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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茶法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除了有与其他动物一样的生物性需求外，还具有许多动物所没有的社会性需求，其中交往的要求可谓是人最大的社会性需求。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其实，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已经被抛掷在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之中，就已经开始了与他人的交往。“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礼记·王制第五》）；“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上》）；“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大戴礼记》哀公问於孔子第四十一）；“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班固《白虎通义》卷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人们的社会关系已经不再局限于上述传统的“夫妇、父子、君臣、上下、长幼、兄弟、姊妹、朋友、族人、师长、乡党”等关系，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会不时地、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个人倘若不能很好地适应各种角色变迁，对某种社会关系处理不当时，就有可能失去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关系，就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并可能会受到指责，因而对人的心理产生不良影响。“父子之间观其孝慈也，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也，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也，乡党之间观其信惮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第七十二）。如果父子关系不好，或者子女会被人指责为“不孝”，或者父母会被人指责为“不慈”；乡党关系处理不好，则可能会被认指责为“没人情味”等等。

日本茶道的吃茶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无论主人的各类知识多么丰富，也无论其点茶技法多么精湛娴熟，仅凭主人个人的能力，不可能点出一碗美味可口的茶。因此，为了能够点出一碗美味可口的茶，不仅需要主人的刻苦修为，而且作为客人也必须得具备同样的修为，主客间必须做到心心相印，宾主历然且宾主一如方可。点一碗茶的过程，其实也恰是人们尝试着去建立各种人际关系、进行角色转换的一个训练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实现与人交往的心理平衡过程，而这一点恰是中国茶道所不具备的。

　　根据摄取茶叶的内容及方法为主要基准，可以将吃茶法分为“吃叶法”和“吃汁法”。所谓吃叶法，即把茶叶研成粉末等，把茶叶全体都吃掉的方法；所谓吃汁法，即把茶叶浸泡在水中等，饮用浸出的茶汁的方法。日本茶道，就是采纳吃叶法创制了其程序复杂、体系庞大的吃茶作法。日本茶道的吃茶，不是像中国茶道那样意在谋求神清气爽、飘飘欲仙的那种饮茶的生理效果，而是更看重如何为修习者们创造一个交往的机会。日本茶道的点茶法，一般分为秘传和非秘传两种点茶方法。秘传点茶法则要通过家元或其代理人亲口教授才可学得到，因属于不可形诸文字的内容，在此不便过多提及，但比较而言，可以说“秘传点茶法”是在传承着日本茶道的历史，“非秘传点茶法”则是在展现着日本茶道的现在。无论是“秘传点茶法”，还是“非秘传点茶法”，其出发点都是以吃茶这一活动为茶人提供社会交往的机会，为茶人们提供一个修行得道的指月之指，因此，日本茶道的做法很容易给人一种日本茶道里无茶的感觉。这一特点在茶道具的使用、点茶法、吃茶形式等方面表现得都非常明显。

　　无论是日本茶道，还是中国茶道，对茶道具的遴选都很慎重。例如，《茶经》“四之器”对茶碗的选择标准做过如下阐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由此可知，中国茶道的择器标准，主要是看器皿的色泽是否与茶色相合，所以把色青类冰玉的越瓷奉为上乘。

　　日本茶道的择器标准与中国茶道的择器标准则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茶道中陆羽排斥的白、黄、褐色碗，在日本茶道中非但没有受到排斥，反倒成为武野绍鸥、千利休等茶人嗜好的茶碗。如绍鸥喜好的白天目，千利休培养的陶艺师长次郎烧制的茶碗不是黄就是黑或者是褐色，如著名的黑色乐烧陶碗“勾当”、刻有利休花押的“黄B戸茶碗”，还有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点文物的“无一物”、“太郎坊”、“白鹭”都是赤色茶碗。

　　中日茶道择器标准的不同，不单纯是一种美意识上的差异，主要还是因为各自追求的目的不同所致。日本茶道对待茶道具，几乎不考虑与茶的颜色般配与否，而是更侧重于考虑茶人修为深浅与茶道具的色调是否般配。如据传为日本茶道开山鼻祖村田珠光所作的《心之文》中说：“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执己见。嫉妒能手，蔑视新手，最最违道。须请教于上者，提携下者。此道一大要事为兼和汉之体，最最重要。目下，人言遒劲枯高，初学者争索备前、信乐之物，真可谓荒唐之极”。村田珠光在这里批判初学者不该使用备前烧、信乐烧茶器，并非因为涩涩的、粗糙的、干燥的备前烧、信乐烧茶器色不宜茶，而是因为初学者修行尚浅，还无法把握这类茶器的使用。

另外，日本茶道的“小习”点茶法主要是针对有来历的茶器的点茶法，如“茶碗饰”、“茶入饰”、“茶杓饰”等点茶法，相对而言，它们并不太看重茶器的样式，而是格外看重是由谁制作的、从谁那得来的等内容，这些都说明日本茶道点茶法看重的是人际交往的内容，而非局限于茶及茶器本身。而且，在点茶过程中，日本茶道还专门设定了问询茶器由来的场景。茶人进入茶室时对壁龛内的字画行礼如仪，亦非对字画等实物行礼，而是在向字画的作者致敬，所以茶人在欣赏壁龛里悬挂的字画时，也不会对字画技法的高低尝头品足，而是要怀着对字画作者德行的崇敬之心去欣赏和体悟。

日本茶道中重视社会交往的要素，不仅体现在择器标准上面，在点茶技法方面表现得也很突出。中日两国茶道都很重视水、火、茶，如《茶经》“六之饮”中说：“茶有九难：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阴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别也，膻鼎腥瓯非器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飞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缥尘非末也，操艰搅遽非煮也，夏兴冬废非饮也。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

　　如上《茶经》“六之饮”中所述，中国茶道重视的是点茶的技法，但日本茶道却不尽然。据《南方录》中记载，曾有人向千利休询问点茶的秘诀，千利休说：“夏天做茶事要能使人感到凉爽，冬天做茶事要能使人感到温暖，炭要能使水烧开，茶要合口外，做到这些也就没有什么秘诀可言了。”问话的人很不高兴地说：“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你来讲吗？”利休说：“那好吧，请你按照我说的来做一下试试，我来做你的客人，如果你达到了我如上的要求，我就给你做弟子。”当时大德寺住持笑岭和尚正好也在场，他听了二人的对话后，感慨地说：“宗易所言极是，这同鸟巢禅师给白乐天的回答‘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是一样的道理。”后世茶人们根据这段轶事演化出了“利休茶道七则”，即“1、茶花要如同开在原野中；2、炭要能使水烧开；3、夏天办茶事要能使人感到凉爽；4、冬天办茶事要能使人感到温暖；5、赴约要守时；6、凡事应未雨绸缪；7、关怀同席的客人”。无论是《南方录》的茶事秘诀，还是近现代版的“利休茶道七则”，除了一句“茶要合口外”，并没有像《茶经》“六之饮”那样详细讲述什么“茶有九难云云”，日本茶道中讲得更多的是个人的修养以及在与人交往做事--点茶、吃茶活动中，个人所应持有的心得之类的内容。

　　另外，日本茶道的吃茶法与中国茶道及今天流行的茶艺的饮茶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点茶时对待主客的要求不同。中国茶道与日本茶道都很讲究饮茶用的茶、水、火，而且中国的茶书记载比日本的更加细致周详。中国茶道的点茶好坏几乎全是靠主人一人的技术好坏来左右的，根本无须客人的配合。也就是说，只要主人通晓了“选茶、汲水、用炭”的技巧，就一定可以点好一碗可口的茶了，而客人只是一个被动的喝茶者。中国现存茶书中，几乎没有对客人的做法提出什么要求。

　　与之相对，日本茶道不但要求主人刻苦修习点茶法等，而且要求客人也必须同样刻苦修习。要想举办一次成功的茶事，点一碗可口的茶，就必须修炼得能够熟练调整火候、水温使其达到最佳状态；而要想将火候、水温调整到最佳状态，光靠主人一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得有客人的配合即必须靠主客共同的努力和心心相印的合作方可。千利休说：“日本茶道这个名字的意义就在于它第一追求的就是茶和汤的相应。能够根据前席的火候和后席的水温决定何时入席的客人，方是得道的客人；能够根据客人的修为恰到好处地调整火候、水温的主人，方为得道的主人。……切记，日本茶道这个名字，是蕴含着很深的道理的”；“客人要根据火候和水温确定进入露地的时机”、“若客人修习欠佳，有时会导致火候变得相当坏”。（《南方录》）这样的话，自然也就无法点出一碗可口的茶了。如上所述，日本茶道文献中的记述，往往不单纯是对主人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客人的要求。这是因为，日本茶道的茶事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宾主一如、宾主历然”即既无宾主之分且又宾主分明的境界。所以，在日本茶道的相关文献中，类似于上文这种要求客人如何做的记述，比比皆是。#p#分页标题#e#

不仅在点茶方面，在吃茶方面日本茶道重视与会者间的社会交往的性格也比较强。日本茶道形成初期，做茶事时，“侘亭主只敬献一碗浓茶”，即“后席”饮茶时一般只是喝一碗浓茶而已，但慢慢地茶事内容有所变化，喝完浓茶后，又添了一道淡茶。喝淡茶时一般是人手一碗，但茶碗并不会成为某个客人的专用茶碗，而是大家先后交替来使用。主人也会在客人面前象征性地清洗擦拭，但是从现代人的卫生意识的角度讲，恐怕很多人不大容易接受。如果连喝淡茶的方式都难以接受的话，那么喝浓茶就更难以接受了，因为浓茶是需要所有在座的客人一起传饮的，而且要求每位客人必须从茶碗的同一个地方来喝，这就更不符合现代人的卫生习惯了。日本茶道中所有客人共同分饮一碗茶的浓茶饮法，令我们不由地联想起古时的歃血为盟、夫妇间的交杯酒、兄弟结拜的义酒、基督教的圣餐、神道的交心会、佛教里拜服献给佛祖的剩茶仪式等等这些宗教式的共同饮食的风俗。无论是主人点浓茶，还是客人们喝浓茶，彼此仅有极为简短的寒暄，那种气氛是非常严肃紧张的。与之相对，中国茶道吃茶则没有这些做法，而是人手一专用杯盏来品饮。比较而言，中国茶道更重视茶的色香味本身，而日本茶道似乎更注重饮茶的方式和过程，注重在茶室这个“一期一会”的方寸空间，通过共饮一碗浓茶这种方式来实现一味同心、异体同心的交流，从而实现情感的最大满足。

另外，日本茶道中还有一种名为“七事式”的点茶吃茶方法。做这种点茶法时，主客的角色是由五张分别写着“花、月、一、二、三”字样的小木牌来决定的，目的是在于训练茶人们随处做主的能力，每个人都要做到能够迅速适应在瞬间发生转换的角色，做到在茶室这块方寸之地不乱方寸，所有参加者都要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共心。日本在很多重大历史关头都能够随机应变，灵活应对，以及在日本企业员工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的集团主义精神，应该说与以日本茶道为首的日本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应该是不无关系的。经过类似日本茶道这种型范式文化的熏陶之后，同门间彼此无需更多的语言，一个眼神、一个小小的手势，亦能收到传神递意之功，那份默契，以及因那份彼此的默契而萌生的无形的力量，绝非是只知口是心非地高喊口号的人群和族群所能比的。以上，笔者主要从心理文化学的需求理论的角度，参照中国茶道的相关内容，通过对日本茶道的主要修行内容--“茶事”的考察，分析了日本茶道的特色。众所周知，日本茶道近似于宗教但不能说它就是宗教，近似于艺能但也不能说它就是艺能。今天，在日本特有的家元制度统帅下，日本茶道更可谓是日本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它融合佛教、儒教、阴阳道、神道思想之要义为一体，吸纳固本之食道、长智之书道、积勇之武道、增美之花道和清神之香道等诸多文化内容之精华，形成了颇具日本特色的综合性生活文化。自古以来，日本茶道人口分属的社会阶层就很广泛，既有皇室贵族政客大贾，更不乏地位低微的普通民众。可以说，日本茶道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生活文化体系，从方方面面满足了日本人的诸多身心要求，每位茶人都可按照适合自己的形式，从日本茶道中获得一份闲情雅趣，获得些许心灵的慰藉。研究日本茶道，不仅要涉及植物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文化学，还要涉及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笔者衷心地期待有志于日本茶道的研究者，不仅能够在相关学科理论方面提高修养，更要尽可能去实际修习和尝试着践行自己心中认可的茶道精神，唯此才会避免对日本茶道进行盲人摸象式的评议而贻笑大方。

责任编辑：魏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