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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分析了1981年到2001年日本在中国直接投资的趋势、结构和特征。从产业和企业层面，对在中国的日系制造商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 。本文概括如下：(1)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是日本跨国企业的主要目的；(2)推动中日贸易增长的逆向进口，是在华日系制造商的主要生产目的之一；(3)人民币持续贬值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推动日本在华投资大幅增长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研究，部分解释了日本直接投资，从东南亚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转向中国的原因。本文的研究表明，日本跨国公司在华以出口为导向的直接投资，加深了中日两个 经济 体产业之间的纵向结合，有效地将中国国内产业整合到全球生产链中。

　　关键词： 直接投资(FDI)/汇率／日本／中国

一、介绍

　　今天，“中国制造”几乎在全球市场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并且正在占有越来越多地市场份额。为什么“中国制造”会突然如此流行?观察家可能认为成功的秘密是廉价的劳动力。然而，十年前中国的劳动力比今天更便宜，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制造”从生产商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出口，可能为解释“中国制造”的流行提供答案。2001年，中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累计1332.3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出口总额的50％(CSB，2002)。这是第一次外资企业的出口额超过国内企业。1994年到2001年间，外资企业的出口额以每年约21％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中国国内企业出口的增长，仅为6.4％，低于中国GDP的增长（Xing and Zhao, 2003)。可以清楚地看到，外资企业是推动出口增长和“中国制造”流行的主要力量。如果没有外国投资企业，所谓的“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事实上， 发展 中国家企业的产品很难打入 工业 化国家的市场。即使这些产品的质量同发达国家企业制造的一样好，也很难被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接受。首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独立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品牌认知度。品牌认知度对工业化国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 影响 。其次，和工业化国家的企业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没有全球分销渠道和市场 网络 ，他们的产品很难进入国际市场。

　　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无论以合资企业还是以独资企业的形式，“中国制造”(比如 时尚 的 电子 产品)可以迅速变为高 科技 和时尚的产品，并且在世界市场上以国际知名品牌进行销售。中国企业通过和国外跨国企业合资／合作，成为了全球生产链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工人；在这种合作的方式下，也融入了世界劳动力分工的格局中。因此，出口导向的直接投资不仅提高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也成为了一种充分发挥和利用中国比较优势(比如丰富的劳动力)的机制。

　　在所有的外国投资者中，日本的跨国企业在推动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中起了重要作用。2001年，他们在中国的投资超过29亿美元(CSB，2002)，使得日本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第三大资金来源。不包括已在中国的日系企业的再投资，从1981年到2002年，日本在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已经累计1.88万亿日元。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往往以占领中国市场为目的。日本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因此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出口。2002年，在华的日系制造商出口了2.245万亿日元的产品，约占它们全部销售额的65％(METI，2003)。将中国作为日本和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是日本跨国企业加强它的国际竞争力，避免日元增值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策略。

　　2003年，中日贸易高达1320亿美元。分析中日双边贸易迅速扩张的原因，不难发现日本直接投资在加强两个经济体的融合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日系制造商对迅猛发展的双边贸易的贡献是双重的：向日本出口最终品和中间投入品(逆向进口)；从日本进口原料和中间品作为生产投入品。2002年，日系制造商向日本市场出口1.057万亿日元产品(METI，2003)。因此，日系制造商的对中国的出口和国民经济的影响巨大。

　　日本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宏观层面，也体现在微观层面。尽管经历了十年多的经济停滞，日本的制造业仍然处于世界制造业的领先地位，在例如电子、机械，运输工具和机器人等产业，日本企业拥有大部分全球公认的品牌(Porter and Sakakibara, 2004)。随着日本跨国企业继续在中国扩大投资规模，将其生产重心移向中国，中国国内的企业可以充分地享受到这些投资所带来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日本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获得产品创新信息、先进生产技术，以及了解复杂的全球市场销售网络的机会。另外，它也成为推动国内相关产业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机制，因而推动了中国的相关产业的进步。

二、FDI的增长

　　早在1981年，日本企业就开始对华投资。图一描述了在制造部门和非制造部门直接投资的趋势。1990年以前，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规模非常小，而且主要集中在非制造部门。根据日本财政部的数据，1990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仅为507亿日元，其中270亿日元投资于非制造部门，237亿日元投资于制造部门。空前的投资热潮在1991年爆发，流入金额迅速增加到731亿日元，比上年增加44%。这种增长趋势持续到1995年。这一年日本在华的直接投资为4218亿日元，其中3368亿日元投入制造部门，仅有850亿日元投入到非制造部门。这种增长趋势在1996年突然逆转，下跌到2781日元，比高峰时期低34%。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减少一直持续到1999年。这一年仅有81亿日元。仔细分析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趋势我们会发现，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开始下降的时间，大大早于亚洲 金融 危机爆发的时间。这一事实否定了将日本在华投资的下降，归因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观点。事实上，日元在1995年下半年开始的急速贬值，是导致了日本在华FDI减少的主要原因。贬值后的日元，减少了日本跨国企业的相对财富，提高了在中国生产的相对成本(Xing,2003)，因而减少了FDI的流入。2002年，日本在华的直接投资恢复了增长。这一年达到了2000亿日元，但是仍然比90年代的高峰时期要低许多。

　　伴随着投资的急速增长，日本直接投资的结构也经历了巨大变化。从1990开始，日本跨国公司将注意力转向了制造部门。这九个部门包括：食品、纺织，木材和纸浆、化工、金属、电子、机械、运输工具、和其他。在这段时间里，投入制造部门的FDI累计达1.66万亿日元，比非制造部门累计FDI的三倍还多。这表明日本制造商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可以为世界和中国国内市场服务。作为亚洲FDI龙头的日本电子行业，其在中国的FDI也居于其他行业之首。在这段时间中，累计投资4554亿日元，占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27%。日本机械产业的累计直接投资以2067亿日元排在第二。众所周知，日本电子和机械产业具有全球竞争力，其产品遍世界各国的市场。这种大规模的投资，毫无疑问，加强了中国电子和机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推动了这些行业产品的出口。纺织品是列累计直接投资第三大的产业。1989年到2001年间，日本企业在这个产业共投入了2004亿日元。对纺织行业的投资反应了两国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因为纺织是劳动密集型，而中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具有生产纺织品的相对优势。投资中国的纺织业，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运输工具是另一个吸收日本FDI的大产业。1989年，日本企业在这个产业的直接投资仅为1.6亿日元，不到日本在华FDI的1%。但是，在2001年，它成为吸收日本FDI的第二大产业，吸收了258亿日元的直接投资，超过了日本在华制造业的FDI的16%。1989年到2001年，日本企业在中国的运输工具产业的直接投资，累计1798亿日元。运输工具行是获得日本直接投资的第四大产业。主要的日本汽车生产商，例如Toyota,Honda,Nissan等在国内市场的项目，时常为大众媒体所报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跨国企业在运输工具方面的投资，不仅是为了占据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而且是将中国融人其全球生产链中的一种战略行为。目的是让中国不仅成为汽车销售的市场，而且成为提供诸如汽车零件等中间品的供应基地。根据METI对在华日系制造商的季度调查，2002年运输工具行业的日系制造商，在中国的销售额仅为其总销售额的35%，海外市场的销售却占到了65％。

三、出口导向的FDI

　　日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传统上是出口导向型的。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成熟的产业，日本跨国企业可以将他们相对先进的技术、品牌知名度、完善的全球销售系统和所在国低廉的生产成本结合起来，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将对市场的垄断，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延伸到国外，这种经常被美国跨国企业采纳的策略，并不是日本跨国企业的主要目标。Kojima(1978)将日本跨国公司的这种模式称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日本模式。根据JETRO(2003)的调查，61.％在中国的日系制造商出口至少70％的产品。在整个亚洲，大约有55.9％的日系制造商的出口，可以达到或者超过其销售额的70％。因此，在华的日系制造商的出口倾向超过了平均水平。

　　在华日本跨国企业出口导向的特征，也可以通过其产品最终销售市场的结构来证明。图2描述了1997年到2002年，在华日系制造商在电子机械、工业机械、运输工具、纺织和所有制造业的出口强度。出口强度是出口对总销售额之比。首先，日系制造商的出口远远超过了在中国当地市场的销售。所有制造商的出口，平均超过其总销售额60％。虽然中国国内GDP在这段时间里，每年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但是，对海外的出口并没有由于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而减少。在2002年，日系制造商出口仍然占它们总销售的65％，仅比1997年的出口额低2％。另外一个现象是，产业的出口强度同FDI成正比，吸收FDI越多的产业出口强度越高。工业机械产业的日系制造商出口额平均超过总销售的80％，是所有产业中最高的。除去1999年，电子机械出口强度大约在65％到73％之间。尽管中国被认为是最大的，尚未开发的运输工具市场，对于在华的日系企业，海外市场的重要性仍然超过了中国的本地市场。2001年和2002年，运输工具行业的日系制造商对日本和其他海外市场出口，仍然占其销售的65％。举例来说，先锋公司生产的90％以上的，用于个人电脑的先锋DVD刻录机，由它设在广东的厂家生产。这些产品，大部分出口到海外市场。这些事实明确表明，日本在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基本上是出口导向型的，利用中国作为服务日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生产基地，是日本过去二十多年对华投资的主要目的。

　　日系造商在产值和增长方面的业绩也非常显著。图3列出了1997年到2002年这些企业的年出口额和相应的增长率。1997年，所有日系制造商的出口额，是1.205万亿日元。2002年，猛增到2.245万亿日元，平均每年增长13.5％。比中国总出口的平均增长率高得多。日系在华制造商的出口强度、产值和增长率，都清楚表明日本跨国企业在促进中国的出口，尤其是制造品出口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四、逆向进口和FDI

　　日本在华跨国公司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主动参与逆向进口，即将日本企业海外工厂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日本市场。由于日元升值和国内需求下降，许多日本企业已经将他们国内的生产能力向中国转移，或者简单地委托中国企业生产。拥有便装品牌UNIQLO的Fast Retailing Co.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在日本设计和销售所有UNIQLO品牌的服装。但是，所有的产品全部在中国的附属工厂生产，或者转包给中国国内的工厂。在中国安徽省生产空调的东芝家用设备公司，其60％的产品是出口日本的。和中国国内企业的出口的产品不同，在华日系企业，通过逆向进口销回日本的产品，没有销售和品牌的壁垒。逆向进口的迅速增长，显著的提高了中国对日本制造品出口。与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比，在整个制造业中，逆向进口比率比当地销售的比率高。日系制造商平均向日本返销三分之—的产品。在 工业 机械行业，超过一半的产品被作为最终品或中间品；出口到日本国内市场。1997年到2002年纺织和运输工具两个产业的逆向进口比率，呈现增长的趋势。1997年，仅31％的纺织产品是为日本市场生产的，而2002年这个比率提高到47％。运输工具方面，2002年日系制造商将其47％的产品销回了日本，比1997年间27％的逆向进口比率高很多。持续增长的逆进口，说明在华的日系 企业 已经成为为日本消费者提共最终消费品，为日本企业提供中间品的重要供应商。

　　很显然，日系制造商的逆向进口对中国向日本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产品的出口有直接的贡献。1997年，在华的日系制造商向日本国内市场出售了5650亿日元的产品。由于亚洲 金融 危机削弱了日本国内的需求，1998年逆向进口减少了5％。1999年则是零增长。但是，2000年逆向进口则恢复了增长，增加了23％。在随后的2001年和2002年，分别增长了36％和16％。2002年制造品的逆向进口则高达1.057万亿日元。逆向进口的迅速增长表明，日本和中国的产业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纵向一体化。这种一体化，不仅是生产链方面的联合，也表现在市场 网络 方面的共享。从而加强了两个 经济 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日系制造商的逆向进口创造了一个实现两国产业双赢的局面：日本企业得益于中国低廉的生产成本；中国企业则利用与日本企业的合作，开拓国际市场和 学习 先进的生产技术。

五、向中国的转移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根据JETRO(2001)的调查，在拥有海外生产厂商的日本企业中，有54.4％在中国有投资。这个比率是所有接受日本海外投资的国家中最高的。亚洲的NIEs(新加坡，韩国， 台湾 和香港)和东南亚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曾经是日本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1990年后，中国逐渐取代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日本FDI的主要国家。日本在中国制造业的FDI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FDI仅为日本在亚洲制造业直接投资的5％，在亚洲NIEs的FDI占42％，在东南亚四国的FDI占47％。到了1995年，中国则成为日本FDI的最大接收国，中国的份额猛增到43％，而NIEs的份额减少到14％，东南亚四国则减少到35％。(图6)

　　对日本FDI向中国的转移常用雁阵理论来解释，即日本处于经济發展的最高层，亚洲NIEs、东南亚四国和中国随后。高层的经济发展导致成熟产业的转移，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在竞争中占重要地位的产业向低层次经济体转移。为了不断寻找低廉的生产基地，日本跨国企业在亚洲国家，基本上以这种方式进行转移的(Kwan，2001)。但是，雁阵理论可能不能解释日本对华FDI的全部情况，特别当我们认识到许多日本企业在他们投资最初就开始生产高技术产品，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Fuji Zerox Co.在上海发展和生产数码复印机，然后，出口到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主要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东芝每月在中国生产约70000台笔记本电脑。另外，经历了20年经济快速增展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并且许多FDI集中的沿海地区至少具有和印度尼西亚、泰国可比的经济发展水平。雁阵理论对东南亚四国和中国的分类，不太符现实。因此这个理论不能用来 分析 投资从东南亚四国向中国转移的原因。同样，亚洲经济危机之前，东南亚四国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增长也非常快。换句话说，没有明显的结构因素，可以解释日本跨国企业，从十几年来一直作为生产基地的东南亚四国撤离的原因。我们需要新的可以解释FDI决策制定的理论。

六、决定FDI的因素

　　 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因素可以从日本和中国两个方面来分析。日元不断的升值大大增加了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拉大了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成本差距，削弱了日本跨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日本企业生产力的缓慢增长，不足以弥补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将日本国内的生产能力转移到生产成本低廉的国家，成为了日本跨国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和保持竞争力的策略。一些 研究 指出，由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大幅升值是推动日本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的主要因素(Won and Yamamura,1996)。另一方面，由泡沫经济破裂引发的长期经济停滞严重削弱了日本国内需求。面对恶化的经济，日本消费者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消费行为，变得精打细算了。他们愿用便宜的“中国制造”来代替昂贵的“日本制造”。为了应付经济环境的改变，日本跨国企业将触角伸向中国。#p#分页标题#e#

　　许多研究都已对中国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洋细地分析。Branstetter and Feenstra(2002）发现，FDI向中国的流入反映了中国政治的开放和对单一国有体制的改革；Cheng and Kwan(2000)指出，巨大的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是FDI流向中国的重要因素；Feenstra and Hanson(2004)认为，外国跨国企业的全球出口运作策略，是一重要因素；Lardy(1995)，Henly et al(1999），and Zhang(2001)认为，低廉劳动成本、优惠政策(比如税收)、开放、地域相邻、和政治稳定，是吸引FDI流向中国的主要因素。

　　但是，在所有研究在中国的海外投资的文章里，人民币的汇率与FDI的关系没有被分析。1989年后，由于中国汇率体制从两种汇率体制，转变为单—汇率体制，中国人民币大幅贬值。毫无疑问，贬值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大大加强了。然而，汇率在FDI流向中国过程中的作用，却没有在学术和政策分析中体现出来。除了xing(2003)外，没有其他研究调查过贬值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一些理论研究，已经揭示了汇率影响FDI的机制(例如Kohlhagen,1977；Cushman,1985；Froot and Stein,1991)。这些研究表明，吸收FDI国家的货币贬值，可以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相反，吸收FDI国家的货币升值，会导致FDI减少。从根本上说，汇率通过两个渠道影响FDI：财富效应渠道和相对生产成本渠道。获得FDI国家的货币贬值，导致本地生产成本在用外国货币 计算 时下降。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国投资者据此可以获取利润。更高的回报 自然 吸引更多FDI的流入。财富效应表现在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相比，贬值后他们的财富相对的增加了。从拥有外汇资本的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贬值后，诸如劳动力、土地、机器和其他等生产投入品在货币贬值的国家更便宜了。这就可以刺激外国投资者，向这些国家投资以获取更多的资产。前面的分析表明，多数在华日本跨国企业从事逆向进口。Xing and Zhao(2003)指出，人民币的贬值进一步加剧了逆向进口的行为，因此导致更多日本的FDI流向中国。

　　充分资本市场假说的坚信者，往往忽视了汇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只要国内企业通过借外币贷款来追求外货相对高的资本回报，由于本国货币贬值产生的高回报会自然消失。但是，充分市场假说在中国并不适用，因为中国仍然对国际资本流动采取严格管制，资本帐户还没有完全放开。因此，国内和国外资本由于货币贬值引起的不同的回报，只能被的不断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消除。

七、汇率和日本在中国的FDI

　　在过去20年，中国的汇率政策经历了巨大变革，人民币基本上处于贬值中。1989年到1995年，由于人民币持续贬值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日元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从38.58日元／人民下跌到9.9日元／人民币。排除通胀因素，在这段时间，日元对人民币累计升值46％。真实汇率表示两个国家价格的相对水平。真实汇率的变化反应两国货币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的差距。因此，由贬值产生的财富效应是显著的。它会增加日本FDI向中国的流入。事实上，1989年到1995年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加最快的阶段，从590以日元上升到4220亿日元，是至今为止的年流入的最高值，这也是中国取代东南亚四国成为日本在亚洲FDI主要获取国的阶段。Xing(2003)分析了1981年到2002年汇率和日本对中国九个制造部门FDI的联系，得出汇率是决定日本FDI流向中国的主要因素之—。这项研究表明日本跨国企业利用汇率的波动，在日元升值时进行较多直接投资，而在日元贬值时间少直接投资。

　　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和生产成本效应，有效地加强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竞争FDI时的竞争力，最终导致日本FDI从东南亚四国向中国的转移。亚洲金融危机前，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都实施了盯住美元的外汇政策。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自然使这些国家的货币相对升值，降低了中国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和其他诸如土地等投入品的相对成本。从而增强中国对以出口导向的FDI的吸引力。伴随着过去25年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也大幅提高。但是，如果用日元或者美元等外国货币计算时，实际工资的增长是很小的。因此，人民币的持续贬值，弥补了实际工资上涨带来的不利因素。至少短期避免了中国在和诸如东南亚四国等发展中国家竞争时，由于工资上涨而失去了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图7表示人民币和日元之间的实际汇率的趋势和1981年到2001年日本对华FDI。实际汇率升高，表示日元升值。日本在华的FDI，是以其占整个亚洲的份额来表示的。从图中，可以直接观察到两个趋势的正相关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人民币贬值／日元升值，中国的份额增加；人民币升值／日元贬值，中国的份额就下降。Xing和Wan(2004)对中国与东南亚四国竞争FDI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指出中国的汇率政策是导致日本制造业的海外投资向中国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

八、总结

　　研究过去二十多年日本在中国的FDI可以发现一些独特的特征。首先，日本直接投资主要是出口导向。将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仍然是日本跨国企业的主要目标。日本跨国企业的投资策略和中国的开放政策相一致。同以国内市场的FDI相比，出口导向的FDI对国内企业产生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更重要的是，出口导向的FDI有效地将中国企业融人了全球生产链中，扩大了利用中国相对优势的渠道。

　　第二，直接有助于中日双边贸易的逆向进口，占在华日系制造商销售额的三分之—多。日本在华企业逆向进口的高比率表明，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比简单用FDI定义的范围要广泛得多。通过逆向进口，两国产业之间的纵向联系，已经在生产过程中被发展，并且延伸到销售和市场网络，极大地增加了和FDI相关的技术溢出的范围。

　　最后，日元和人民币的汇率，是影响了日本在华FDI的主要因素之一。人民币的贬值和盯住美元的政策，提高了中国获得日本FDI的竞争力，促使日本FDI从东南亚四国向中国转移。中国人民币是否应该增值最近已经为学者和政策制订者所讨论。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在决定日本FDI和后者对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人民币增值将会削弱中国吸引出口导向的FDI的竞争力，因而减少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出口增长。

　　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FDI，为两个经济体创造了双赢局面。事实上，许多日本跨国企业，诸如Matsushita,Olympus,Omron等表示向中国转移生产设施，这是他们2003财政年度利润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 ，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确实可以作为日本企业保持和加强其全球竞争力的直接解决方案。通过将生产设施移向中国，日本跨国企业可以将他们生产技术和全球品牌网络的相对优势，与中国低廉劳动力向结合，提高他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来中国会为现有的日系制造商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从而为这些公司提供将市场从海外转移到中国国内的选择机会。这种选择机会是长期利润的保证。

責任編輯：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