穷的东洋战略家、革命志士和大陆浪人的善意而天真的误读、想像。

“脱亚论”和“亚洲一体论”

       毋庸讳言，从根子上说，古代日本由于地理上“偏安”于日本海以东的海上一隅，虽然与大陆相比是后发文明，但从未被置身于天朝的册封纳贡体系之内，学习归学习，客观上却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编外”的身份及文化独立性。所以，公元607年，受圣德太子派遣使隋的小野妹子，向隋帝递交的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其实未必是“挑战”，很大程度上当是日人为谋求对等的外交地位的真诚表达。虽然惹得隋炀帝龙颜大不悦，拒绝了日人的请求，但小野在第二次使隋时，仍然递交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这种对自主意识的近乎偏执的表达，其实颇符合日人的文化性格。

    日本当代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中写道：“基于日本国家体制特性的神国观念乃至民族性自恃，建国以来一直一脉相承地在国民的胸膛中回荡着。”上古时代神话传说的集大成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充满了对天照大神等各路神祗的描绘，糅“皇统”于“神统”之中。近世思想家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将神国观演绎到了极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祖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世中万物皆变，惟我天皇的皇统永远不变。”可以说，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神国观，构成了日本“民族性自恃”的文化基础，乃至到江户时代，更衍生出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观：基于中华传统“华夷之辨”思想的华夷秩序被掉了个个，日本为文化核心的“华”，中国反为受其文化辐射的化外之“夷”了。这种认知错位可以说酿成了近代以降中日两国绵绵长恨的文化由头。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一书阐释了近代以来日本人中国观的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以及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从新的角度论证中日关系的发展。如果说，古代日本在竭力维护文化自主性的同时，还对文化大陆保持了最大程度的敬意的话，那么随着幕末时期海禁的解除，特别是日本自身也蒙受西洋列强的欺辱，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的时候，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则发生了“豹变”：从吉田松阴的“失之俄美，补之东亚”的“开国观”，到福泽谕吉的“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的“脱亚论”，中国与朝鲜一样，沦为雄心勃勃、积极向洋的日本精英眼中的劣等文明、“三等国”。

    既然如此，日本作为亚洲的“一等国”、亚细亚文明的集大成者，就理应成为亚洲文化的引领者，亚洲的复兴自然亦须由日本来主导。于是，近代美学家冈仓天心从美的角度，论证了亚洲文化的独特价值，提出了整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抗衡的“亚洲一体论”，但一个预设前提是日本的领导。因为在天心看来，日本是亚洲复兴的范例，是亚洲诸国的榜样。只有日本能担当领导亚洲复兴的重任，日本也应义不容辞地有所“承担”。“脱亚论”在前，“亚洲一体论”在后，二者微妙地衔接了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从师法列强到跻身列强的近代化的“发展”过程。

超越历史，拥抱未来

    东亚共同体并不坚固的历史性基础。

    日本民主党上台伊始，就以相当醒目的“亚洲复归”的姿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侧目，而鸠山首相关于构筑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则是其最强音。但鸠山首相在若干国际场合(G 20、东亚三国峰会等)对该构想的一再阐释，并未如日方所期待的那样，获得中、韩两国的高调响应。如此“温差”的背后，既有民主党政权及鸠山本人对该构想的阐述尚停留在比较泛化的“务虚”层面，对其作为法理概念的内涵、外延缺乏展开，尤其是具体化的操作“路线图”付诸阙如，令亚洲相关国家对其必要性与紧迫性的理解大打折扣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并承认，区域一体化的历史性基础未必如日方所想像的那样坚固，坚固到足以维系像欧盟(E U )那样的、可谈论在政治上让渡主权的跨国联盟的程度。

    当然，前一个原因是直接的、主要的，但也是表层的，而后者则是隐性的、深层的，但却是现实的，具有持续性的特点，且就其重要性而言，绝非次要。以今天中日关系乍暖还寒的微妙，不用说两国主流媒体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律”：尽量不把深藏于历史地表下的想法、感觉“表面化”，与当下的现实政治、国际关系混为一谈。说白了，就是谁都不愿戳破窗纸，某种对过去历史的既成看法被各自小心翼翼地藏起，不争论不等于是有共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家都明白争也无益，徒伤和气，不利和谐。可话说回来，关键时刻，正是这种类似“窗纸心理”的集体无意识，会不时浮出水面，偶露峥嵘。这种心理沉淀及其“表面化”，才是妨碍两国合作升级的深层阻力。譬如，举例来说，当日本首相在北京的东亚三国峰会上激情端出“鸠山版”共同体构想的时候，却在多少中国人的内心勾起了对诸如“亚洲一体论”、“大亚洲主义”及“大东亚共荣圈”等百年历史的杂乱联想。这里既有日本近代以来代代相袭的东亚战略和大陆政策的政治基因，也掺杂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不止一代中国精英分子对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以降，如过江之鲫般层出不穷的东洋战略家、革命志士和大陆浪人的善意而天真的误读、想像。

“脱亚论”和“亚洲一体论”

    毋庸讳言，从根子上说，古代日本由于地理上“偏安”于日本海以东的海上一隅，虽然与大陆相比是后发文明，但从未被置身于天朝的册封纳贡体系之内，学习归学习，客观上却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编外”的身份及文化独立性。所以，公元607年，受圣德太子派遣使隋的小野妹子，向隋帝递交的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其实未必是“挑战”，很大程度上当是日人为谋求对等的外交地位的真诚表达。虽然惹得隋炀帝龙颜大不悦，拒绝了日人的请求，但小野在第二次使隋时，仍然递交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这种对自主意识的近乎偏执的表达，其实颇符合日人的文化性格。

    日本当代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中写道：“基于日本国家体制特性的神国观念乃至民族性自恃，建国以来一直一脉相承地在国民的胸膛中回荡着。”上古时代神话传说的集大成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充满了对天照大神等各路神祗的描绘，糅“皇统”于“神统”之中。近世思想家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将神国观演绎到了极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祖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世中万物皆变，惟我天皇的皇统永远不变。”可以说，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神国观，构成了日本“民族性自恃”的文化基础，乃至到江户时代，更衍生出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观：基于中华传统“华夷之辨”思想的华夷秩序被掉了个个，日本为文化核心的“华”，中国反为受其文化辐射的化外之“夷”了。这种认知错位可以说酿成了近代以降中日两国绵绵长恨的文化由头。

   《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与中日关系》一书阐释了近代以来日本人中国观的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以及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从新的角度论证中日关系的发展。如果说，古代日本在竭力维护文化自主性的同时，还对文化大陆保持了最大程度的敬意的话，那么随着幕末时期海禁的解除，特别是日本自身也蒙受西洋列强的欺辱，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的时候，近代日本的中国观则发生了“豹变”：从吉田松阴的“失之俄美，补之东亚”的“开国观”，到福泽谕吉的“与西方文明共进退”的“脱亚论”，中国与朝鲜一样，沦为雄心勃勃、积极向洋的日本精英眼中的劣等文明、“三等国”。

    既然如此，日本作为亚洲的“一等国”、亚细亚文明的集大成者，就理应成为亚洲文化的引领者，亚洲的复兴自然亦须由日本来主导。于是，近代美学家冈仓天心从美的角度，论证了亚洲文化的独特价值，提出了整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抗衡的“亚洲一体论”，但一个预设前提是日本的领导。因为在天心看来，日本是亚洲复兴的范例，是亚洲诸国的榜样。只有日本能担当领导亚洲复兴的重任，日本也应义不容辞地有所“承担”。“脱亚论”在前，“亚洲一体论”在后，二者微妙地衔接了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从师法列强到跻身列强的近代化的“发展”过程。

超越历史，拥抱未来

    国际上历来有种颇具“酷评”色彩的日本论，所谓日本“长于战术，短于战略”。此判断正确与否，暂不置评，但日本近代以来，确产生过众多的战略家(或曰政略家)及形形色色的国家战略：从山县有朋主张的“主权线”与“利益线”说，到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论，从“大亚洲主义”的主张，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可谓代有政略，与时共进，不一而足。其共通的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张：从“保全中国论”到“亚洲门罗主义”，从“满蒙领有论”到“对华全面战争论”，从“最终战争论”到“南进政策”，日本的“战略”一个比一个更激进，但眼瞅着近代化以来靠扩张起家的“国富”一点一点拼光，最终陷入与英美为敌的绝路，从而导致决定性的、致命的战略失败。而那些如战前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前首相石桥湛三所主张的基于“小日本主义”的“满蒙放弃论”等真正富于历史洞见的战略思想，则被淹没于狂热的国家主义潮流中以至无形了。

    倒是战后，在美国的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造和历史反省的基础上，日本的官、产、学精英真正号准了国家的命脉，制定、实施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国家战略，才使日本走上了和平繁荣的轨道。这种举世公认的成就，恐怕是战前那些崇尚“阴谋论”的战略家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一方面由于惨痛历史的过于浓重的阴影，另一方面由于冷战体制及战后日本社会的保守思潮，当战后60多年的今天，中国人复闻诸如“东亚共同体”等与历史上某些带有负面色彩的政治观念相近的表达时，所表现出的某种近乎本能的、反应性联想“症状”，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但惟其是悲剧，才不能让伤痛和悲情长久缠绕，总要想法超越才是，否则便意味着更大的悲剧。同时应看到，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已然是一个经济崛起、至少在总量上与东邻相伯仲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浮出水面的“东亚共同体”动议，与其说是历史的延伸，毋宁说是出于在全球经济萧条的状况下，同一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现实需要。

    整整85年前，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发表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说。出于中国革命的现实考虑，对已站在“霸道”与“王道”的十字路口的日本发出了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而要做“东方王道的干城”的呼吁，以期利用彼时在日本甚嚣尘上的“大亚洲主义”思潮，旧瓶新酒，置换为“孙文版”联日抗衡西方列强的亚洲观。70年代，周恩来总理对日本友人也曾有过中日关系要“共存共荣”的表述。诸如此类的政治表达，其实与今天的“东亚一体化”、“东亚共同体”等概念一样，除了契合彼时特殊政治需要的语境成分外，无非是一种对中日两国进一步扩大合作、谋求战略双赢的善意期许。对此，日方理应理解国人的“敏感”；而国人也应该自信地超越历史，拥抱未来。

责任编辑：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