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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关键词：日本，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集聚效应，面板数据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FDI）开始快速增长，已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外商投资主要来自香港、台湾、澳门及其他华人华侨，来自日本的投资仅次于香港，居来华外商投资第二位。根据日本贸易白皮书统计，截至2007年10月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达3.9万个，实际到位资金额为607.8亿美元，在战后日本的对外贸易中，我国大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相应地日本也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财务省，贸易统计速报 2007）。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其区位选择，已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从一个方面探讨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机制，为更好地利用在华日资、加快经济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1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概况

 

　　1.1规模增长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81年改革开放之初。从1981年至1992年的大致10年时间为起步阶段，由于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素来谨慎，所以在此起步阶段对华投资规模较小，少于同期的香港和美国，基本上属于观望性、“投石问路”的试探性投资。自1992年后，我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不断改善制度等投资环境，所以吸引日本企业投资规模总体呈稳定增长态势，到1997年已达到432647万美元。虽然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回落，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转呈增长势头，并进入新一轮增长高潮，到2005年已达到652777万美元的规模，占全国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接近9％，仅次于香港（图1、表1）。考察近20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在政策及投资环境等发生明显变化的所有年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率都呈现异常升高或下降的大幅度波动，说明日本对华投资对我国政策和环境的变化具有比较高的敏感度。

 

 

 

　　１.2  行业结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很不平衡。根据截止2000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数据库计算，目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比其他国家外资投资比重高的行业有制造业、批发零售以及金融保险业（表2）。特别是制造业，日本具有比较优势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在对华直接投资中处绝对地位。这是因为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也遵循“雁形理论”，对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而在投资国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即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转移。1990年以来，日本加快发展以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重点的高技术产业，以此取代轻工、纺织、钢铁、造船、普通机械等传统的劳动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进入21世纪，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技术、资金密集型制造业。

 

 

 

　　1.3  地域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外商直接投资在华的地域分布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与其它国家或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华的地域分布一样，绝大部分都集聚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如1996年日本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所占比重高达87.2％，而且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其中尤以上海分布最多；第二，日本在华企业的分布又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分布在北京、天津、大连、青岛等环渤海城市的比重明显高于广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城市。新世纪以来日本企业开始着重我国市场的开发，但仍然主要选择投资在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的大城市；第三， 1999年以来上海的实际利用日资额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城市，而重庆等西部地区城市的日本企业投资额仍然很少（图2）。虽然随着西部地区的开发优惠政策以及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优势的渐趋明显，部分日资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苗头，但日本对华投资的重心在未来若干年内都不会离开东部沿海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对日资的吸引也会进一步加强。

 

 

 

 

　　2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的面板数据分析

 

　　2.1  变量选择与建模

 

　　如上所述，日本在华企业投资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而日资企业在这些城市的分布为什么仍有如此显著的差异？为了探究日资在华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本文根据北京、天津、大连、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深圳以及重庆11个大城市2000年—2006年期间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方法，定量分析日本在华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特别是重点考察集聚效应在日本在华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

 

　　根据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一个地区FDI的分布数量可以视为市场容量、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工资水平、优惠政策等因素的函数。投资地区的市场容量和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用人均GDP来衡量；刘德顺（1994）曾以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基础设施和人均国民收入为样本，分别计算了7类基础设施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其中的邮电通讯与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最高，所以本文采用邮电业务总量来衡量我国各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而日本外商投资我国的主要目的之一还是劳动力成本低下，故本文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这一指标作为劳动力成本。另外，就是本文要重点考察的集聚效应因素。所谓FDI的集聚效应，即受已有FDI影响而引起FDI进一步集聚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某一区域相同来源国的厂商越多，新的FDI投资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由于外商投资一般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所以采取“跟进投资”是一个比较稳妥的策略，日本特殊的企业文化也加大了集聚效应的影响。基于以上，本文以前期（上一年份）FDI作为其对当年FDI的集聚效应因素。

 

　　根据以上讨论，建立以下日本在华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模型：

 

　　JFDIit＝C+a1iPGDPit-1+a2iWAGEit-1+a3iINFRAit-1+a4iJFDIit-1+εi

 

　　式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各变量的含义及其期望效应如表3所示。

 

 

　　以下尝试将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结合起来，利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对样本的总体效应进行推断。面板数据模型相对于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其长处在于它既考虑到了横截面数据存在的共性，又能分析模型中横截面因素的个体特殊效应，而且可以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影响。

 

　　2.2  结果解释

 

    根据上述模型，对11个城市1999-2005年的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回归系数的正负（表示说明变量对被说明变量的作用方向）和显著程度是本文的考察重点。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调整后的说明系数R2为0.9761，说明该随机效应模型拟合效果十分理想，所建模型能很好地反映日本对华FDI在所讨论的各大城市进行区位选择时所应考虑的因素，或者说这些因素就可以很好地解释日本对华FDI对以上各大城市的投资选择（几乎可解释被说明变量的98％）。

 

　　第二，各说明变量系数的符号显示以上对各因素对日本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方向都与预期一致。如经济发展水平PGDPit-1、基础设施水平INFRAit-1及前期JFDIit-1的系数都为正，说明该三因素对日本在华投资的区位选择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成本WAGEit-1的系数符号为负，说明该因素对日本在华投资的区位时有负向影响。即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已有日本FDI越多，越吸引日本FDI选择和集聚；而劳动力等市场成本越高，则越不利于吸引日本FDI选择和集聚。

 

　　第三，各因素对日本在华FDI区位选择影响的显著性及作用大小互不相同。

 

　　如劳动力成本虽然对日本FDI的区位选择有负向影响，但并不能显著解释日本企业在不同城市的集聚差异。这是因为，日本FDI的区位选择虽然一般都考虑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越高越不利于吸收FDI，但随着近年来日本FDI行业结构从成本型向生产主导复合型 （生产＋市场）的转变，劳动力成本因素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趋向减小。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虽然对日本FDI的区位选择都有正向影响，但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对日本FDI的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缺乏显著性，而基础设施水平则能在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其对日本FDI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即以邮电业务总量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对日本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增加基础设施支出能够提高资本和劳动的全要素生产参率，良好的基础设施也会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竞争力。特别对于已经习惯于高效率、快节奏的日本跨国公司来说，他们的业务人员希望至少在当天能到达任意一个目的地，所以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城市会更容易得到日本企业的青睐。

 

　　第四，以前期FDI表示的集聚效应更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地说明其对日本FDI区位选择的正向影响。如前所述，由于外商投资一般具有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所以采取“跟进投资”是一个比较稳妥的策略，前期FDI的经验和“示范效应”可诱导日本企业投资增加，并会引起上、下游配套企业的投资增加，如丰田汽车在华投资会吸引发动机等汽车配件生产商的投资。另外，日本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也十分注重人脉关系，例如上海、大连、青岛等城市，历史上曾有很多当地人移民到日本，使日本人的关系网成员也比较多的来自于这几个城市，从而使这几个城市成为日本企业投资特别青睐的城市。Head、Ries和Swenson（1999）曾对日本制造业企业在美国各州的集聚现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日本企业的特殊生产方式（Just-In-time，适时制造）将汽车制造业内的本国相关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的“漂染缸效应（Keinetsu Effect）”也使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形成极强的集聚倾向。而且，日本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大都组群式转移，例如日本丰田和本田公司都持有最大供应商20％-50％的股份，这样在核心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会劝说其配套企业一同向外投资。可见日本 FDI在投资国的集聚效应对其后续跟进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上研究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集中现象，绝大多数都集聚在我国东部沿海等大城市地区。而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又主要选择集聚到北京、天津、大连、青岛等环渤海城市及长三角的上海等大城市，特别是上海更为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首选。

 

　　研究还说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受目标地前期FDI存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显著影响，两者都能很好地吸引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选择和集聚。目标地前期FDI存量意味着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日本特殊的企业文化及生产方式，使集聚效应对吸引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跟进”和集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经济发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市场潜力的大小，对吸引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集聚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作用远不如前二者显著。以人均工资水平表示的劳动力成本，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集聚成负向关系，显示一个地区劳动力成本越低廉就越有利于吸引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但由于日本FDI行业结构逐步从成本型向生产主导复合型（生产+市场）的转变，劳动力成本因素对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已趋向减小和不显著。

 

　　本文以面板数据模型的定量分析进一步说明，上述四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分布的差异。其中，集聚效应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对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具有重要影响。集聚效应为什么会吸引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选择和集聚，前面已作简单的阐释，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以下几个方面也都进一步说明了集聚效应对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机理和渊源。

 

　　历史发展基础。任何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特征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现实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原有的基础，区域经济历史发展基础的差异，往往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现实差异的重要原因。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及殖民扩张的加剧，日本逐渐在朝鲜、台湾及我国东北地区建立了以掠夺资源为主体的生产经营组织。我国东北以及山东半岛是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联系，这也是近年来大连、青岛、天津地区日本企业投资增加的历史原因。

 

　　地理位置和距离。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日本企业通常倾向于选择东部沿海城市作为投资的重点。从日本的长崎到我国烟台、青岛、连云港、上海、宁波等港口不足二千海里，考虑海上运输成本的话，环渤海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相对以其他地区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

 

　　企业配套关系。考察发现，日本在华企业在我国的配套企业，大多数也是日资企业，一些日资企业在华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其他日资企业配套。日本大企业以往一般由国内的众多供应商提供支持，因此自成体系、内部配套严密。2000年在我国的采购比例超过51％的日资企业只占调查对象的39％。这种投资格局是由日本独特的企业组织结构决定的。

 

　　风险规避。由于国际直接投资前期面临着很多不确定的风险，日本企业投资采用跟进策略，大量的同国别企业集中在一起，可以节约成本，并且前期投资的企业已经搜集了信息，确认了风险，降低了后面企业的风险及其他不确定性因素。

 

　　人脉关系。各区域日本企业投资的集聚取决于这些地区与日本的关系，这正是一贯重视人脉关系的日本企业经营模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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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