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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1月12日，日本明仁天皇即位20周年的日子。同时，今年也是明仁天皇与美智子皇后“御成婚”50周年的金婚之年，皇室可谓双喜临门。政府以发行纪念硬币和邮票来志喜，媒体则有人动议把这天定为国民节日。晚上，在皇居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国民庆典，鸠山首相发表了祝辞。入夜，大约有3万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男女老幼一只手提灯笼，另一只手挥动日章旗，向陛下夫妇三呼万岁。而天皇夫妇也站立在初冬的细雨寒风中接受敬拜，同时向人群挥动手中的灯笼和旗子致意问候：“大家不冷吗？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开心的时间。谢谢大家！”

　　如此盛大的狂欢场面，在日本实属罕见。振臂高呼、喜极而泣者有之，冷眼旁观、无动于衷者有之，但也有毫不掩饰“异样感”的国民。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者“不合时宜”联想到战时的“提灯大会”：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捷报”传来，日国内各地连夜举行庆功集会。在东京，人们打着五颜六色的灯笼，唱歌、狂欢，游行队伍从皇居前的广场一直走到银座大街；翌年10月27日，武汉失守，更多的人群走上街头。仅在东京一地，写有“武汉陷落”字样的灯笼就被紧急订货50万只，致使岛国的灯笼工厂加班加点。“普天同庆”之下，国民心态的温差，微妙地折射出天皇制度的复杂性。

　　天皇夫妇破天荒地接受了各路媒体约35分钟的采访。耐人寻味的是，明仁天皇在回顾即位20年来的历程时，开宗明义提到了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的统一和苏联的解体。这既是时间的巧合，令人想到“平成”年代确是在柏林墙的瓦解中降临，同时，似乎也提醒人们，拥有举世无双的“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之现代日本，却是一个西方国家。“柏林墙倒塌4年后，我访问德国，徒步穿行过勃兰登堡门。从西柏林进入东柏林时，耳畔传来贝多芬《欢乐颂》的合唱。那是我忘不了的回忆。”

　　作为日本宪法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天皇面对电视镜头，坦陈历史问题，呼吁以史为鉴：“我所担心的问题，是历史会不会被逐渐遗忘”；“昭和时代始于非常严峻的状况。昭和3年(即1928年)，在昭和天皇登基典礼举行之前，发生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3年后，爆发了满洲事变(即9·18事变)，从此走上了上一次大战的道路”；“昭和的60余年，给我们以种种教训。充分了解过去的历史以备未来，至关重要……”这里，明仁天皇再次提到了以其父皇昭和天皇裕仁的年号命名的历史——— 昭和史。对中日两国来说，这意味着一段充满深创剧痛的、深刻改写了各自国家及其千千万万国民的发展轨道和命运的沉重历史。关于这段历史，从发生的成因，到客观的描述，从反思反省，到责任清算，两国间尚存在巨大的鸿沟。以史为鉴，知易行难，谈何容易。而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对此，中日两国及国际社会，从学界到传媒，相关研究至今仍在继续。

　　虽然问题相当复杂，既牵涉到中日两国各自不同的历史观、文化观与皇权观，也有美国及冷战等因素，也许尚不到奢谈“历史共识”的时候，但日本战后在“和平宪法”的规范下，对以保留天皇制为中心的国体、政体的程序设计上，规避了重蹈战前那种无责任体系下寡头政治决策覆辙的风险的事实本身，说明它已经从历史中学到了某种本质的东西(当然做到这点并不仅由日本的内因所决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神格化身的天皇走下神坛，成为“人间天皇”。用法律术语来表达的话，就是现行日本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此乃“象征天皇制”的核心。

　　象征天皇制肇始于战后的昭和天皇裕仁。但由于裕仁其人与从战前到战时的日本国体、政体的看似暧昧，实则紧密的关联，战后的昭和天皇虽然刻意保持低调，忠实于象征天皇的角色，但由于历史原因，从日本国内到国际社会，质疑的声音始终不绝。随着1989年冷战的终结，不仅历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拐点，日本自身也迎来了一个转型期：经济的高度增长结束了，发达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背景下的市民文化进一步繁荣，经济的泡沫化已接近崩溃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明仁天皇即位，“昭和”改元为“平成”。应该说，象征天皇制也终于度过了昭和时代的动荡和颠簸，迎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正如“平成”这个年号的出典所隐喻的那样：“地平天成”(《书经》：大禹谟)或“内平外成”(《史记》：五帝本纪)。

　　尽管平成年代的日本与国际社会远不是一个真正“平”“成”的和谐世界，但经历20载的磨合，说象征天皇已在日本社会生根，似不为过。
 

责任编辑：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