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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9月21日，中日邦交正常化32周年前夕，《瞭望东方周刊》在北京饭店贵宾楼独家专访了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

　　初秋的北京，白天的最低气温只有13摄氏度左右。10点30分，我们按预定时间走进河野洋平的房间时，房间内还有些寒意，但采访没多久，感觉一点点地热了起来。话题也越来越丰富，采访时间超出了预定的40分钟，采访内容也远远地超出了我们事先提交河野洋平的提纲。在1个小时的时间内，河野很有兴致地回答了《瞭望东方周刊》的所有提问。

首脑间的交流很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1994年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曾访问过中国，这回河野洋平先生作为议长再次访华，中间隔了10年。

　　河野:一年以前，日本曾计划让当时的众议院议长绵贯访问中国的，但议会解散后，议长也换了。绵贯在后来实现了访华，说起来从日本的前任议长访华到这次我出访，中间还不到一年时间。

　　《瞭望东方周刊》:中日首脑间的直接交流在这三年里没有能够实现。我们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了中日首脑间的正式访问的中断。这次你作为众议院议长来中国访问，是不是可以认为你为中日首脑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契机呢?

　　河野:我和日本外务省的看法不一样。外务省觉得日中首脑在东盟会议上，在其他国家多次会晤过，交流一直没有中断。我不那么看。当然这样的会晤比没有要好，但更重要的是相互间的直接访问。小泉首相应该直接到北京来和北京市民接触，让市民了解他，应该直接对北京市民谈他的理念。如果没有这样的交流，两国国民的相互理解就不能深入。我也希望中国首脑到日本去。过去朱基阁下访问日本时，给日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国民从他那里看到了一个新时期的中国。新的中国首脑能够访问日本的话，也一定能加深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象的。从电视上能看到两国首脑在遥远的一个国家中的会晤，从你们记者的文章中能读到两国首脑的交流情况，当然这也是需要的，但三年中两国的首脑不能去对方国家正式访问，这就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停滞。

　　《瞭望东方周刊》:河野先生此次访华，是不是打开了两国首脑互访的大门?

　　河野:我这次是接受全国人大的邀请来的，是立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交流。首脑间的互访，应该是行政机关之间的访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还不是一回事。众议院议长不能决定所有事，很多问题还是要和行政机关的首脑直接谈。

宪法第9条值得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众议院是个立法机关，最近国际社会非常关心日本的修宪问题，而这个问题和日本的海外派兵、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也紧密相联。

　　河野:修宪与海外派兵是连在一起的。日本的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考虑到修改问题了，它要求众议院、参议院2/3以上的议员同意，经过国民投票后，就能进行修改。现在日本的媒体认为修改宪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各种民意测验的数据都表明国民希望修改宪法。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就能知道修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要是提问“该不该修改宪法”?大多数人听了以后，会觉得宪法都使用了50多年了，这期间其他国家不定修改了多少次宪法了，只有日本一次也没有修改，觉得该修改了。这里他们只是觉得该修改了，而没有深刻思考问题在哪里。

　　《瞭望东方周刊》:可能会修改哪一块呢?

　　河野:这方面的议论就太多了。刚才我讲到了社会党的土井，土井是个“护宪”派人物。其他政党中有“加宪”派、“创宪”派，当然也有“改宪”派。各个党派都把修改宪法当成了自己政治活动中的一个旗号，创造出的这些新名词，有些让日本的年轻人听都听不懂。欧美的学者说到这个问题时，也是十分的挠头。
日本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在想修改宪法，但没有说好修改宪法的哪个部分。应该是先明确了修改内容，然后再讨论是否修改。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最关心的是日本宪法第9条。

　　河野:宪法第9条的确值得关注。这里有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现行宪法的防卫问题。有不少日本国民希望按照宪法的规定维持一个自卫的力量。这里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是联合国指定的任务，不是到别的国家参加战争去了，而是维护和平去的，日本应该可以把武装力量派出去。但这些人认为不需要修改宪法第9条。第二种意见和以上意见相对立，他们主张修改宪法，让宪法明确规定日本拥有一支武装力量。他们希望在第9条内加入一部分内容，让日本的军队在接收到联合国的请求后派往国外。也就是把现在日本正在做的事明确地写进宪法。更有一些人认为，（日本的军队）应该能和美国一起，到世界任何地方去。总的来说，日本有三种对宪法的看法。三种看法加起来，要求修改第9条宪法的人大概占了人口的一半。但是，三种意见中，持第三种观点的并不是多数。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在中国经常会谈到日本战后的和平理念。和平理念应该是现在向全世界广为告之的一个理念，一个解决国际争端的理念，但现在日本却要通过修改宪法，修改第9条让这个理念失去光彩了。日本还坚持和平理念吗?

　　河野:护宪派的人说，宪法是绝对不能改的。批评护宪派的人又说：日本人在和平环境中都待傻了。我认为批评护宪派的人才是在和平环境中待傻了的人，他们已经感觉不出和平的重要性了。日本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对和平本身没有一点感受。我还有一点觉得很不可思议，那就是自民党在建党的时候，把修改宪法当成了一个目标。自民党内很早就有一批主张改宪的政治家。在他们内心中有种观念，就是现在的宪法是美国人硬塞给日本的宪法，日本自己应该制定一部自己的宪法。但现在有不少人为了和美国一起行动，主张修改宪法，这和初始阶段的自民党纲领完全背道而驰了，我觉得不可思议。

民主主义是用鲜血换来的

　　河野:在谈到修宪问题时，有不少日本人觉得日本的民主主义是美国人给的，美国人给了我们这部宪法，也给了我们民主主义。我反对这种观点。在大正时期，即1912年至1926年期间，日本出现了大正民主主义。但这个民主主义非常脆弱，没有能和军部抗争，日本也因此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时期。不管怎么说，日本是有过民主主义时期的。有人说现在日本的民主主义是从美国讨来的，但实际上在大正时代，日本已经有了民主主义萌芽，或者说民主主义已经在日本开始生根了。日本人应该对已有的民主主义有信心。

　　《瞭望东方周刊》:换一个角度说，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也是日本用鲜血换来的。法西斯主义行不通，日本人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的教训得出的。

　　河野:你说得很对。新的民主主义、和平理念应该加入“无核三原则”。日本的外交是以这些原则为理念的，到什么时候都不该把这些理念丢掉。

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不少人从国外看日本，觉得日本的外交就是简单地追随美国。如果日本当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该如何行使自己的责任呢?

　　河野:在联合国大会上第一个出来说日本要当常任理事国的是我，那时我是外务大臣，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如果国际社会愿意让我们当常任理事国的话，我们会出面的。我在大会上说过，我们的行动是受日本宪法限制的(日本宪法规定不使用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如果答应这个条件，我们有意当常任理事国。如果觉得我们受到了日本宪法的限制，不适合当常任理事国，我们保持现状也没有什么。在受日本宪法限制的条件下，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我是这么想的：也许外国人看日本时，觉得日本在追随美国。日本和美国有种特殊的关系，日本外交以对美外交为基轴，所以和美国共同行动的时候也多一些。但是，日本进入常任理事国，与其他国家最不一样的是我们没有核武器。现在的5个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而日本是惟一的一个受到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再有就是日本国民也希望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联合国费用中的20%是日本出的，我们是向联合国交纳费用第二个多的国家，美国第一位。我们交的费用那么多，但在联合国却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希望有一个和我们支付的费用有些关联的发言权。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当时小泉纯一郎议员就对你的发言提出过反对意见。

　　河野:(苦笑一下)当时小泉说，不应该那么轻率地发言，要说的话应该事先得到国民的同意，让国民知道哪些是我们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现在是小泉首相要在联合国发表演说，谈日本参加常任理事国问题了。

合作能解决资源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中日媒体都报道了中日间的油田之争、俄罗斯石油管道之争，两国不应该这么争下去，我们可以合作的领域也是大量存在的。比如中日韩共同采购石油、储备石油等。

　　河野:昨天我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也谈到了石油问题，谈到了粮食问题。石油、粮食是不能靠争夺来保证的。这是关系着人们生存的一个大问题，是靠地区合作来解决的问题，需要有一个稳定、平等、安全的国际环境，最重要的是大家协商解决问题。日本、中国、韩国的外交应该在这里发挥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其实使用替代能源，能相当程度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这个方面中日之间可以合作的地方有很多，比如在太阳能利用方面，中日可以共同推广这方面的技术。

　　河野:我对新能源了解得不是很多，但我总在想，能源不能是用完就完了，应该找到一种能持续使用的能源，应该进行这方面的开发。我还在想，现在的能源使用特点是在一个地方发电，然后向外输电，结果输电过程损耗很多很大。石油也一样，靠石油管道运送石油，也是浪费较大。应该找到一种小型的、损耗小的能源发生方法。中国和日本加起来有14亿多人口，找到了一个我们可以共同开发、共同利用的能源，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

加深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从这个月起，又有不少中国省份的居民可以去日本旅游了。目前日本使馆正在北京举办日本电影节。市民与市民的交流，在北京看日本电影，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对日本的理解。

　　河野:日本简化了中国中小学生的入境签证手续，两国的交流会越来越频繁的。现在我们还靠飞机，一次几百人几百人地运送，中日之间每天有1万人往返于两国之间。如果交通问题解决了，人员的交往会更加频繁的。

　　《瞭望东方周刊》:包括我们媒体在内，民间的各种形式的交流越来越多，河野先生对媒体有什么希望吗?

　　河野:媒体在两国的交往上做了大量的报道，增进了相互理解。媒体报道中应该有一些对其他国家的理解、宽容。我不想批评媒体，媒体报道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也是应该的，但我希望也能报道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加深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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