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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期可分为高速增长期、持续增长期和长期萧条期。每个时期包含了由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组成的经济周期。不同经济增长时期的基本走势构成了日本二战后经济周期演变的框架和基本原因。作者在确定各个经济周期拐点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各时期上升和下降阶段的标准差等统计特征，说明不同时期经济周期之间的巨大差别及其经济意义。

　　[关键词] 经济增长，周期变动，统计特征

　　二战后，日本、德国在经济重建时期，由于有其特殊的条件，也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之后，根据罗斯托的 理论 ，应是持续增长阶段。此外，我们也看到了不同于以上两种增长轨迹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和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所经历的结构调整阶段。在上述不同的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 发展 程度和水平的差异，促成了经济周期的变化。本文旨在分析日本战后不同经济增长时期经济周期的特点，并阐明这一变化的原因。

　　经济周期分为长度不同的4种类型，这4种周期在现实中则是叠加共生的，其中短周期或短期波动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最直接、最明显、最具体的经济周期，也是最易捕捉到的经济周期，那就是经济学中通常所说的基钦周期或经济活动中被认定的商业周期。本文分析的对象正是日本经济运行中的这种短周期。

一  经济周期演变的框架:日本战后经济增长的三个时期

　　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一国的经济增长总是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增长，而经济周期也总是在经济增长进程中的波动。因此经济增长总过程构成了经济周期变化的背景或框架，分析经济周期的变化首先应分析经济增长的阶段属性。

　　关于日本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已有很多论述，在这里我们用季度数据来进一步分析这一 问题 。我们把二战后恢复阶段的日本经济增长分为3个时期:高速增长期、持续增长期和长期萧条期。本文把1958年第二季度到1971年第四季度列为高速增长期；把1972年第一季度到1990年第二季度列为持续增长期；把1990年第三季度到2001年第一季度列入长期萧条期(因数据的限制，本文截至2001年第一季度)。

　　根据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官方提供的数据，笔者计算得出日本各时期平均季度增长率:高速增长期为2.34％，持续增长期为1.04％，长期萧条期为0.33％。增长率如此大的差异说明了3个阶段的划分是正确的。

　　日本在恢复了战争破坏之后所以能出现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在国内具备高速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日本于20世纪初完成了轻工业化，随之进入了重工业化时期。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奉行的军国主义政策并据此对经济强行干预，因此日本在1920—1945年间的重工业化是畸形的，主要发展了军火工业及与军事相关的产业。二战后的高速增长期是经济恢复并重建轻工业后，重新完成重工业化的时期，被称为“重化工业化”。从增长速度上讲，它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具有类似“经济起飞”的性质。从增长要素上讲，它一开始就具备较充足的劳动力、优良的人力资本、较高的技术水平，高储蓄率又促成了大量资本形成，具备高速增长的能量。第二，在国际环境上给予了日本实现高速增长的机遇。战后初期两大阵营对峙形成的冷战局面，把地理上接近苏联和中国 的日本推到了冷战前线，从而改变了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的态度。美国对日本的扶持，从两次战争特需到提供各种新技术，使日本国内的经济增长条件得以充分实现。这就是日本在1971年前能够实现季度平均增长2.34％的基本原因。1970年日本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为62.2％，达到顶峰，它标志着重化工业化的完成，从此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实际上是信息化时代 。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前半期，在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的国际环境中，日本发挥了赶超经济时期所创造和积累的竞争力优势，出口的迅猛增加使贸易立国的效果明显表现出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了抑制石油危机带来的成本提高，日本率先研发节能型产品，同时又使粗大厚重的产品转化为细小轻薄的产品，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从而在新条件下促进设备投资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尽管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运行中，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增长依然取得了平均季度增长1.04％的好成绩。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在1973—1979年间，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为3.2％、英国为1.5％、法国为2，8％、联邦德国为2.3％，而日本却高达3.6％；在1979-1987年间，这些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依次为2.6％、1.8％、1.7％、1.4％和3.8％。可见在世界经济的滞胀期和随后的调整期中，只有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增速在3%以上甚至接近4%，称得上稳定增长。在这一过程中，80年代后半期日本还出现了异常的持续较快增长，但这是和泡沫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迅速膨胀，二者市值总和的增量在1986年、1987年和1989年的3个年度都比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还要大，在1989年这一比例是1.32:1，这说明资产价格膨胀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规模。这也注定了如此大的泡沫必然崩溃，而且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1989年12月30日之后股市开始迅速下跌，它预示了日本经济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泡沫经济扭曲了整个金融秩序和经济系统。泡沫经济的崩溃直接引起了大量不良债权的出现，使金融体系陷入危机的边缘，进而惜贷、通缩等现象接踵而至。同时，泡沫经济时期造成的实体经济畸形发展和泡沫经济崩溃后金融体系混乱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使实体经济运行遇到了很大困难。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迎来了结构调整时期，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季度平均增长率只有0.33％的长期萧条，实质上它是一种结构性危机的表现。

二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周期拐点确定

　　上述日本经济增长过程构成了二战后日本经济周期变化的总体框架。也正是这些经济周期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为了分析经济周期的特点，我们必须在分析经济增长趋势的基础上，说明不同经济增长期中各个经济周期的运行轨迹，确定各个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之间的拐点以及各自的长度。

　　本文以下降阶段的下降时点为主并 参考 上升阶段的特点作为不同经济周期的分界点。由于季度数据波动频繁，不能把所有的下降都视为经济衰退，因此本文确定的拐点(转折点)标准为：第一，参照日本官方和通用的 方法 ，以实际经济增长率连续两个季度下降界定为一次衰退，但并不以下降到负值为标准。第二，重视年度数据，确定衰退始点时，该年的实际增长率应为下降值但不一定为负值。日本二战后经济周期情况见表1。

　　我们在表1确定的日本从1958年到2001年历次经济周期的长度及其拐点，基本上与日本官方认定的时点相符，但由于各种统计的误差和不断修订很难做到一致。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官方和多数学者一般都把1977年作为一次衰退，而我们在表1中没有把它列为衰退，而是列入了上升阶段。其理由是：第一，根据日本内阁府最新的统计数据，日本实际GDP增长率1976年为4.0%、1977年为4.4%、1978年为5.3％，1977年不但没有显示出经济低迷反倒是持续上升局面。第二，根据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季度实际GDP增长率统计，1976年第四季度为0.1％，1977年第一季度为2.2％、第二季度为0.7％、第三季度为0.7％、第四季度为1.4％，虽然有两个季度下降，但第三季度与第二季度持平并未显出大的经济波动。因此，笔者并没有把1977年作为一次周期波动。在确定了经济周期的拐点及其长度之后，我们进而分析不同时期经济周期的不同特征。日本不同阶段经济周期的比较

　　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内在联系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阶段区分必然伴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 技术革命的进程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着由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经济主体结构、金融结构、经济体制等等组成的经济结构。这些因素和政府宏观调控一起综合地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路径。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经济周期运行的基础和约束条件，是经济周期形态、机制和特征的基本决定因素。日本二战后经济周期的演变反映了上述各种因素组合的变化。

　　第一，平均增长率不断下降，下降阶段较之上升阶段下降幅度更大。在3个不同时期中，上升阶段的季度平均增长率依次分别为2.68％、1.32％和0.75％，换算成以高速增长期为基期的指数为100、49.3和27.9；下降阶段的季度平均增长率依次分别为1.5％、0.53％和0.14％，换算成指数为100、35.3和5.9。这就是说不论是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其增长率在高速增长期都是最高，在持续增长期居中，在长期萧条期均为最低。同时，整个经济周期运行的增长势头在减弱，而下降阶段表现更为明显。用每个时期P:T值即上升阶段增长率和下降阶段增长率之比也可看出，在高速增长期这一数值为1:0.56，在持续增长期这一数值为1:0.4，而长期萧条期则降至1:0.19。之所以如此，其经济含义在于经济周期越是在低位运行，下降阶段的向下拉动作用便越大。

　　第二，上升阶段的长度减少，下降阶段的长度增加。在3个不同时期，上升阶段的平均季度数依次分别为13、12和6.5，呈不断减少态势；而下降阶段则为5.3、8.67和15，呈增加态势。在3个时期中，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平均值的比为1:0.41、1:0.72和1:2.31。由此不仅看出上述两个变化趋势，还可看出在高速增长期和持续增长期上升阶段的长度远远大于下降阶段的长度；而在长期萧条期则相反。它说明经济周期越是在低位运行，不仅下降阶段的增长率越低，而且下降阶段的持续时间还越长。

　　第三，经济周期的波幅在高速增长期最大，在长期萧条期次之，在持续增长期最小。为了测定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我们设定了两个指标。其一是通过离差绝对值 计算 的平均差即A.D.表示的某一时期平均值与标志值的离散程度；其二是通过方差计算的标准差，在表中以σ表示，也是用以计测标志值变动程度的指标。通过对两个指标的比较，我们发现它们的变动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前者3个时期的数值分别为1.07、0.65和0.84，后者为1.39、0.92和1.04，都是高速增长期波幅最大，持续增长期波幅最小，长期萧条期居中。从 理论 上讲，标准差应该是说明偏离水平更具代表性的数值，因此我们进一步 分析 该数值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差异。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标准差以高速增长期为最大，达到1.43，长期萧条期次之为1.18，持续增长期最小为0.79。在下降阶段的这一数值依然是高速增长期最大为2.90，其他两个增长时期几乎相等，分别为0.92和0.91。不沦是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都是高速增长期波幅最大。持续增K期和长期萧条期相比，二者的下降阶段波幅相似，但上升阶段的波幅后者远远大于前者:这说明持续增长期和长期萧条期波幅的差异主要是体现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上。同时本文通过标准差的分析，充分证明了日本经济在持续增长期这一阶段经济周期的运行更为平稳。

　　第四，经济周期两个阶段即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的平均增长率对其所在经济增长时期 影响 是不同的。本文通过周期上升阶段的平均增长率减所在经济增长时期的平均增长率(P-C)，并用该增长时期的平均增长率减这一时期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平均增长率(C-T)，进而分析经济周期不问阶段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高速增长期为0.34和0.84，后者远远大于前者，二者相差0.5，表明高速增长期的经济运行主要由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主导，上升阶段的作用远远超过下降阶段的作用。进入持续增长期后，为0.28和0.51，依然是后者大于前者，相差0.23。尽管经济周期中下降阶段的作用增强了，然而上升阶段的平均增长率继续主导着整体经济运行。在长期萧条期为0.42和0.19，虽然还是相差0.23，但是角色换位了，下降阶段的作用远远超过于上升阶段的作用，下降阶段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者。

　　上述4点充分说明了二战后日本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时期中经济周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在高速增长期，经济周期的两个阶段即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甚至其下降阶段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两个时期的周期中的上升阶段的增速还要大；上升阶段的增势主导着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上升阶段的平均时间也远远高于下降阶段。在整个高速增长期只有两个季度呈现为负增长，一个是处于上升阶段的1959年第四季度，一个是属于下降阶段的1970年第四季度，降幅都在0.8%以内。从年度数字上看没有负增长的年份。因此，日本在以重化 工业 化为 内容 、产业结构迅速提升、物质生产迅速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经济 发展 具有广阔空间的高速增长期，经济周期不表现为正增长和负增长的交替，而只表现为正增长过程中增长速度大小的交替。这是一种典型的增长率周期运动。在这一时期，正是由于上述同样的原因，周期波幅也特别明显，如果没有国家宏观调控，这一波幅会更大。也就是说，在重化工业化时期的上升阶段，实体经济更容易超常发展；而在下降阶段也更容易造成超调反应。由于日本政府强势干预，才把这一波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其次，持续增长期的经济周期特征应该说是代表了国家调控下市场经济中经济正常运行的周期现象。上升阶段的增长率为1.32％，下降阶段的增长率为0.53％，在74个季度中只有4个季度为负增长；上升阶段的长度多于下降阶段的长度；上升阶段的增长主导着整体经济运行。这些特征非常类似高速增长期，只是多少和长短上有所区别而已，但是平均差和标准差却既小于高速增长期，也小于长期萧条期。小于高速增长期是因为其脱离出了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运行所致；小于长期萧条期则是由于经济运行机制正常，没有长期萧条期那种剧烈的震动。

　　最后，在长期萧条期，正是由于整个经济结构处于调整中，投资和消费低迷、产业链缺乏新的强劲增长点，所以经济整体陷入萧条状态。其上升阶段的增长率只有0.75%，只比持续增长期中的下降阶段的0.53%稍高一点；而下降阶段的增长率更是低下到0.14%，负增长季度数达到了16个，从增长率上主导了整个经济进程。再加上下降阶段的平均长度远远大于上升阶段的长度，使这一时期的周期成为没有真正高涨、只有下降和复苏交替的经济周期。其经济走势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可以相信如果没有日本政府的宏观调控必然陷入一次大危机之中。由于这一时期整个经济是在低迷中波动，因此波幅要小于高速增长期。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周期的最主要特点是没有真正的高涨，它没有高涨和衰退的交替，而只是复苏和衰退的交替。其原因在于:

　　首先，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国内经济环境总体上处于不景气状态，从而决定了这一期间的经济周期只能是在长期萧条中运行。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直接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经济崩溃的遗产。泡沫经济破灭后， 金融 系统形成了大量不良债权。2001年3月，全国银行的不良债权共约110兆日元，这一数额相当于2000年GDP的21%。整个金融系统陷于难以运转的状态，于是出现了“惜贷现象”，银行谨慎地放款， 企业 拿不到贷款，使企业设备投资不振，个人消费低迷，整个实体经济陷于抑制状态。同时，日本高速增长期以来累积的一系列体制性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萧条中也暴露了出来，进而互为因果使经济运行更加困难。这就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周期没有出现真正的高涨，而是衰退期漫长，复苏期短暂。

　　其次，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讲，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了经济周期的变形。1990年以来，日本的企业设备投资一直没有出现高潮，相反有半数年份却处于增长率下降甚至是负增长之中，这就使大约10年左右的尤格拉周期即设备投资周期不能进入高涨阶段，致使尤格拉周期波动弱化，成为K期萧条的一个具体原因。另一方面，3年左右的基钦周期主要是由库存循环造成的，而比起1990年以前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产品出厂增长率和库存增长率同时出现负增长的季度大量增加，这就使一般所说的商业周期更多的季度处于衰退之中。而这种库存变动又是在设备投资周期没有真正高涨的条件下出现的，因而便使基钦周期在增长率低位水平下频繁运行。综合上述因素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周期变形的主要原因。#p#分页标题#e#

　　以上我们分析了，二战后日本不同时期增长率的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周期的一般性特征。这一分析数据截止到2001年，但是2002年以后，特别是2004年以来的日本经济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因此2002年以后的经济增长态势和经济周期运行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特征。这有待于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新的总结 。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