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日本政府预测，日本名义和实际GDP增长率，2001年度分别为-2．4％和-0．9％，2002年分别为-0.9％和0．0％。2001年11月份日本失业率高达5．5％(按欧美统计标准则为10％以上)。经济不景气还表现在股市汇市双双下跌方面。

 
一、经济复苏的障碍

 
　　1998年末和1999年初，快速恢复的经济源于增加的政府支出--直接带动GDP增加1．2个百分点，还不算减税及乘数效应。到了1999年中期，政府支出增幅放缓，日本又转向大规模的货币刺激，这包括从1999年 2月到2000年8月的零利率和随后的0．25％的利率政策。此外，信息技术的浪潮以及美国及亚洲经济的复苏，贸易盈余大幅回升。但这些只不过是维持了一段时间。

 
　　本来，政策刺激是希望提高产出和收入水平，增加消费和带动投资。结果却令人失望：收入的确在增长，但增幅非常缓慢。1999年中期到2000年秋，月工资只增长了1％，而过去恢复时期则回升2—3％。此外，消费支出水平也没有上升到经济复苏所要求的水平。这样， GDP有所回升，内需依然不足。例如，2000年第三季度的内需仍低于1997年的水平，比十年前只高5％。

 
　　国际货币基金的研究报告指出，投资下降是90年代日本经济滑坡的最主要因素。而投资下滑又主要是由结构因素引起，如资本过剩，负债过多等。除非资本过剩的问题得以解决，投资将继续低迷。事实是，日本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在增加过剩资本。1998年新增资本低于1991年高峰期的水平，但绝对水平仍然很高。资本存量(工厂机器设备，办工楼，公共设施和房屋)与GDP的比例1990年为1：1，1998年变为1．33：1。根据经济产业省的推测，日本资本存量有15％过剩。

　　近年来，产业部门的生产有所下降。例如，纺织行业生产能力下降20％。但是，大多数产业部门的下降幅度较低。
 

　　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系，阻碍消费和投资的暂时性障碍会自动消除。但在日本的经济社会中，由于私人部门需求不足，上述因素并不会自动消除。影响当前经济衰退主要因素是：

 
    1．过度储蓄。

 
　　在达到充分生产能力的经济社会，某人的储蓄等于其他人的支出。否则，总需求不等于总供给。储蓄过多意味着支出过少。通常情况下，企业借居民的存款进行投资。如果企业和居民都增加储蓄--而不是投资和消费的相互抵消--经济就陷入衰退。过度储蓄是指“投资--储蓄缺口”，社会储蓄大于投资，私人部门需求不足。

 
　　实际上，近年来过度储蓄与日本企业部门有关。1998年公司投资净借款占GDP的比重从2．3％下滑到-4．5％，即GDP下降近7个百分点，这才是经济衰退的主要来源。1999年公司净借款占GDP的比重为-0．1％，而居民净储蓄占GDP的比重仍高达6．1％，表明过度储蓄现象仍很严重。

 
　　企业净储蓄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55--1973年间，日本经济年均10％的高速增长是由于高的企业投资率的推动。高投资相应要求高的公司和居民储蓄率，否则，经济不能达到均衡。到了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趋向成熟，年均增长率仅为4％，额外生产能力的需求相应降低。例如，企业投资(厂房，设备，土地和库存)占名义GDP的比重1960--1973年为24％，1975年后(不算其间的经济泡沫)下降到15％，下降了9个百分点。

 
　　这期间居民储蓄确有下滑：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从70年代的11％，80年代的8％，下降到90年的6．3％。公司如果能利用间接融资吸收下滑的居民储蓄率，过度储蓄的现象可以得到缓解。但公司的现金流量 (企业盈利和折旧等)占GDP的比重却与经济高峰期相差不多，占GDP的12--14％。其结果是企业借款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从70年代早期的10％，80年代的5％，到90年代的3％，企业借款和投资不足以吸收降低了的居民储蓄。1998--1999年日本企业净借款为负数，表明企业减少投资和向居民的借款，用内部现金流量的方式进行资本融资，像家庭部门那样实现净储蓄。

 
    2．居民实际收入减少。

 
　　在“以生产者为导向”的日本，垄断和保护性规章使消费品价格猛升，消费者实际收入也在下降。通过剔除价格因素，我们发现1998年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工资，利息和分红)的份额比1978年前下降了6％。阿尔伯特安多(Albert Ando)教授指出，1970--1998年居民部门的全部资本损失竟高达389万亿日元，其中有290．8万亿日元是通过普通股和金融净资产方式流失的。具体说来，公司通过折旧基金，利润留成和少量股份分红的形式积累大量资本(现金流量)；此外，公司还利用日本的经济结构——多数居民的投资方选择低利息储蓄--得到金融机构的低息贷款，结果是资本过剩，资本的市场价值低于成本，股民(居民)最终蒙受资本损失，导致消费低迷。

 
　　3．不断攀升的银行坏账。

　　日本的不良资产被定义为破产公司的贷款，至少超过三个月的利息贷款，及冲销的利息或部分本金。1992--2001年(财政年度)，银行的不良资产和累计坏账增加很快，所占GDP的比例分别增加4％和10％。

　　实际银行坏账数目比官方统计的要多--绝大多数的城市土地价格已下跌，相当数量的抵押贷款不能再充当抵押品。诚然，银行会根据政府的估计重估价位下滑的资产，但市场价格下降的速度经常要比银行估计的要快。而且，银行一旦售出抵押品，其价格将会更低。此外，现行的不良资产仅限于那些不能偿还现行银行低利率的公司。一旦利率上调，坏账数额将会更大。

　　把银行坏账危机推向前台的是市场信心不足。多年的弄虚作假和腐败，使得人们不再轻信银行和财政部的有关数字。一些银行被发现不法转移坏的资产以保护企业；一些政府和银行官员接受贿赂。例如，在日本财政部宣布了长期信托投资银行(LTCB)的良好资信之后不久，这家银行却宣告破产。

　　庞大的银行坏账，与银行自身迟于清理坏账有关。银行不愿或不能对长期客户采取强硬措施，而是期待着经济的好转。1999财政年度(截止到2000年3月)内，清理的银行坏账3．8万亿日元，只占显性不良资产的13％。2000年3月至9月，这一比例降为3％。

 
　　4．财政陷入困境。

 
　　为了防止新一轮经济衰退，政府不断地追加财政投入。似乎没有财政赤字，就没有经济增长。财政赤字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OECD的30个成员国中，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8．2％。1990年全部政府债务为GDP的60％，1991年为120％，近年来已突破140％，远远超过了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73．6％)。

　　但财政政策的长期效果不大明显，如前所述，投资并没有更进。于是政府当局得出如下结论：财政政策失灵和没有必要。结果错误地导致了1996—1997年度削减公共开支和1997年春增加消费税政策的出台。实际上，90年代的财政政策有助于经济恢复。90年代初期强有力的刺激有助于防止1992—1994年度的经济衰退和1995—1996年度的暂时复苏；1996年和1997年初的政策回流，导致了1997—1998年度的经济衰退。

　　尽管如此，日本朝野似乎对债务危机十分敏感。在日本社会基础设施已经完备，公共工程投资效率不佳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政策并不感兴趣。不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执政党的新口号。例如，小泉提出要建立健全公共财政，来年国债发行额不得超过30亿日元。从近期看，日本在实现财政紧缩。

 
　　我们认为，庞大的政府债务负担将逐步腐蚀日本经济，而不会使经济突然崩溃，出现诸如墨西哥(1994年)，俄罗斯(1995年)以及东南亚(1997年)和阿根廷(2001年)那样的金融危机。毕竟，日本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是最大的债权国和贸易盈余国，它的外汇储备最多。过去1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大，日本经济仍具有相当的发展前景。

 
　　实际上，庞大的公共债务不是问题的原因，而是问题的表现。不断减少的财政收入，而不是增加的财政支出，是公共债务上升的主要根源。从2000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来看，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6．8％，只比1990年财政年度增长1％；而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9．8％，则比1990年下降了近4％。看来，没有私人部门的快速增长，赤字困境很难摆脱。

 
二、日本经济复苏的政策取向

　　1．针对居民资本过剩和消费不足的实际情况，日本可通过折旧和利润留成等政策，转移企业现金流量到居民部门，减少投资储蓄缺口，增加个人消费需求。

 
　　2．要使经济真正复兴，必须消除坏账，以及背后的经营不好的借款者。如果坏账仅仅是由于银行无力贷款引起的，则注入银行资本金就可解决问题。坏账问题难以解决，主要在于许多无力借款，无力投资的企业。从这种意义上讲，解决借款企业的问题意义更加重大。

 
　　3．处理好经济景气和财政改革的关系。日本政府当局两难选择是，要么增加预算，要么冒着经济萧条的危险去削减预算和年金开支。其实，问题在于赤字开支没有用在改革调整以刺激私有部门上来，财政赤字也就没有止尽。我们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有必要，但政策重点要做些调整。在日本“没桥可修”，降低企业税负没有多大必要的情况下，政府可降低个人税负，以抵消结构改革给消费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而稳定甚至提高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

 
　　4．不宜依靠贸易盈余摆脱困境。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正是通过增加出口，走出经济下滑的困境。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大幅升值，结束了出口拉动策略。目前日本出口只占GDP的10％左右，贸易顺差只占GDP的1--2％；1990--1997年GDP平均增长2．15％，而贸易顺差的贡献只有0．14个百分点。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因此不宜将扩大外需作为重点。

 
　　5．谨慎使用日元贬值政策。在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汇率政策似乎成了日本摆脱困境的救命草。调整汇率本是一国政府行使经济自主权的表现形式，但当前日本政府让日元贬值时，应谨慎行事。因为一旦政府宣布或默许日元贬值，就意味着日本股票和债券资产缩水(反过来推动日元贬值)，美元债券自动升值，投资者将抛售日元资产，外资流入也会锐减。而且，日元贬值极易导致贸易摩擦，出现新一轮货币贬值和经济动荡。另外，日元贬值固然有利于出口，但对于一些著名的大企业，效果未必明显，因为增加出口带来的利润会被增加的进口所抵消。

 
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几点启发

 
　　1．继续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导的方针。日本经济衰退及日元贬值，世界经济增长的放慢，要求我们在加大对外贸工作的支持力度的同时，继续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的战略方针。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扩大内需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的优势所在。不过，我国扩大内需的背景与日本有些不同：日本资本过剩，政策重点是刺激个人消费需求，继而带动投资；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成长期，吸收资本(包括外来资本)的空间很大，扩大内需要靠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拉动。

 
　　2．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80年代末期，日本大量资本投向房地产而不是技术开发和创新，结果是经济出现泡沫，大量资本和设备过剩。这给我们的教训是在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及时注意产业结构的换代和升级，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日本的企业结构调整不力也值得注意。1996年的金融改革并不成功，就是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借款人--低效率的企业没有被触动。以此为鉴，我国银企改革应同步进行，这就要求加强金融监管，有步骤地进行企业破产兼并等。

 
　　3．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政权更迭和政策的不稳定性，大大影响了日本宏观调控效果。相反，我国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的成功——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就在于政策相对稳定。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问题已有所显现，货币传导机制也不大顺畅，我们一定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不要随意改变宏观调控方向，在民间投资不振、经济自主创新机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根据经济形势的需要，灵活微调。

 
　　4．未雨绸缪，防范外汇风险。我国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汇率变动空间有限，因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政策用得较多。对于国际市场上大的汇率变化，我们常采用行政管理的方式，这包括停止外汇交易和禁止外汇汇出。行政管理的好处是简单有效，不受外部控制，缺点是容易出现资本外逃，外汇黑市活跃。这次日元贬值发生在我国入世以后，外汇行政管理办法受到限制，人民币币值稳定受到直接威胁就是例证。因此，审时度势，从行政管理向市场管理过渡，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是防范外汇风险的重要一环。

责任编辑：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