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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阶段，深入拓展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和全方位加以展开，但是，一切抽象和发挥都不能离开历史的真实。具体地说，要把毛泽东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和客体，离不开以下两方面的资料：一是实践史资料，即毛泽东本人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实践，这些资料从性质上看，主要是一种历史学上的断代史研究资料；二是文字史资料，主要是指毛泽东一生的著作文本，这包括毛泽东的文章、散见于各处的谈话、批示、读书笔记和阅读批注等等。以上两类资料是相互为用的，不能截然分开。文字史资料是实践史的重要内容，而实践史则是文字史资料得以形成的“历史语境”。

　　由于毛泽东在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仍然是一个政治人物，因此，国内关于毛泽东文稿的编辑出版工作是十分精心和严格的。然而，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世界，他的文字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同样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其中，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以简体中文的形式收集了建国前毛泽东的大部分文稿，现在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正计划出版《毛泽东全集》（英文版），其规模要比竹内实主编的20卷《毛泽东集》大得多，现在已经完成4卷，这将是一个“覆盖毛泽东一生的巨大工程”［1］。东西方国家在学术传统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导致了在不同编辑原则指导下形成了毛泽东文字史资料的两种版本，即“国内版”与“国际版”。本文尝试以日本版的《毛泽东集》为例，结合国际版的毛泽东文字史资料的编辑原则，从文献学的角度探讨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一、日本版《毛泽东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性考察

　　从宏观政治背景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引起了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关注，中苏论战以及“大跃进”、“文革”则进一步刺激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现状和毛泽东思想的广泛研究。就日本而言，对毛泽东思想的了解与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华的一些日本共产党员在实践中接触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英德宣战时发表的谈话，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文件”。但是，日本学界从理论上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与苏联在50年代的毛泽东研究偏重于评论、宣传不同，日本学者的研究一开始就比较突出地体现在深层次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上，他们着重于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力求深入地分析毛泽东的论点，并评判其科学价值。在60——70年代，日本加大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力度，以青年新左派运动中“3M”主义为基础，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小组”。为了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研究者拓宽了自己的理论视野，他们既有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又有对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的揭示，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毛泽东思想。［2］日本版《毛泽东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得以推动和展开的。

　　从国际范围来看，已有的资料状况不仅不能满足当时国外毛泽东研究者的需要，而且这些资料分散在各地图书资料中心，许多学者因为受到时间与经费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对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占有。美国著名毛泽东思想与文献研究专家施拉姆在回忆当时情况时曾经指出：“当时散见各处的毛原话摘录是如此地零碎，以致实际上每一个作者都在凭自己的想象来自由创造关于毛在‘五四’期间和之后的思想历程的图象，然后再选出若干合适的语录来支持这种图景。”［3］35在西方学者看来，第一手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十分重要，缺乏足够文献支撑的学术研究是不可靠的。毫无疑问，当时日本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同样存在着严重缺乏资料的状况，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编辑出版《毛泽东集》的需要。

　　负责主持日本版《毛泽东集》编辑出版工作的竹内实先生比较早地认识到，要深入全面准确地研究毛泽东，就离不开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竹内实为什么会如此重视文献工作呢？固然与客观上严重缺乏资料的状况相关，但从主观角度讲，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能因为自己曾在京都大学学习，耳濡目染而成了‘京都学派’，于是决心以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4］458“而按照我的理解，根据文献来说话，离不开文献，便是‘京都学派’。”［4］457因此，可以说竹内实之所以要编辑《毛泽东集》，很大程度上是受“京都学派”重视文献考据思路的影响。

　　应当说，日本学术界以及官方机构一直是比较注意收集并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编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选集；同时，日本学界和日本共产党有相当一批人从事毛泽东及其著作的研究工作。在一般情况下，在日本出版毛泽东著作应该采用日文，然而，竹内实负责主持的《毛泽东集》则是用简体中文来出版，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必要性的角度看，是为了避免因翻译而使原意走样。李君如认为，选编者“用汉字作为《毛泽东集》的文体，恐怕是为了避免因翻译而使原意走样的毛病”［5］。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学界的毛泽东研究中，曾因《矛盾论》的翻译问题发生过一场学术争论。当时在日本的《矛盾论》译本有多种，各种译本之间出入较大。李君如指出，“翻译问题对于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关系极大。竹内实是这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主编《毛泽东集》时，他为了避免翻译问题引起的争论，采用了汉字为编辑的文体。”［5］其次，从可能性的角度看，当初能以中文在日本出版毛泽东著作，是与“日本人长期的中国学传统和完善地利用中文资料的能力”分不开的。或许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其结果出乎竹内实先生的意料，以中文出版的《毛泽东集》的销量出奇地好，不仅有大量的国际订数，而且在日本出现了“国内的订数多于国外”的现象，竹内实深有感触地说：“这使人觉得，中国语似乎已成了国际性的语言。”［4］457

二、日本版《毛泽东集》的两大编辑原则

　　尽管日本早有毛泽东著作的选集出版，但读者和研究者们并不满足于官方出版的选集中所收录的内容，他们一是希望看到选集中未收录的作品，二是希望能直接阅读选集所收录文章的原文。因此，竹内实在编辑《毛泽东集》时始终强调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贯彻两条原则：一是原；二是全。

　　1．竹内实的第一条编辑原则是力求体现“原”

　　竹内实最早开始严肃地关注毛泽东是从“文革”时期开始的，在追踪“文革”动向的过程中，他觉得“现实与外界的评说似乎并不一致，于是，想调查一下过去的主要文献，即毛泽东的文章在最初发表时，到底是什么样子”［4］456。在这里，必须要交待的一点是，从文献来源途径上看，为了展开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欧美与日本的学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注重搜集毛泽东的著作、论文、讲话、书信与批文。西方学者获得资料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文革”期间由红卫兵编印的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题的毛泽东文献集；二是由国民党带到台湾去的档案中保存的期刊和小册子。前者覆盖面较大，涉及毛泽东一生不同的时期，但重点是“文革”时期泄密的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与讲话；后者则主要是建国前毛泽东文稿。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从资料来源上看主要是来自于后者，在出齐补卷时又参考了前者中的部分内容。

　　当时，日本东京的东洋文库从美国购买了一批缩微胶卷，这批胶卷拍录了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队从大陆转移到台北的大量期刊与小册子。美国学者施拉姆和加拿大学者陈志让最早写过调查这些第一手资料的论文，以此为线索，竹内实展开了对毛泽东文献的调查。他发现，“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经过了不少修改和订补。注意那些修改与订补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原来的思想。于是，在重新刊行时，我们在那些修改、订补的地方都加了标注。”［4］457根据这一原则，《毛泽东集》详细注明了所收文章的版本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同一文章文字上的差异，每篇文章后注明了版本演变和刊印所据的版本。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集》是一个典型的“汇校本”。

　　2．竹内实的另一条编辑原则是“全”

　　日本版的《毛泽东集》虽不是“毛泽东全集”，但是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全”的。竹内实在初版的“刊行之际”中指出：“尽管《毛泽东集》所收集的文章并不全，有些确认无法弄到手的文章只好遗缺，但我们仍然敢于下决心干了。我们的希望是：把亚洲邻国这位伟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轨迹，真正作为独立研究和思索的对象，以方便的并具有很高依赖性的形态公之于众。”［6］406之所以说它不是“全集”，主要有以下两个依据：第一，从数量上看，它没有将毛泽东在建国前的文稿全部收集录入；第二，从时段上看，它没有收录建国以后的毛泽东文稿。在以上两个依据中，第一个方面比较容易理解，这主要是由于毛泽东著作文本的历史比较久远，再加上当时对毛泽东的档案文献的收集工作不够重视，致使一些文章遗失，如《心之力》。这主要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不是人为的原因。然而，第二个方面却令人困惑，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从第一个依据出发，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日本版《毛泽东集》不是真正的“全集”，但是，就它对1949年以前毛泽东文稿的收集来看则是以“全”作为基本编辑原则的。当然，说它“全”只能是相对于当时国内毛泽东文稿的出版状况而言的。到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毛泽东建国前的文稿集中体现在四大系列中，即《毛泽东选集》（1951——1960年第1版、1991年第2版）、《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版）、《毛泽东早期文稿》（1988年内部发行）和《毛泽东文集》（1993——1999年版）。当然，在其他一些比如《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专题集中，也收录了不少建国前的文本。但是，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发展来看问题。在最初10卷本的日本版《毛泽东集》（1970——1972年初版、1983年修订再版）全部出齐时，国内除了第1版的4卷本《毛泽东选集》和一些零散的文章外，这一时段中毛泽东的大量文章都没有公开出版。更为重要的是，从1983年12月26日到1986年3月26日，在竹内实的主持领导下，又出齐了《毛泽东集·补卷》（共10卷），补卷的内容主要是拾遗补缺，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它远不是全集，但其收录毛泽东著作之多，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还是少见的。”［6］405

　　从第二个依据出发，必须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全”是重要的编辑原则，那么，以竹内实为核心的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为什么不继续收录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文稿，从而把“全”的原则贯彻到底呢？对于这个问题，竹内实先生从未正面给出说明。国内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专家刘跃进先生认为，由竹内实和中村公义带领的一批日本学者之所以决定放弃继续编辑出版1949年10月以后毛泽东著作的努力，是“因为这一时期所有关键的手稿和文件都在中共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要与之竞争是毫无希望的。（当然，这时的情况与《毛泽东集》中所涉及的时代已大不相同。那时，毛的许多文章在写出后便立刻发表了，因此可以在许多图书馆里找到。）”［7］笔者基本赞同这种说法，但是，根据《竹内实文集》第1卷《回忆与思考》一书中收录的“京都学派与毛泽东”一文，我们或许还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推测。根据竹内实先生的回忆，“此事在当时中国，属于禁区。我（我们）显然迈入了禁止涉足的领域。”［4］455而且，访问中国的日本代表团中也有人转告他，中共方面对其工作并不欢迎，甚至将其工作视为“在日本不好倾向的例子”［4］458。作为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长期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学者，竹内实可能从心底不愿意继续做不利于中日关系的事情。或许这也算是他放弃这一工作的又一原因。

　　那么，这里不太清楚的一个问题是：出版党的领袖人物的作品客观上可以起到传播思想、扩大影响的作用，为什么反倒“中共方面对其工作并不欢迎”呢？笔者以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联系《毛泽东集》初版时中国国内的具体状况，必须考虑到《毛泽东集》初版发行的时间是1970——1972年，而这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高峰期。国内学者李晓航指出，“文革”开始后，有关出版毛泽东著作的规定被造反派视为反对和限制出版毛泽东著作。这是当时任何人都担当不起的罪名，于是，“万岁本”的印刷出版达到了高潮。1967年中央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予以制止。仅1967年5月至11月，中央就连续下发五个文件，严令禁止各地非法编印毛泽东著作，对已经编印出版的，要求各地回收上缴。这样一来，比较矛盾的问题出现了：一方面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民间出版、编印毛泽东的著作文稿。有学者分析指出，中央文件禁止非法出版毛泽东著作这一做法的背后，可能有一条至为关键但却没有写入中央文件的原因，即：“文革”前毛泽东论著的流行，将影响“文革”中毛泽东指示的权威性。正如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正是违背了他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总结出的一系列党的正确理论、方针和政策，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因此，当群众从过去未曾披露的毛泽东论著中看到许多被“文革”批判打倒的，正是毛泽东过去曾经肯定或坚持过的，这必然会使人们对“一贯正确”等个人崇拜说法产生怀疑。［8］

　　因此，日本版《毛泽东集》没有收录建国后文稿的另一个原因，或者说中共对其出版毛泽东文稿的做法不满的原因还在于，许多建国后毛泽东正确思想的理论论述与“文革”发动的精神不相吻合。也就是说，“文革”当权派反对出版毛泽东文稿，不是因为这当中有许多错误的言论，而是因为这些言论中有许多是正确的，是反对“文革”错误的，或者说是与“文革”发动的精神不相符合的。“文革”结束后，中央仍然坚决反对这些资料的非法出版，其原因则主要是禁止“文革”期间的错误言论广泛传播，影响党的领导权威。也就是说，自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文稿从来都没有被允许全部出版过，无论是在“文革”前，在“文革”中，还是在“文革”后，各个时期有因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各自侧重的原因和理由。

三、以《毛泽东集》为例看国际版与国内版在阅读对象上的区别

　　由于毛泽东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国内在整理出版毛泽东的著作文稿时考虑到阅读对象的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编辑原则。

　　“国内版”资料的第一种编辑原则考虑到文稿公布后所面对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是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者”。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中成熟、正确或者是基本成熟、基本正确的观点，不需要了解那些不够成熟、不够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如果把毛泽东非正确观点公之于众的话，一方面可能导致把错误当成正确来学习和传播，另一方面可能导致毛泽东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受到损害，从而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地位；因此，这样做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缺乏合理性。“国内版”的第二种编辑原则考虑到文稿所面对的对象主要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毛泽东著作的“研究者”。对于这一部分人尽可能多地公开一些毛泽东的著作文本，包括那些基本不正确或者有明显错误的文稿，这样做可以帮助研究者从理性层面深度挖掘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从而为全面展现毛泽东思想肖像提供素材，也可以为中央决策层提供历史借鉴。由于在阅读对象上存在着学习者与研究者之分，因此也就在编辑原则上产生了区别与划分。

　　根据第一种编辑原则，现在国内已经出版的毛泽东文稿是《毛泽东选集》（1--4卷）、《毛泽东文集》（1--8卷）、《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等；根据第二种编辑原则，已经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学者今掘诚二的《中国革命与〈毛泽东选集〉》一文对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编辑各种版本的指导思想及我党在各个阶段的任务和政策。他认为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作为各个时期的革命教科书而出版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内版”的集子主要是针对学习者编辑的。#p#分页标题#e#

　　在谈到《毛泽东集》的编辑原则时，竹内实指出：“我们也并非想编得像选集一样，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搜寻和解读，编出另外一套书来。况且，按最初的动机，编这套书只是为了提供给搞研究的学者们。”［4］457虽然日本学者编写《毛泽东集》的初衷是为研究者提供资料，但是从根本上讲，日本版的编辑者并没有考虑也不必担心阅读对象不同可能导致的问题。事实上，对于日本学者来说也不可能导致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需要对毛泽东思想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作出承诺。由于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他们试图把几种版本全部呈现给读者。如果同一著作有两种或多种版本，那么选辑时就根据“哪种版本是最初印出来的、或是靠近最初印出来的，就使用哪种版本。就是按照出版日期的顺次，优先使用作为本文”［9］例言。在这个问题上，施拉姆也曾经有过比较慎重的思考，他坦率地指出，毛泽东文稿“国际版”编辑者们的出发点是“作为学者而不是作为公民或政治活动家”。对他们而言，“所感兴趣的或应该感兴趣的，不是制定一种‘正确的’革命学说作为中国所自称的或所依赖的‘毛泽东思想’，而是确定，在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是什么构成了毛的思想和政策的精髓或核心。这个‘毛主义的主流’的内容，不应该根据什么对今天的政治有用来确定，而应该通过努力判断什么真正代表了毛本人的最大特征来确定。……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记录和分析毛的生平及思想发展并概括他的政治遗产的实质。”［3］38在上述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在“国际版”资料与“国内版”之间、在国内毛泽东研究与西方毛泽东研究之间存在的目的上的差别。

四、如何对待国际版中出现的未公开资料和与国内版不一致的内容

　　如何对待“国际版”中出现的未公开资料？如何对待毛泽东本人对其著作文本的修改？毫无疑问，“国际版”的毛泽东著作有一部分资料是国内未公开或未“解密”的，即使公开出版的资料有些也与“第一手文本”之间并不完全重合。导致“国际版”与“国内版”在数量上不等同、在内容上不完全重合的原因有哪些呢？除了上面讲的阅读对象不同这一编辑原则以外，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则在于如何对待毛泽东本人对其文本的修改。

　　1．如何对待毛泽东文字史资料“国际版”中的未公开资料

　　日本版《毛泽东集》所收录的资料主要是1949年之前毛泽东的文稿，在今天看来，其中的大部分资料甚至许多《毛泽东集》未曾收录的文献也已经在国内陆续公开出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就建国前，特别是1920年前毛泽东文本的国内出版数量而言，除了有限的几篇外，已绝非日本版《毛泽东集》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文本的“全”与“原”两个方面，日本的版本还是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的。首先，从“全”的角度看，据周一平先生考证，日本版已经收录但国内尚未正式出版的文稿仍有不少，其中1921年至1927年7月的文稿有30余篇；1927年8月以后的文稿有300多篇。［10］其次，从“原”的角度看，日本版收录了许多国内尚未出版的未经修改的第一手文稿。比如说《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国内已经正式出版，但是该文的最初版本与现在的版本之间确有内容上的不同，研究者如果能了解“第一手文本”的话，有助于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时更为准确地把握思想变迁的真实进程。而且，这一文本的修改是由毛泽东本人完成的，说明毛泽东本人已经不再同意自己当时的想法和观点，这也不至于在研究者之外的广大普通读者群中造成太大影响，反而有助于读者把毛泽东理解为一个真实的个体。如果过分地回避这个问题，反而可能会被那些别有用心者蓄意歪曲。

　　笔者以为，从目前的条件看，可以适度允许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使用日本版《毛泽东集》。事实证明，《毛泽东早期文稿》的出版（内部发行）产生的效果是良好的，一大批学术成果开始以其为文献依据，客观公开地再现了毛泽东早期思想变迁的过程。同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对马恩经典作家未成熟时期的文字资料的发表，也起到了让读者清醒认识思想转变的艰难、强化读者对经典作家通过自我批判实现思想境界提升的认识之作用。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发表领袖人物和经典作家非成熟时期的文字资料，甚至是成熟时期个别存在问题的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水平。

　　2．如何对待毛泽东本人对其文本的修改

　　应当说，“国内版”对毛泽东本人对其作品的修改是持积极肯定态度的。根据毛泽东本人的修改版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文稿，无疑有着充分的合法性依据。这是因为，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有权对自己写作的文字成果加以修改，并有权决定公开出版自己作品的哪一种版本，因此，在发表时我们当然要尊重毛泽东在世时对自己著作所做的修改。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要是毛泽东本人的修改，都得算是“原”。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这符合认识发展的规律。无论是最初版本，还是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后的版本，著作权都属于毛泽东。所以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否定那些后来整理经过毛泽东同意了的版本”［11］。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也并不反对，而且认为这种修改版的意义确实是存在的，其价值不能否认。因为由毛泽东本人所做的修改毕竟代表了他思想的一种发展。但是，国内读者和研究者往往看不到或者不愿意过多地关注修改前的版本，比如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中部分内容的修改。这种做法不利于真实地反映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甚至会导致把毛泽东正确思想（还有可能是错误思想）形成的时间提前。

　　客观地说，把正确思想形成的时间提前，负面影响并不大，而且有利于学习者正确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理和方法，但是，《毛泽东选集》第5卷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章在未经毛泽东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擅做修改，结果把毛泽东后来的一些错误观点整理到前面的著作中去，从而把毛泽东犯错误的时间提前。这就不能算是“原”。首先，这种修改未经毛泽东本人同意，因而不能代表毛泽东的观点。其次，也不利于读者在内容上对毛泽东著作形成正确理解。通过对毛泽东同一篇文章的两个不同文本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前后的思想演变。这是版本研究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所在。从意识形态宣传的角度看，“第一手文本”的负面意义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公开未修改的“第一手文本”则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毛泽东思想转变的轨迹和心路历程。这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日本版的《毛泽东集》坚持“原”的原则，它在收录文稿时采用了比较对照的方式，把毛泽东的初稿与修改稿加以比较对照，并以旁注的形式标明，这种版本对照式的编辑原则是国内所没有尝试过的。近期国内也有学者受其启发，提出要编同一著作不同版本的“汇校本”［11］。

五、版本研究应当如何展开

　　有人认为，目前已经公开的文献资料已经比较丰富，不仅足以为“学习者”展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而且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勾画毛泽东思想肖像的主要素材，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研究的档案文献太少，而是对这些档案文献利用不够，下功夫去研究不够”［12］。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进一步消化整理已有资料上来。笔者一方面基本同意这一观点，因为从国内毛泽东研究的现状来看，我们对已有材料的研究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很多更深入的研究工作要做，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可资借鉴的许多学术与学理资源还没有应用到毛泽东研究中来，而这些资源对于深层次挖掘毛泽东思想的哲理底蕴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另一方面，笔者以为，从“真实再现”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的角度看，文献考证与版本比较的工作仍然是重要的。然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在当前阶段，抑或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是否存在一个“真实再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轨迹的必要性？“真实再现”，如果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具有可能性的话，它可能带来的正面与负面效应有哪些？对于毛泽东思想中不成熟、不准确方面的“真实再现”会不会有损领袖人物的形象？

　　如果我们能正确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这两个概念的话，以上问题就不难解决。目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完人，伟人也会犯错误。就其一生而言，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以前，处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进入晚年以后，尽管毛泽东始终在主观上、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但在具体实践中却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所指出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尽管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决议》间接地表明了晚年毛泽东的许多具体决策并不都是科学的、正确的，有些甚至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相一致的。从效果上看，《决议》公开承认毛泽东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并没有影响“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更没有影响毛泽东这一历史巨人在大多数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从宏观背景上看，加强毛泽东著作的版本比较研究，只要不是从刻意歪曲事实的角度出发，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和群众了解和体悟毛泽东及其本人思想的真实演进历程。

　　从“真实再现”这一思路出发，可能会形成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呢？从性质上看，既有可能是正确地再现毛泽东思想中科学性的一面，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就无须担心，因为它将会增添毛泽东思想的光芒；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研究也有可能会暴露毛泽东本人思想中错误的一面。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一部分人是从阴暗的动机出发故意歪曲毛泽东的真实思想，这些人以“真实再现”的借口，主观随意地组织材料，非科学、非客观地重写历史，歪曲贬低毛泽东的人格形象与思想内容，其负面影响十分巨大，这种做法与“真实再现”的思路是根本违背的。显然，从“真实再现”这一思路出发寻找毛泽东本人思想存在的失误与不足的动机并非全都是阴暗的。笔者认为，从纯粹学术研究的思路出发，在研究中发现毛泽东本人在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的失误与不足，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无论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于发达国家，都将有其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就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而言，毛泽东文稿“国际版”的编辑出版，为研究者的“版本研究”方法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素材，有力地推动了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展开。施拉姆曾经指出，自1971年初版《毛泽东集》问世以来，“这个东京本对于每一个对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和政治作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人来说，都成了不可缺少的参考工具。特别是，每当引证当代文献比较适宜的时候，实际上所有以毛1949年前的文章为论述对象的作者都用这个东京版作为引证材料的源泉。因为，与那些30年代和40年代的珍本杂志书籍不同，这个东京版在许多图书馆都能找到。……这些资料将把对毛的早年的研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仅仅提及第一补卷以超过300页的篇幅包含了1920年末以前这段时期的材料这一事实，就可以对这一突破的影响所及有所了解。……在今后许多年中，将成为所有研究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言论和著述的人所使用的标准本。”［3］24显然，日本版《毛泽东集》的出版，为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学依托。基于同样的考虑，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正在委托施拉姆教授编辑前文已经提到过的英文版的《毛泽东全集》，相信这一编辑成果一旦全面问世，必将在西方的毛泽东研究领域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

　　就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而言，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的正式出版物，慎重使用国外编辑成果。特别要考虑到的事实是，“国际版”毛泽东文稿资料在国内仍然是非正式出版物，没有经过规范的审查、核对和校勘，一些文稿在来源上缺乏严格的考证，在内容上存在着文字错误，甚至有比较严重的失误。因此，在专业研究以外的场合，特别是在传播范围较大的学习、宣传等领域，一般不宜正式引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置国外毛泽东文稿的编辑成果于不顾，或持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由于“国际版”资料产生于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国度，以特殊的方式流行，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保存了一定的历史文献原貌，对于研究毛泽东，尤其是早年毛泽东和晚年毛泽东，乃至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都具有一定的资料参考价值。因此，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作为资料和宏观背景可以适当参考使用，比如研究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态变化、思想变迁、活动交往情况等。但是，在使用时必须注意的是，要尽可能与经过修订、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正式文本对应进行校勘，确定其真伪，比较其异同，再谨慎地使用公开本中确实没有的内容。［7］总之，我们应当积极展开与国外编辑成果的正面交流与对话，在学习借鉴其经验、批判纠正其错误的基础上共同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毛泽东研究。

责任编辑：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