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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海外西夏文献的主要收藏地之一，所藏西夏文献以中国灵武出土的为主。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献，《甘宁青史略》卷二十九记载：“民国六年九月，宁夏灵武县发现西夏写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于城墙内掘获西夏写经两大箱，毫无损坏，送往宁夏镇守使署。”这批文献出土后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损坏遗失严重，后来一部分辗转于1929年入藏北京图书馆，1918年前后，宁夏灵武县衙门修葺本地城墙时，掘出5个封存有许多西夏文写本和刻本经典的瓦罐。这批文物辗转送抵官署，间有十多卷流失到日本、美国、法国等。1929年北平图书馆所收购的，是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粗略统计为17种99卷。1932年1月出刊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刊》第四卷报道“民国十八年秋，本馆购入宁夏发见之西夏文佛经百余册，皆属宋元旧椠，蔚然成为大观”。还有一部分遭到了流失海外的厄运，其中有相当宁夏灵武出土的文献被掠至日本。宁夏灵武出土文献的刊刻或印行年代，大约在元明之际，较俄、英藏品西夏－元的年代略晚，正好反映了元代以后对于西夏文化的传承和政策环境，以及西夏遗民的生活状态。既有写本、刻本，又有木活字印本、泥活字印本，既有西夏文，又有汉文、藏文。其中的泥活字、木活字印本，为世界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极为珍贵。但长期以来，日本藏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的详细经过、数量和文献内容等具体情况都不清楚。

    中国的西夏研究工作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俄国、英国，法国和国内各博物馆、图书馆所藏敦煌、西域和黑水城文献的编纂出版工作，至今该领域的出版成果已蔚为大观。现在，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就只剩下藏于日本各图书馆的了，我国许多专家学者都希望整理研究这些珍贵的资料。2008年12月初，应东京大学等六所日本高校和研究所的邀请，我赴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寻访上世纪流失日本的西夏文献。此次访问受到日方的热情接待。我主要收集日本各大图书馆藏的西夏文献，同时和日本从事西夏研究和文献研究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按照日本方面的安排，我访问了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龙谷大学图书馆、天理大学图书馆、大阪大学图书馆和大阪国立博物馆，查阅了日本收藏的西夏文献，并对全部西夏文献进行拍照。

    我抵达东京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东京的夜景让人赞叹，都市高楼群顶上一望无际的璀璨，银座的豪华饭店、新宿的高楼群都是观赏东京夜景的名所。我在一家温馨的小餐馆吃过晚饭，夜已经很深了，但大街小巷仍然是灯火辉煌，人来人往，充分感受到了东京之夜的无穷魅力。

    次日，我访问的第一站是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在2001年“东京大学所藏佛教关系贵重书展”中，有三件西夏文字的西夏语佛经残片。我看到了文献的原件，和几位学者进行了座谈，订购好了全套的文献黑白照片。在东京大学，有一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不懂日语，只能用英语和东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交流，我心里不免担心。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她十分热情，英语也很流利。我查看资料时，她东奔西忙的，都是一路小跑着给我拿来所需要的文献。我看到西夏文献中有个红色印章，我希望拍印章的彩色照片，她给我办完复杂的手续。最后因拍摄费用太贵，我就很不好意思地表示不要拍摄彩色照片了，她微笑着去退了拍摄的手续。我离开图书馆时，这位姑娘又追出大门，说以后需要拍照彩色照片的话，欢迎和她们联系。

    东京大学学科齐全，经费充足，教员队伍整齐，某些传统学科是优势和权威，教学研究的水平非常高。它是日本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被公认为是日本的最高学府、亚洲的著名大学。东京大学既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世界一流著名学者，还有超一流的普通工作人员。我在走出东京大学的时候，不禁联想到国内的大学。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喊创立世界一流大学，我认为创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首要前提是要拥有优秀的人才，优秀的普通员工队伍也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的京都是收藏西夏文献最多的地方，我第二站到达京都。这是一座古城，最初设计是模仿中国隋唐时代的长安和洛阳，整个建筑群呈长方形排列，以贯通南北的朱雀路为轴，分为东西二京，东京仿照洛阳，西京模仿长安，城内街道呈棋盘形，东西、南北纵横有序，布局整齐划一，明确划分皇宫、官府、居民区和商业区。日本城市中，京都受中国历史与民俗影响最深远。即使是现在，“来京都”也被日本人称作是“入洛”，京都的东南西北中五个部分，也被习惯称为“洛东”、“洛南”、“洛西”、“洛北”和“洛中”。在京都，许多寺庙、街名，甚至是店铺的名称，都使用汉字。走在京都的街头，身穿传统和服的男女随处可见，映衬着唐朝风格古老的建筑，让我有一种重回大唐的感觉。不过，看到路旁一簇簇鲜艳的山茶花，听到不时传来的日语，才明白这不是唐朝，时光并没有倒流啊！

    京都大学是日本西夏文献最丰富收藏地。京都大学文学研究学院图书馆，可以追溯到1906年9月11日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的开设时间，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图书馆，图书馆藏书超过95万册，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作为日本国立大学图书馆，继东京大学图书馆之后，于1897（明治30年）年设立，是一座具有110多年历史的图书馆。现在的京都大学图书馆，其藏书不断增加，而且拥有国内屈指可数的珍贵藏书，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学术资料基地之一，对大学的教育和科研活动以及国内外的学生和研究者的学术研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汉字情报研究中心的专家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有几位的汉语听起来几乎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别，让我感到惊讶。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专家座谈了很长时间，大概是他们汉语讲得好，大家便于沟通的缘故吧。京都大学在“西夏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到目前为止，不仅输送了西田龙雄这样的世界著名的西夏学者博士，还相继培养了从事西夏语言学的荒川慎太郎、史学界的岗崎精郎、藤枝晃等一批人才，他们在西夏学创业时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京都大学对日本国内外的西夏学研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影响。西田龙雄博士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好，这次我们没有前去拜访他。目前京都大学在职的科研人员里，已经没有专门从事西夏学研究的专家了，我感到有些遗憾。

    在座谈时我特意问，日本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如何考评科研人员的成绩。他们的管理给我很大的启发，和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对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几乎没有严格规定，但对研究人员的资料收集、调研和学术交流等工作要求很严，比如，他们要求研究人员每年必须有一次调研，参加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池天巧先生是一位副教授，他从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兼搞西夏语言，他去年曾来宁夏参加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他说这就算完成了一年的科研任务了，因为宁夏社科院的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学术界视为高水平的学术会，我坐在那儿感到满自豪的。座谈中我注意到，他们介绍自己部门的研究成果时，不谈发表了多少专著、多少文章，因为在日本，没有新意的文章根本不算科研成果。大家只交流自己的见解，最新的学术动态，承担的课题等问题。

    不过，日本的研究所也有严格的一面，举个例子，正教授一级的专家则要求必须为研究所争取到具有相当资助额的高档次课题，这次是硬任务。座谈时日本几个中年研究人员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现在不想评教授，怕每年找不到课题，交不了差。

    池天巧先生是我以前相识的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也多次来过宁夏。他和几位日本朋友热情地请我们喝酒吃饭，他特意委托我向宁夏社科院致以谢意。

    京都的龙谷大学也藏有西夏文献。龙谷大学图书馆始建于寛永十六年（1639年），创建初期，曾有过培育僧侣的修行所的历史，时至今日，收集有大量的丰富藏书。其中有数量可观的古抄本，被誉为《龙谷藏》，还有来自清朝西太后――慈禧太后的赠品《大藏经》等，可谓是珍贵图书之宝库。另外，在收藏的古书珍本等贵重资料中，有很多被指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龙谷大学图书馆也以高品质藏书而成为日本屈指可数的图书馆之一。2006年2月，完成了图书馆的改建工程，新图书馆有藏书共计170万册以上。

    我们看完龙谷大学的资料，在京都的工作就结束了。龙谷大学特意派一位在读的女博士生陪同我们的参观京都景点。她二十多岁，典型的日本女孩，穿戴整洁，脸上时常挂着可爱的微笑。她在中国沈阳进修过，汉语还不错。在京都大街，

    我看到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日本少年围坐在桥下，身边有几个小笼子，窝着几个小狗，我走过去，看到笼上挂着一个醒目的纸牌，上面用日文和英文写着关爱受伤的动物，请捐款之类的字。我的女儿喜欢小狗，昨天晚上我和家里通国际长途时，女儿还问日本街上有小狗没有，我要替她来捐，就拿出人民币，问是否可用中国钱来捐，日本少年连说OK。陪我们的女博士生这时候还给我鞠躬，用汉语说“感谢许先生，感谢中国人的捐助”，听她这句话，我心头一跳，马上意识到，虽然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在国外，一举一动可是牵扯到我们民族的形象。等回国了，我要向我的女儿讲这件事，我想这对培养她的爱心和爱国感情会有益处的。

    天色已近黄昏，古色古香的京都越发迷人，散发出一种高贵的气质，在我看来，更像是大唐的风韵，我体会到了流连忘返的味道儿，可我们连夜要赶去日本的另一个古城奈良。临行前，我送给陪同的女博士生一条书法，她很开心，当得知过几天我们就要去大阪，她告诉我，她家是大阪的，她问了我们到大阪的日期，刚好是周末，碰巧她回家去，约好周末来见我们，听她这么说，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要到奈良去访问天理大学。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是天理大学（原天理外国语学校）1925年开办时同期设立的。现藏书200万册左右，其中，有6件被誉为国宝的古抄本、天主教版、15世纪西洋初期活字本、古地图等许多珍贵图书资料。另外，还收藏了几种宋版本的汉书和西夏文献。天理图书馆所收藏的这些珍贵的书类，可谓是研究东方文化学以及考古学领域的精选资料群。天理大学位于奈良县天理市，是一个较偏僻的小镇。以前看到一则报道，说日本小镇拟拍卖小学，日本近年来一直受出生率下降困扰，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不少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大城市工作，务农者年长者居多。因出生率下降导致适龄入学儿童减少，日本一个小镇计划网上拍卖镇上4所小学。我不由想到，是不是日本的小镇都是一派凋零呢？我们从奈良出发，乘轻轨，我还在四处张望，已经到了。这里安静了很多，不见了高楼大厦，不见了人群涌动，但小镇的整洁、优美依旧，商业网点到处都是，完善的基础设施堪比大城市，轻轨直通四方，班车一趟接一趟，尽管车厢内并没有多少乘客，我再次感到了日本国力的雄厚。中午，路过商业街，我发现这儿的商品比东京要便宜很多，就选购了一些。我觉得，这个小镇的生活不差于大都市。反观我们宁夏，除了两三个城市，小镇的水准明显底了一大截。

    奈良是日本的佛教中心，日本最早的国都。历史上，中国的文化就是从这儿传入日本的。奈良在中国人心中有着特别的感情，这是鉴真大师历尽千辛万苦东渡传教的地方，见证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往来。我当然想去看唐招提寺，是我国唐代高僧鉴真亲自指导兴建的。由于我们时间紧，参观了几个大寺，唐招提寺距离市区较远，来不及去参观，只要作罢。离开奈良的时候，天下大雨，车窗外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一千多年前，岛国日本追慕中华文明，他们的遣唐使一批一批地来到中国，全面吸收盛唐文化，有大批留学生、留学僧长期留唐。时过境迁，如今日本的很多东西需要我们来好好学习了，真让人感慨万千。

    我们在日本的最后一站是日本的时尚之都大阪。大阪大学外国语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有数量可观的各种语言的著作、古地图等珍贵资料。作为珍本有《一百二十老人的话》、《蒙文大蔵経》、满语的珍奇图书等许多东方学文献。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收藏有早期的日本西夏学者石滨纯太郎博士的旧藏书，被设为特殊文库――石滨文库。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有西夏文献残片资料。

    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位于大阪府吹田市），即是大学共同利用机构的法人，也是人类文化研究机构，于1020年在以涩泽敬三、白鸟库吉为中心的日本民族学会成立同时而设置的。然而，由于经费预算及运营方面的迂回曲折，1977年才得以开馆。主要是为开展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方面的共同研究、从核心学术机构的出发点而设立的一个研究所。同时，博物馆还面向全世界收集有关民族学的资料，展示以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为中心的研究成果。该馆引以为豪的是，馆内资料室拥有日本最大规模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藏书。访问结束后，我们在日本的工作任务已经圆满完成，顿时感到一身轻松，可以放怀地玩了。

    大阪的建筑显得一般，似乎配不上日本第二大城市的称号，我看了城市介绍，原来是在大阪九十年代发生过强烈的阪神大地震，大阪市损失巨大，以后造的房子偏向于楼层较低，架构简单。也可能是摩天大厦少的原因，大阪的大街小巷居酒屋挺显眼的，，一家家各有特色、给人不同感受。居酒屋在日本就是小酒馆。我早就知道日本人喜欢去小酒馆，日本工作压力相当大，竞争十分激烈，一般拿薪水的上班族，很少会在下班时间准时回家。“居酒屋”就成了一般上班族工作之余释放压力、让身心得以舒缓的避风港。这次在大阪我算是实际体验了一下。陪同我们的日本学者请我们去泡酒屋，夜幕降临，大阪人衣着发型相当时髦，已经是初冬，街上的青年女性都穿着短裙，赤裸双腿，匆匆走进居酒屋，表现出独特的日本风情。 那位女博士生在周末准时赶到，还给我们每一人送了一份精美的巧克力。大家在一家居酒屋开怀畅饮，一直喝到尽兴。

    此行我们比较顺利，有机会接触日本藏西夏文献原件，其中有西夏文佛教珍典，以及敦煌出土的西夏文献。这些古老的珍品在异国他乡绽放着无穷的魅力，在感叹之余，他对这批文献的收藏保护状态表示欣慰。许生根副研究员说，这些文献都得到了很高级别的保护，全部收藏在日本各大图书馆的特别珍藏室，其保护条件是国际一流的。通过这次与日本的学术交流我实地考察了日本藏西夏文献的收藏情况，全面影印了日本各大图书馆藏的西夏文献，共计五百余件，其中很多文献都是以前从未公布过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日本有关机构大力协助下，我和日本的西夏学者积极合作，同意共同整理研究这批西夏文献，争取在2009年中日合作出版大型学术著作《日本藏西夏文献》。

    目前，这批五百余件文献影印件已经带回历史研究所，整理研究工作亦在紧张展开。

责任编辑：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